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关人—地情感的研究近年来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国外学者对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这些研究以对情感的操作化定义为理论基础，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情感数据；运用GIS分析将收集到的情感数据与空间数据相结合，在地图上予以呈现。这类标绘研究不仅可以提升人—地情感的理论和数据在土地利用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规划决策制定中的实用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普遍采用了PPGIS的调查方法，为我们打开了思考和实践人—地情感标绘作为公众参与规划决策的有效途径的大门。文章最后提出了未来情感标绘研究在理论、应用以及和公众参与理论结合方面的可能发展方向。
有关“人—地情感”（people-place emotion）的学术研究——在地理学中被概念化为“地方感”（sense of place），在环境心理学中被概念化为“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等，在过去的20多年中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所有分支。其中，除了在理论方面的发展和定量研究方法方面的丰富以外，一个更为值得关注的方面在于对人—地情感的“标绘”（mapping）。一些学者开始探索以基于地图的空间图示语言呈现人—地情感的量性强度与质性意义。
人—地情感，顾名思义，即人们与某个地方之间的情感连结。从地理学上讲，“地方”通常指可以用地理空间特征描述的地点或地区，如家、社区，或城市。人们在生活中使用这些地方，并赋予其不同的“意义”（meaning），从而产生特定的情感。如此，作为地理空间概念的“地区”就转变为具有人文意义（或社会意义）的“地方”，即人文地理学中的place。长期以来，有关人—地情感的研究多采用量性研究方法，仅从“人”的层面研究人—地情感的强度、维度（主要指人—地情感的成因或类型），以及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情感和作为解释变量的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人口统计学因素）。相比之下，标绘研究强调对“地方”层面的关注，将“地方”的物质环境特征和“地方”的人文（或社会）内涵在人—地情感中的角色和重要性等关联，从而使研究成果在城乡规划领域中（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的实用价值方面优于传统的量性研究。不仅如此，标绘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公众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PPGIS: Public Participation GIS）技术更开辟了嫁接人地情感与公众参与的路径。在中国，人—地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地方感和地方依恋等概念在旅游地规划中的应用。其在城乡规划领域的实用价值一直未得到重视；在既有领域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多以量性研究为主。
本文的研究主要探讨国外学者对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包括其理论基础、方法，以及图示化的研究结果应用于土地利用规划和景观管理等方面的讨论；探讨其在提升公众参与方面的意义和潜力；为扩展人—地情感研究的应用范畴，为发掘相关基础研究，探索城镇化进程中的积极规划决策模式提供参考。
人—地情感研究的内容包含了人们与生活环境之间情感交流的多个方面，但探讨人们的情感与生活环境的空间维度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其中之一是从微观层面研究人对特定地方的情感与该地方的空间环境特征之间的关系。如将研究所在区域（如居住社区）的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风格、空间布局（如新城市主义理念下的城市社区布局或现代主义的城市社区布局）等等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其与人们对该地方情感的强弱程度的关系。但是，这种对地方的微观物质环境特征和情感强度之间关系的研究忽略了对这些特征在人—地情感形成过程中的角色的解释。另一类研究将地方的空间尺度——家、邻里、城市、区域——作为变量，分析其与情感强弱之间的关系，如列维卡的研究。但同样没有解释空间的尺度如何参与了人—地情感的形成。
