鉴书堂 |《战后日本经济史》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规划者之友 Author 徐南南
买来野口悠纪雄的《战后日本经济史》就如饥似渴地读起来，320页，2天看完。在中美贸易战开打、大中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的时候了解日本经济的起落显得很有价值。
01.
“1940年体制”
刚刚看到1990年代初时，一个大的感觉就是现代社会的制度高度复杂、各自变化、相互作用，要想考察现代社会的变迁，一定要对各种制度的细节有所考虑，否则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野口的经济史的确是写史，虽然有明确的论点，但并不使用论述文体，而是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夹叙夹议。我的历史写作也希望如此，但我更喜欢把观点阐述得严谨一些，机制讲得清晰一些。野口的观点是，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他所称的“1940年体制”，而泡沫经济也是由于1940年体制。所谓“1940年体制”就是战时日本建起来的政府深度调控市场价格、干预企业管理、组织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框架。它让日本大藏省、日本银行等部门在经济发展中有非常大的规划和调控权，具体而言就是日本银行掌握的利率和外汇管制制度，以及大藏省掌握的“财政投融资”制度（P104）。后者大致相当于我们的政策性金融，由政府财政、邮政储蓄、养老保险等资金的运用来实现基建、核心产业、小微企业、农户和个人贷款方面的投资。
他认为，这样的体制适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因为那个时期主要是发展各种重工业，需要密集地投入资金和基于指令和协调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之后恐怕就不适合了。他认为，1980年代后半期的社会已经不再需要“1940年体制”（P210），过度的金融缓和政策——也就是货币宽松政策——催生了土地泡沫。我认为，他没有很好地讲清楚到底为什么东京的地价会暴涨。除了大家的乐观情绪——认为东京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以及金融缓和政策带来的资产过剩——他仅仅谈到日本国有铁道用东京赚的钱投到边远山区而没有扩建东京铁路，以及《租房法》造成的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02.
今日中国 vs. 1980年代日本
看他描述的1980年代末日本社会的种种怪象，就觉得非常像今天的中国。“理财技术”是脱实就虚的（P191-193）；地价飞涨、股价飞涨、买名画、建高尔夫球场、买海外物业，这些事情都在今天的中国出现。所幸的是中国毕竟在日本出现过这些现象之后，政府有一些措施来遏制这些现象。但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只是发烧降温之策，没有根本医治，甚至没有提出根本医治之方。难道这就是经济发展、资本过剩的必然宿命吗？！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天道未必酬勤，巨富源于虚业”（P204），这跟战后由于通货膨胀而造成旧地主阶级没落形成鲜明对比：彼时“战争时期与战后推行的改革将战前的统治阶级一扫而光，为形成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P41）。
他很不满小泉和安倍政府的维持1940年体制、扩大政府干预的政策，他甚至认为货币宽松政策——这个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都显得不合时宜。2006年以后日元的贬值促进了日本制造业的繁荣，他认为这是在维系夕阳产业，而日本经济的问题在于没有新兴产业起来，其原因就在于强政府干预一直在维系旧产业，而新产业是不可能通过强政府干预而建立起来的。
他认为“政府干预多一些还是政府干预少一些”的问题，答案因时代而不同，特别受到技术的影响（P293）。1970年之前的技术有利于厚重长大型、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强政府干预有利于这样的产业发展。1980年代以后的技术发展需要市场，这个强政府干预的1940年体制就不行了。所以“以市场为核心的美国和英国地位重新上升，而以组织为核心的日本和德国经济则走下坡路”（P293）。
03.
