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后，英国已开始退出欧盟。脱欧不仅是对英国国家的挑战，也是对地方政府，特别是对城市的挑战。茨帕克（Szpak）等人近日在《欧洲城市研究》（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上发表文章，研究了英国大城市如何处理脱欧问题。作者提出了一个区分不同类型城市战略的理论框架。文中总结了伦敦、贝尔法斯特、爱丁堡、卡迪夫等城市的应对政策，发现大多数大城市都已经实施了信息行动（information actions），开始采集相关信息并告知欧盟公民所需的登记职责。伦敦和爱丁堡在脱欧过程中更加注重国际交流渠道，爱丁堡重视与欧盟城市的合作交流及交流平台（如Eurocities），伦敦市长鼓励伦敦与合作机构在全球开设六个新办事处，以推广伦敦。资讯来源：SZPAK Agnieszka, GAWŁOWSKI Robert, MODRZYŃSKA Joanna et al. Independent players or shadow compatriots: how did British citiesdeal with the Brexit process?[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19. DOI: 10.1080/09654313.2019.1656170.
去年7月，英国发布了国家规划政策框架（NPPF: National Planning Policy Framework）的更新文件。一年过去了，这些更新是否带来了成效呢？该更新出版时，房务部部长詹姆斯·布罗肯希尔（James Brokenshire）说这一版NPPF将有助于规划机构处理低质量和缺乏吸引力的城市发展。它主要给予了社区更大的规划设计权力，引入了房屋交付测试（house delivery test）并意图保护生态多样性。
图片来源：https://www.agg-net.com/news/mpa-welcomes-revised-nppf政策研究者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认为，目前尚无系统性方法来检查规划成果，因此难以衡量该更新的实际影响。哈里斯还提及目前规划最核心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缺乏推动城市规划发展的资源。在住房方面，更新版NPPF提及住房最小需求量的计算方式，但高级规划咨询师伯纳黛特·希尔曼（Bernadette Hillman）认为计算最少需求的方法不能显示真正的住房需求。另外，促进生态多样性是NPPF更新的一大内容，比如要求地方规划中划定重要的生态保护区。规划专家们肯定这些内容有一些积极影响，但也提出，这些要求可能导致开发进程延缓等问题。资讯来源：https://www.theplanner.co.uk/news/one-year-on-the-revised-nppf
“城市中心智库”（Think Tank Centre for Cities）在其报告中探讨了英格兰和威尔士城市经济与住房财富之间的关系。该报告发现，在过去六年中，“限制性规划系统”（restrictive planning system）限制了住房供给，导致住房需求远大于供给，房价持续上涨。该政策使大东南地区城市的房主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其他地区城市房主的财富增长高出80000英镑。伦敦自2013年以来房屋净值增加了5500亿英镑，超过英格兰和威尔士其他城市的总和。然而，伦敦等城市的住房拥有率较低，这意味着规划系统已将财富集中于年龄较大的少量房主和房东手中，年轻的租户正在承受租金上涨的压力。智库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卡特（Andrew Carter）说：“我们的规划体系正在推动房主之间的南北财富分化。许多繁荣的南方城市所采取的限制性规划政策正在向大东南地区的房主赠送财富。”因此该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改革意见，包括：（1）改革规划体系；（2）在住房紧缺地区增加新住房的供应；（3）停止补贴自有住房并向住房增值的部分收税。资讯来源：https://www.theplanner.co.uk/news/planning-system-drives-up-house-prices-in-expensive-areas-says-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