对于前者，理查德·斯特德曼的研究以及后来学者对其论点的发展认为：地方的空间特征并不直接参与人—地情感的形成，人们赋予该地方的人文（或社会）“意义”是搭建人—地情感的桥梁，地方在空间特征方面的变化是通过影响其所蕴含的人文（或社会）意义而对人们的情感产生影响。
对于后者，有学者提出将人—地情感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活动范围”（home range/ambit，也被译为生活圈）的概念相结合，认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使用和认知因不同的需求或活动内容而呈现出不同层面的空间范围。人对地方的情感正落实在这些不同层面的空间范围上。最近的如齐亚等的研究。
当前文献中，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与这两种理论解释平行出现，同样可以分为相似的两类，即对地方意义的标绘和对情感边界的标绘。
1.2 对地方意义在人—地情感中的角色及其重要程度的标绘波兰学者玛利亚·列维卡将标绘研究归为人—地情感研究中的质性研究范畴。质性研究侧重对地方蕴含的人文（或社会）意义作出解释。因此，主要的一类标绘研究就是在地图上呈现不同区域的意义。
里德和布朗等学者在2000—2005年间的一系列研究中，对居民心目中具有不同价值和重要性的地方的调查研究可以被认为是最早对地方在人—地情感中的角色的标绘。布朗强调为某个区域内不同地方的地理区位、空间特征等地理信息附上心理学属性对该地区的“生态的规划”（ecological planning）和资源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他将“景观价值”（landscape value）作为地方感的操作性定义，认为人们会出于从生理需求到情感归属等一系列不同的原因对不同地方的价值和重要性作出定位。这些价值定位可以被视为人—地情感的不同维度（或类型）。布朗在调查研究中拟定了不同的景观价值，并为每种价值的重要程度赋值。调查问卷是调查区域的地图，受访者被要求在该区域内用给定赋值的标识标出符合他们内心评价的这些地方。同时，受访者还被要求用给定赋值的标识标出一些对于他们来说“特别的地方”（special places）并给出选择原因。
例如：在对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基奈半岛（Kenai Peninsula）沿海地区的不同地方的意义和重要性调查中，布朗拟定了14种景观价值的类型（图1），并以不同的标识表示。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体排序。受访者根据他们的内心感受（从高到底），想象如何把100美元（假设价值）分配给这14种类型的景观价值中的某几个或任何几个，并在给定的地图上标出有资格获选的地方及其相应的景观价值类型；第二阶段是为每个所选的地方赋值。受访者用6个不同赋值的标识（一个50分、一个20分、两个10分和两个5分）标出其相对重要程度。此外，受访者还需要标出他们心目中的“特别的地方”。
图1 布朗对基奈半岛沿海地区地方价值和重要性的调查问卷中的图例
调查获得的数据通常经过数字化处理，如运用GIS软件进行空间分析（spatial analysis）。以“密度地图”（density map）等空间图示呈现出特定地理空间范围内的不同地方具有的不同意义及其各自的重要程度；以及具有不同意义的地方在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分布，离散（dispersion）与聚类（clustering）。图2为前述调查案例中，通过“空间分析”呈现的野生环境价值的“密度地图”。把不同的景观价值的密度地图相互叠加，还可呈现各个类型景观价值所主导的地方在地理空间范围内的整体分布图景。图3为里德和布朗通过对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楚加奇国家森林（Chugach National Forest）地区的不同地方意义的调查，得出的不同类型景观价值所主导的地方的地理空间分布。布朗等研究人员还依据具体的研究目标，对调查数据进行了更为复杂的空间分析。关于这一点，后文“人—地情感标绘研究在规划中的应用”部分会另外谈到。这里只介绍人—地情感的标绘如何呈现地方的意义及其重要程度。
注：颜色越深代表这一地方在人们心目中具有越高的野生环境价值。
图2 布朗研究中呈现的具有野生环境价值的地方的密度地图
图3 里德和布朗研究中呈现的不同景观价值类型的分布