欧美日经济，到底谁强？
他讲的旧技术产业就是西方学者所谓的“福特主义”生产，而新技术产业则是“后福特主义”，他的观点和我以前了解的后福特主义的思路大相径庭。
首先，英美学者并不认为1980年代以后美国和英国的地位重新上升。以IT产业为代表的后福特主义的确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制造业的衰落使得英美等国贫富差距扩大：IT产业只能提供少量的、高受教育者的就业，而绝大多数一般劳动者无法在这些行业中获得岗位。我觉得这个观点在北美学界应当是共识。
其次，日本经济的问题比英美经济体的更严重么？我不这么认为。我看许多经济学家也不这么认为（见《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年夏季的一篇采访） 。这些年日本GDP虽然几乎不增加，但人口在减少，人均GDP增速是G7国家中最高。日本经济的最大问题——实际上是日本经济不增长的原因——其实是劳动力减少。虽然欧美等国的移民国家传统使他们避免了白人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问题，但欧美缺乏对制造业以及其他落后（或说传统）产业的保护和鼓励，这让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境况没有改善；相反，从纯收入意义上可能还后退了。日本虽然贫富差距也在扩大，但没有欧美那么严重。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低收入国家来的移民实际上成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两种意义上的下层阶层，从全社会来看，这种差距比同一民族的日本大很多。
第三，日本的产业中确实IT业差很多。在日本旅游，几乎感觉不到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交通卡充值完全不能用手机支付，报纸发行量依然很大，没有人网购，依然有出售和出租DVD的大型卖场，想看啥电影都要买（或租）DVD，甚至还有专门看DVD的计时出租屋，这说明在线视频业也很落后；同样地，传统媒体如电视台等要比网络媒体的存在度高很多。虽然IT业不发达，但是日本城市里的服务业高度发达：业态十分丰富，销售的商品、提供的服务种类也很丰富，从业者的精神风貌和服务精神也很好。这些传统的服务业虽然显得不怎么高大上，也不创造恢宏的股票市值，但实实在在为中低阶层提供了就业。
04.
IT业的好与坏。可能主要是坏
我觉得IT业落后也许从产业升级角度说“坏得很”，但是从保护中低端就业的角度说却好得很。中国的互联网业虽然发达，但其创造的中低端就业不但数量上比其摧毁和抑制的少，质量还差很多。网购十多年的发展，摧毁了多少线下商业！现在北京，很多东西都想不出来如果不网购，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即使买得到，质量一般、选择较少、价格还贵。从家庭经营的小卖部到高端的购物中心，全都在遭受网购的冲击。这些从业者如果哪一天失业，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互联网创造的就业，一是快递，这非年轻男性不能做；二是后台客服。这两种都是低收入、高辛劳、低趣味（比在卖场做销售员更无聊）、易于被机器替代的工作。城市商业的从业者会去做这些工作吗？恐怕不会。
IT业创造的黄金岗位是程序员和管理人员，而这些就业都集中在一线城市，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IT业驱动型的发展会扩大城市、区域之间的差距，扩大人和人收入之间的差距。中低技能岗位不断减少，假如这种趋势不遏制，下一代人恐怕真的只有打得头破血流地往上爬才能有一个岗位了。怪不得大中城市的中产阶级都拼死拼活地教育自己的孩子，来自这代人的就业焦虑形成了这样的怪象。
IT业带来的就业替代、产业萎缩，野口没有看到。他太执着于产业升级理论了，却没有看到还有消费升级的观点。和中国相比，日本人消费的方式方法高级多了。且不说日本一线城市的“可逛度”远远高于中国一线城市，日本超市、便利店里销售的商品的种类数量和品质也大大高于中国同等水平的卖场。日本的生活服务业也很发达，服务人员的热情周到度远高于中国。在日元贬值、国人收入增加的背景下，日本的商品和服务看起来越来越有吸引力，怪不得日本旅游最近越来越热。遗憾的是，这种“日式服务”除了吸引旅游外是无法出口创汇的；日本的商品，在我看来，也没有足够地向中国等市场渗透。尽管这些年日本对外贸易重新实现了顺差，其更高级的消费业并不能像出口汽车和高技术产品等带来那么多的财富。
05.