布朗和雷蒙德在此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研究。他们将对景观价值的标绘称为“景观价值类型学”（landscape value typology）；并在2007年的研究中正式使用了“标绘地方依恋”（mapping place attachment）的字样，将对“特别的地方”的标绘称为“初步的地方依恋测量”（prima facie place attachment measure）。尽管布朗和雷蒙德仅把后者称为对人—地情感的标绘，但笔者认为，对景观价值的拟定与地方依恋的定量研究中对人—地情感的概念解构殊途同归。如经典的地方依恋二维结构概念——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是根据人们的功能需求和身份归属需求建立的。布朗和雷蒙德的研究中的景观价值也是根据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精神需求、文化需求等不同需求拟定。实际上，他们在研究中也验证了景观价值的标绘结果与地方依恋二维量表的测量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关联性，这一关联性也在他们后来的对情感边界的标绘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佐证。
与布朗和雷蒙德的研究相似的是波兰华沙大学的“华沙环境研究组”（The Warsaw Environmental Research Unit）发展的“质性评价地图技术”（evaluative map technique）；以及卡恰帕利亚和扬、沃茨克等、弗兰德和列维卡、布莱克和利耶布拉德等其他学者的研究。这些研究中对人—地情感的标绘方法一定程度上都源自对知名的“古尔德”（Gould）地图法的修正。其研究结果成立的基础是“假设地图上的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意义”。通常，研究人员向受访者提供一份绘制好的地图，要求他们用代表不同心理学意义的色彩（或记号）圈出（或标出）符合他们认为的具有相应感受的地方，如喜欢/不喜欢的地方、安全/不安全的地方、令人兴奋/单调乏味的地方，等等。
此类标绘研究可以适用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从微观城市社区到宏观的城乡区域。标绘研究得到的每个地图不仅呈现了不同类型的人—地情感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还有这些地方的人文（或社会）意义。不同地图之间显然还折射出个体间的情感差异，可以用来进一步分析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和社会学变量对人—地情感的地理分布情况的影响。同时，这些测量结果经数字化处理并叠加为合成地图，还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质性数据与量性数据的结合。如图2中不同颜色深浅所揭示出的不同地区重要程度的强弱。
1.3 对人—地情感的“空间边界”（spatial delineate）的标绘
另一类标绘研究是在地图上呈现人—地情感的分布范围和边界。
这类研究最早可以与环境心理学中应用认知地图确定人们观念中的邻里边界（determination of neighbourhood boundaries）的研究，以及其他与空间边界标绘相关的研究联系起来。如尤兹尔等的研究中用认知地图测量邻里边界和人们与地方相关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又如布伦克霍斯特等的研究要求受访者在地图上圈出他们依恋的社区的空间区域，并据此重新定义社区划分；等等。
不过，这些研究仅是借用了人—地情感与人们对地方的认知之间，以及人—地情感与人们的行为模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这一理论事实。如尤兹尔等的研究发现对邻里边界表现出较清晰认知的人具有较强的与地理空间相关的身份感，但其研究对象并非针对人—地情感。
应用对空间边界的标绘直接探讨人—地情感的空间维度的是约根森和斯特德曼的研究。他们认为：与人—地情感相关的概念，如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都可以在有关“态度理论”（attitude theory）的相关理论中找到相对应的思想；态度理论的研究所关心的如对地方的总体评述，可能的“行为—意愿”（behavioural intention），以及影响因素等都可能间接影响人—地情感，值得在相关研究中加以考虑。他们在调查研究中，提出了“基于态度理论的评价标绘”（attitude-based evaluation mapping），以划出“因某种原因而重要”（significant in some way）的地方为准则（而不是特别的地方或归属的地方），引导受访者在给定地图上自由选定多处以及多样空间尺度的重要 区域（图4）。
注：左为只标出一个大尺度情感空间边界的样本;中为只标出一个小尺度情感空间边界的样本；右为标出三个不同区域的样本。图4 约根森和斯特德曼的研究中调查结果的样本
这个标绘结果所包含的与人—地情感相关的信息远远超出了情感的空间边界这一属性。受访者所标绘出的情感上“重要的地方”的空间范围、地理分布，以及这些地方的物质环境特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它们的行政归属等空间属性都可以作为情感的影响因素。它们与情感的类型和强弱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内容。研究人员可以分析情感边界内的空间特征，自行“遴选”（coding）所要分析的变量；或进行进一步调查，如让受访者在他们所划定的区域内标出他们认为重要的空间特征。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标绘研究方法也最有可能使得人—地情感与地方的空间维度关系的讨论深入到本文开篇所提到的微观层面——情感与具体的物质环境特征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研究人员还可以引入对受访者的社会关系的测量，分析地方的物质环境特征与社会属性如何交织，促成人—地情感。实际上，约根森和斯特德曼在研究中也确实做了相关的分析，这些分析超出了本文引介情感标绘的内容，这里不做讨论。
布朗等也做了情感空间边界的标绘研究，并将前文所述有关人—地情感与人们活动范围的关系的理论进一步导入边界划定的方法论中。他们的研究借用了动物行为学研究中的活动范围概念及其测量方法——最小凸多边形（MCP: Minimum Convex Polygon），将承载人们依赖和认同的地方的空间边界等价于可以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的活动范围。在他们的研究中，要求受访者在地图上用多边形（至少包含三个边界点）划出一个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满足自身物质需求和非物质需求（依赖和认同）的空间区域，并标出他们的住所位置。同时，他们将此前研究中对景观价值的标绘与活动范围的概念联系起来，并将MCP嫁接到“价值分布范围”（value home range）的划定中，分析地方依恋的边界与价值分布范围的关系。受访者的住所与他们所选不同地方的距离也成为标绘测量的对象，进而分析这些距离与人们的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关系（图5）。
注：蓝色闭合实线为地方依恋的空间边界；紫色闭合实线为价值分布范围；蓝色虚线为对距离的测量。
这个研究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对地方价值的标绘一定程度上可以等价于对人—地情感的标绘。地方价值的分布范围与人们所依恋的空间区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应。同时，对地方价值的标绘结果和对情感边界的标绘结果在空间图示表达方面的不同，也呈现出两类标绘的差异（图6）。
图6 不同标绘方法呈现的不同情感地图对比
可以看出，人—地情感的操作性定义是标绘研究成立的基础。笔者认为：当前对地方意义的标绘所采用的操作性定义要么略显“模糊”，如对“特别的地方”的标绘；要么其所选的理论基础与人—地情感的类型划分的理论基础还存在质的差异，如“景观价值”概念本质上反映的是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布朗等在研究中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相对微弱。而人—地情感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身份认同，以及各类社区联结、语言、媒体、政治因素等都是情感的成因。对此，人—地情感边界标绘中所采用的“活动范围”概念考察人们对生物学上的生活边界和心理认同的生活边界的认知，更接近对情感的直接调查。
此外，人—地情感标绘研究中所运用的数据可视化方法（主要是基于GIS的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手绘地图”。如英国赛特郡一个专注于地方保护的组织（Common Ground）曾借用人—地情感的理论和绘制地图的手段，开展以乡村社区为基础的地方保护行动——称为“Parish Map”（Parish是英国传统的教区单元）。情感标绘与Parish Map差别明显，后者并不需要制图学的准确性，而偏向于认知地图的模式。
城乡规划工作的内容植根于复杂的社会系统，好的规划决策的形成需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支持。人—地情感作为社会科学里的重要研究议题，其对于城乡规划工作的实用价值显而易见。雅各布斯和甘斯50年前就曾提出关注人们如何使用、感受和评价具体的空间环境对于城市规划和设计的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伴随学科交叉的发展，这个声音获得了更多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然而，人—地情感的量性分析往往诉诸文字语言的陈述，难以实现与环境的空间数据的良好结合，而城乡规划又多涉及与物质空间相关的发展决策。这客观上造成了人—地情感研究对于城乡规划实践的意义常常停留在理论假想的层面。对此，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以空间图示语言呈现情感信息与人们居住地、情感指向地的空间环境特征和地理区位之间的关系；以空间图示语言呈现情感的影响因素和维度；在提升情感数据在城乡规划中的实用价值方面意义明显。