经济和人，谁服务谁？
总而言之，我认为野口讲对了一半，讲错了另一半。
1970年以前的日本受益于强政府干预，而这种强政府干预——即书中所谓的“1940年体制”——现在也影响日本，而且不是负面而是正面的影响。因为日本经济如果放在全球发达国家的参照系中看，不是坏得很，而是好得很。不同于他的观察，市场化改革没有在1980年代之后让英美腾飞。或许经济数字上他们还不错，但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IT业发展或许是经济发展的救命稻草，但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救命稻草。
日本经济的问题不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是人口老龄化。
经济学家往往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观点，觉得人口问题拖累经济发展，要发展经济，就得增加劳动力。这背后的假设其实是人为经济服务，看得再近一些，则是人为资本、利润服务。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会叫它“资本主义”。
实际上，经济发展应当为人的发展服务，所有人的发展，就是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站得远一些、靠得后一些看日本经济就会发现，日本的经济政策其实基本都走对了。如果说按照资本主义的评价标准，他们的错，就错在让人为经济服务。而这不是日本的错，是全球所有遵从资本的逻辑发展经济的国家的共通问题，中国也不例外。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不利于养育后代的——双职工家庭，夫妻都要保住饭碗、要买房、要通勤上班，哪里有时间和精力生儿育女？前资本主义就不是这样的：人们群居一起，生产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七大姑八大姨、叔叔大爷的孩子一起养。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原子家庭是无法独立生存下去的，甚至一个社群的存活也有赖于人丁兴旺，只有多生孩子，才能提供足够的生产力和生活资料。孩子代表财富。
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享有极大的自由，其表现就在于“不那么依赖他人”。不必承受妯娌媳妇公婆舅母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压力，夫妻俩可以过二人生活。甚至一个人、不结婚都可以生存下去；不，几乎是必然地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因此，生育子女就是负担了。孩子代表负担。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逻辑其实是要求人丁兴旺的，只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即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大军”，劳动供给就会存在供过于求的状态，资本的所有者就可以支付低一些的工资，保有利润。然而，生育率还是下降了。这也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未预料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吧！我认为，这种结果的发生机制其实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当经济的自由解放了每个个体，他们自由的精神就会突破社群、家族的桎梏，追求独立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可是，养过孩子的人都会有体会，独立生活易，独立养娃难！
06.
经济好不好，看城里年轻人愿不愿生娃
两天看完70年日本战后经济史，心中总在追问，对于中国有什么启示？中国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类似于日本的“1940年体制”。书中讲的导致大藏省公共形象败坏殆尽最终被分拆的“无内裤火锅店”事件（官员接受色情宴请）与中国官员的种种腐败细节有许多“共鸣”。官员因掌握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力而腐败，这本身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官员们分配资源的决策是否总是正确的？财政投融资政策、货币宽松政策，这些日本官员们使用着的公共政策工具也被他们的中国同行们所使用着。我们如何能比他们使用得更高明？应当是比他们更高明的，毕竟他们是“前车之鉴”，我们是走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前进。
在“政府主导”的问题上拿中国和日本相比，中国政府的主导性更强。日本有明治时期就留存下来的“财阀”，丸之内的巨商和霞关的部委或许能形成某种微妙的平衡（图1,图2）。而北京金融街上的那些国企，不个个为长安街上的官员马首是瞻？这或许不是坏事，正是大国企的“听话”，他们的既得利益还受到党和国家的制约，给了IT业民企崛起的机遇。党和国家通过国企掌握大量的资源，也可以进一步实现宏观调控的物质保障。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不能跳出“人为经济服务”的思维定式、让“经济为人服务”呢？我想，这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之策，也是超越既有所有发展模式的必然道路。
我不知这一天何时到来。但知道，如果哪一天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愿意生孩子了，这一天就到了。
图1 丸之内地区示意图（丸之内是日本大企业总部的聚集地）
图2 霞关地区示意图（霞关是日本中央政府部委的聚集地 ）
注：图1,图2为作者在东京旅行时拍摄
一些问答（摘自本文首发评论区）
Q：这本书里有关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产业和社会经济生活怎么演变的内容吗？我一直想找一些类似的书籍看看。
A：有！而且通俗易懂，语言亲切，简直舍不得看完。
Q：“中国的互联网业虽然发达，但其创造的中低端就业不但数量上比其摧毁和抑制的少，质量还差很多”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我认为就业质量可能变差了但创造的就业数量未必少了，请问博主能不能进一步说说这个推论？
A：这个是拍脑袋来的，没有数据支撑。具体是这么拍的：一件商品从设计到用户手中，之前生产之后要批发、分销、做零售推广，另外要想让分销商卖，还得对分销商推广。现在在线上直销，两种推广的营销工作取消了，批发、分销的工作取消了。也许创造了更多前端设计岗和网上销售的管理岗，但应当比取消的少。
Q：可能更准确地说，是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但劳均产出的gdp持续保持上升？
A：是的！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上的几个经济学家是这么说。
Q：如何定义“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发展的经济应该是什么样的？
A：至少是人口得增加的发展。
作者：徐南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研究生，《国际城市规划》加拿大站联络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史。微信：nx2113
延伸阅读
编辑、排版：张祎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