以当前研究中对人—地情感标绘应用于土地利用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为例。传统的土地利用规划主要依据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的自然历史特征的评估，缺乏对地方的社会化特征的考量，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社会分域问题的产生。相比之下，对人—地情感调查数据的分析所形成的标绘地图呈现的是地方的多元社会价值及其权重，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兴趣群体的情感共识、分歧和冲突等。在实践中，把人—地情感的标绘整合到土地利用的“适宜性分析”（suitability analysis）中，综合考虑空间的人文（或社会）属性和地理空间属性，可以辅助确定土地利用的偏理想方式，分析争地矛盾，遴选适宜的开发活动及确定开发许可决策等。又如：传统的保护规划（历史保护与自然资源的保护）的制定是基于专业人员的研究和分析，忽略了公众对历史或自然资源的认识以及需求。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可以直观呈现公众心目中的具有历史重要性或生态多样性的地方与专业人员的分析之间的“缺口”，进而辅助历史保护或生态保护和规划。这种对“缺口”的分析还可以用于比较公众意愿和规划愿景。
情感标绘研究的目标和相应的GIS分析可以依据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城乡规划决策的需求而确定，辅助相关决策的制定（图7）。
图7 情感标绘研究应用于不同的规划（蓝色字体为当前讨论的应用领域）
人—地情感标绘研究的另一应用价值在于城乡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评估和管理方面。布朗和韦伯研究对比不同时间节点（2004年和2010年）的情感地图，包括这一时间跨度的地方意义和重要程度（图8）。这使得标绘研究的关注点超越了对地方意义本身的静态关注，可以着眼于把地方的发展变化作为解释变量，观测其与人—地情感的变化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分析某一地区在特定时间段的发展（包括单个项目开发和整体地区的发展规划）对人—地情感的影响可以用来辅助评估土地利用规划的效能，评价土地利用规划的社会和环境效用，修正某些项目开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为合理调整和优化各类用地的结构和布局提供参照等。这正是通往有效的弹性资源管理、分配和运营的途经——对地方物质环境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即时、动态评估。
注：颜色由浅入深表示单位面积的区域内被选地方的数量逐渐增加。
图8 布朗和韦伯研究中对2004和2010年调查结果的热点分析（对比反映人—地情感的变化）
现代社会不断增长的“机动性”增加了人—地情感的不稳定性、多层次性，以及不受时空制约的特点。因此，历时研究的意义显得更为突出。追踪“空间—情感”的变化轨迹，或许可以启发我们尝试通过预测情感数据的变化趋势，对调整未来土地用途和分配资源形成预测。
2.2 情感标绘研究作为实现公众参与规划决策的途经
近20年来，国际规划领域的主流理论强调：城乡规划范畴内的规划实践本身（如上文提到的土地利用规划）不应仅是一个技术操作层面的分析文本，其更主要的特性是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公共决策。而人—地情感标绘研究之于规划恰恰不仅是为公共决策的制定提供了所需的公共信息，还可提供一种实现公众参与规划决策的途经。后者使得情感标绘研究表现出更大的研究空间。
情感标绘研究之于公众参与的理论前提是人—地情感的文献中有关公民对政府规划行动的抵制（或支持）态度和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等情感之间关系的探讨，特别是列 维卡、曼索和佩尔金斯对“地方依恋—社会资本—公民行为”关系的论述。这些学者认为人们除了通过个体行为方式（如邻避主义）表达自己的情感外，还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参与到不同层面的群体性公民行为中来表达情感。这些态度或行为（正面或负面）构成了实施具体规划项目时可能受到的社会阻力和需要参考的公众意见。
情感标绘研究之于公众参与的技术支持来自于标绘过程本身。标绘（以至更广意义上的数据可视化）在传达信息方面的优势及提升公众参与的潜力已有20多年的探讨。本文介绍的人—地情感标绘研究中所广泛采用的PPGIS正处在当代西方规划领域探讨数据可视化用于公众参与的核心位置，被广泛用于从邻里社区到城乡区域等不同空间尺度和层面的规划的相关研究以致实践中。国内学者对这方面也有为数不多的介绍和研究。同时，人—地情感调查中的内容相较于规划领域的专业知识更易被公众理解。人们与生活环境之间产生的情感是人们内在的、真实的、清晰的生活体验和经历，而非习得的知识。人们与调查内容之间容易产生共鸣并沉浸其中，从而进行更为广泛的参与。
2010年以来，基于互联网的PPGIS技术不断发展并取代了传统的纸质地图的问卷模式，从而提升了实现人—地情感标绘在城市规划公共决策中普遍应用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基于互联网的PPGIS技术克服了在较大尺度区域范围内获取大量情感数据用于规划一直面临的高额成本问题。特别是对于包含偏远地区的大尺度空间范围内的调查。虽然PPGIS无论从实施的技术成本还是对参与者的知识要求上依然显得较为“奢侈”，并且其有效问卷的回收效率相对于纸质问卷较低，但在调查时间上、调查样本的基数上，以及在调查数据的数字化转换方面优势明显。
目前，人—地情感调查在提升公共用地规划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的潜力在学术上和实践中都获得了相当的重视（特别是在生态保护领域）。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建立了“景观价值与公众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Landscape Value and PPGIS Institute），探讨将地方相关的前沿知识应用于规划和管理。新西兰的“保护部”（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在2011年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怀卡托大学建立了新西兰第一个基于网络的PPGIS系统，辅助新西兰南岛地区的景观和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因其对“情感数据”的“空间化”和用于城乡规划的前景（特别在提升公众参与方面）引人注目，而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深入研究。
过去的30年里，心理测量学的研究传统主导下的人—地情感研究表明，人—地情感具有不同的维度（图9）。这些维度的划分标准和涵盖范围远远超越了当前标绘研究中的操作性定义所及。因此，未来研究可考虑将人—地情感的多元维度纳入调查范畴。有关情感的操作性定义的理论创新值得期待。相应的标绘效度也可通过与量表测量结果的对比得到检验。
图9 两类典型的人—地情感的不同维度的划分
标绘地图不仅是人—地情感数据的呈现，还反映出地方的使用者与地方在情感上的互动关系，体现出该地方使用者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社会—政治”结构特征和空间权利结构特征。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分析人们在社会价值系统的约束下对地方价值的理解；分析人们的行为偏好、生活情态与地方的日常对话，以及如何在生命的历程中定向和出航。这方面也直接和情感标绘的应用研究议题相关联。
尽管人—地情感的标绘在城乡规划中的实用价值已经得到学术上和实践上的认识和认可，但情感的标绘研究还主要集中在环境心理学领域，尚未有研究从规划师的视角，结合具体的规划问题，系统探讨标绘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它在这方面的实用意义。
参与情感调查的“公众”所决定的人—地情感的标绘结果是否真实反映或代表了具体规划问题中所涉及的公众意愿存在诸多争议。这主要是因为调查数据受到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和可控制的非结构性原因的影响。前者包括受访者对情感的操作性定义的理解程度、对地图的理解能力、对调查区域的熟悉程度、完成调查的态度等。如学术领域对情感的操作性定义尚不存在共识，更不用说不同个体对情感调查内容的不同理解。因而造成情感数据很难达到具有统一标准的空间准确性的问题。这些偏差是数据统计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后者则是前文提到的地方的使用者的“社会—经济”结构特征、“社会—政治”结构特征和空间权利结构特征。如标绘研究中普遍采用随机抽样，并未考虑将标绘结果应用于规划问题时的社会背景。
不仅如此，这些特征还是导致不同的人—地情感，进而引发不同参与群体之间的意见冲突的原因。而对“冲突”的处理则是探讨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时不可回避的问题。但当前的文献中，仅有布朗等学者的两篇文章有针对性地研究了人—地情感与“争地矛盾”（land-use conflict）的关系，以及地方物质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何塑造了“情感”与“冲突”。
进一步，如果参照谢里·阿恩斯坦著名的参与阶梯理论，公众参与有不同的程度（如公众是仅仅作为信息提供者，还是作为被咨询群体，还是会直接参与到规划决策中），那么当前标绘实践中的公众参与仅处在参与阶梯的下层。由政府和规划职能部门引导开展的情感标绘中（如前文所述的新西兰保护部的项目），民众仅仅提供信息，还处在完全的被动参与状态。我们能够将促进公众参与的期望寄予情感标绘吗？
因此，未来人—地情感标绘研究或可根据具体的规划问题和内容，对可能参与到情感调查中的“公众”进行定位。确定情感标绘研究中的公众参与程度及对其成果的考量还需放在具体的规划问题的背景之下，而不能武断的确定情感标绘研究中的公共参与程度是处于参与阶梯的底端、中游还是上层。如何把对情感的调查、分析和反馈整合到规划决策过程中，促进有效、民主和真实公众参与可能是情感标绘研究最大的挑战,其难度也远远超过人—地情感和空间关系方面的理论难题和PPGIS方面的技术难题。
3.3 有关人—地情感标绘作为公众参与规划决策途经的研究
在现实中，很少有人愿意接受一个完全的被动参与者的角色，仅仅提供信息，而普遍希望自己的参与行为对未来的发展有所影响。人—地情感的标绘要想更好地协助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人—地情感—社会资本—公民行为”这一主动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笔者认为，如果将这种公民行为看作公民对地方发展的公众参与，那么它正处于参与阶梯的上层。情感标绘可以从当前（处于参与阶梯下层的）政府和规划职能部门引导开展的PPGIS调查转向研究、分析和处理公民志愿提供的情感信息（表1），如由非政府组织开展的“自发式地理信息”（VGI: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项目，促成积极主动的规划参与行为。规划决策者可以评估参与这些项目的群体的社会资本，定位最有效开展公众参与的地区和群体。
近年来，西方学术和实践领域已从对公众参与的单纯关注转向了“城市联合治理”（urba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把基于PPGIS的情感标绘和依靠VGI的情感标绘，甚至是如前文提到的Perish Map那种最传统的情感地图绘制方式整合到不同行政尺度的“政府—公众关系”（城市治理的核心）之下，并寻求不同层面的相互转换和协作。这也是笔者目前正在研究的一个方面——情感标绘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
而对于大数据时代的城市规划而言，VGI还有另一启示，即标绘研究可能将不再局限于针对某一具体研究目标展开调查，而转为建立情感数据的标绘通道和数据库平台，方便于情感应用于规划领域研究时的数据提取，形成“调查”与“应用”的分离。
本文简要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人—地情感的描述性数据的可视化研究，并将其称为标绘。一方面，国内对人—地情感的研究在这方面的探讨还处于空白，借鉴国外研究，思考人—地情感的标绘研究与我国城乡规划领域的学科交叉，很有潜力形成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人—地情感与城市设计、人—地情感与城市大数据、人—地情感与公众参与等。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来说，地图学与情感的嫁接为我们提供了从心理学、社会学、民主和艺术维度评估规划中的城市环境、评估城市规划本身，思考提升城乡规划的技术理性职能和公共政策属性的机会。尽管人—地情感地图并不能成为规划决策的决定性依据，但规划本身是资源的“社会理性”安排，以情感标绘整合公众的心理幸福感、社区安全感、社会资本等多样的社会学指标，为城乡规划的制定和城市设计提供参考，为公众参与城乡规划决策提供路径，或许可以提升“地方营造的艺术”（the art of place making），建设美丽乡村、美丽城市，留住乡愁。这些方面都值得规划师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人—地情感研究的应用范围大大超过旅游地规划和管理的范畴，其对于城乡规划的意义更胜过仅作为政策分析的工具。地图本就具有比传达信息更深刻的内涵，绘制地图是创造美和表达权利的过程。人—地情感的理论和标绘研究的应用价值也只有放在公众参与的理论框架之下才更为坚实和清晰。人们以其各自对生活环境的关怀程度绘制情感地图参与规划决策，如此，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就有可能实现更为民主的“社会理性”目标。
作者：王洋，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城市研究专业博士研究生。y.wang.1984@hotmail.com
于立，博士，苏州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生态城市硕士专业主任。YuL@cardiff.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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