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本刊特别策划了“国际视野下现代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专辑。从9月6日开始，公众号陆续推送专辑文章，欢迎关注。
【摘要】中国区域规划是世界区域规划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演进需要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发掘、比较。区域规划作为国家进行区域治理的重要工具，必然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和时代特征。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必然是与具体国家、地区的特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结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区域规划在接受国际规划理论与实践影响的过程中，存在着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行动选择之间的持续调整过程。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阶段认知不断清晰，利益博弈日益激烈，行动选择更加多元，中国区域规划的演进趋势和规律也逐渐清晰。尝试识别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在全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阶段中的对应区段，为分析70年来中国区域规划思潮和行动选择的适当性确定参照体系。进而针对中国不同阶段的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剖析不同规划思潮在中国的响应程度，构建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行动选择之间的对应关系。结合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趋势判断，提出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可能方向。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区域思维和相应的筹划与行动，近代以来更有张謇、孙中山等先驱的区域规划探索，但真正全国层面大范围的区域规划实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区域规划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开展了服务于不同制度体系与发展阶段的丰富多彩的实践。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联合选厂、生产力布局和“三线建设”，到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开展的市/县域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都市圈、城镇群规划等，无不显现出鲜明的国家特色和阶段特征。70年来中国区域规划实践的范围之大、影响之深，已经构成世界区域规划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研究中国70年来的区域规划历史，不仅能够丰富二战以后的国际区域规划历史并展开比较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为发展中国家、体制转轨国家的区域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推动中国规划实践的知识化，实现中国知识的全球化。
作为后发的现代化与城镇化国家，中国的区域规划理论以及大部分规划理论都是从“拿来”开始的，而这既有后发优势也存在后发劣势。规划理论源于实践并需要通过实践检验，实践所具有的很强的在地性和时代性决定了理论的特定性和适用范围。然而，后发国家在引进理论时往往会忽视其特定性和适用范围，更多地被理论的既有实践绩效所“诱惑”，往往沦为简单地“拿来”。中国区域规划70年的历程中，这样的“拿来”并不鲜见。因此，研究70年的发展历程，不在于搜集更多的历史资料或描述特征，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从国际视野“还原”理论与实践产生的背景，揭示中国特定发展阶段中区域规划理论思潮与行动选择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演进规律。基于此，本文尝试定位70年来中国城镇化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中的坐标，识别中国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阶段中的对应区段，构建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行动选择之间的对应关系，为系统分析70年来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适当性确定参照系。进而基于对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规划思潮与行动选择之间匹配度的分析，总结理论与实践的演进特征与规律，指出进一步创新的可能方向。
“发展阶段”指以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特定的城乡人口与产业的集聚发展状态。根据“城镇化S型曲线”的划分方法，可以分为起步阶段（10%~25%—30%）、加速阶段（30%~60%—70%）和稳定阶段（>70%）。中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与英美德法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呈现明显的错位、滞后发展状态，与全球的城镇化进程也并不完全同步（图1），这一阶段特征是分析的基础。“规划思潮”是在区域规划领域里形成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区域规划理论和思想，通过区域规划的实践、社会评价和学术讨论等方面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的区域规划思潮受到特定政治体制下的治理体系、发达国家或先发地区规划经验与思潮的引入等多方面的影响。“行动选择”是在区域规划思潮和行政部门架构影响下具体开展的区域规划实践活动。根据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城镇化率提升为表征的人口向城市集聚是社会经济进步的总体演进方向，契合相应“发展阶段”需求的“规划思潮”和“行动选择”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
图1 1800—2017年全球主要国家城镇化率
着眼于发展阶段、规划思潮与行动选择之间的匹配度与一致性，结合中国区域规划产生与发展的背景，本文试图构建“发展阶段—规划思潮—行动选择”的分析模型（图2）：（1）特定发展阶段需要特定的治理体系，而政治体制很大程度上决定治理体系的选择；（2）区域规划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3）规划思潮和行动选择是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前者易受国外先进规划思潮影响，后者受制于国内的行政部门架构；（4）区域规划的实践效果能够改变发展阶段，并反馈到政治经济体制之中。根据理论推演，“发展阶段”“规划思潮”“行动选择”三者之间存在四种可能：（1）“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匹配，“规划思潮”与“行动选择”也匹配；（2）“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错配，“规划思潮”与“行动选择”匹配；（3）“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匹配，“规划思潮”与“行动选择”错配；（4）“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错配，“规划思潮”与“行动选择”也错配。下文将运用这四种情况重新审视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区域规划70年的发展历程。
图2 “发展阶段—规划思潮—行动选择”分析模型
综观欧美发达国家百年来区域规划的演变过程，得益于先发优势和较好的社会矛盾反馈机制，城镇化发展阶段、区域规划思潮和规划行动选择三者大体上具有较好的匹配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人口和工业生产活动向城镇地区集中，英国作为当时城镇化程度最高的大国，1900年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但由于缺乏系统的规划，城镇自由膨胀导致建设混乱、生态破坏、卫生安全状况严峻等一系列问题。霍华德由此提出“田园城市”及“社会城市”等方案，试图替代拥挤的大都市，尤其主张将城市和乡村联合起来，通过铁路连接以构成一个区域性的“社会城市”的思想，启发了许多区域规划学者和团体。受霍华德的影响，欧美各国随之开展了一系列“田园城市”与“社会城市”的建设实践。1920年代—1940年代，为了整合中心城市及其通勤郊区，欧美各国开始对大都市地区进行整体规划。美国的区域规划率先在纽约市进步的规划师中产生，即《1929年纽约区域规划》。受进步主义和霍华德思想的影响，区域主义者提议对工业城市的拥堵和低效予以根本上的回应，主张在一个更大的区域扩散、重组城市的活动来解决社会疾病、改善都市的功能。罗斯福新政时期创建的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即是区域主义影响下最著名，或许也是最大的区域规划实验。同一时期，德国鲁尔煤矿居民点协会编制了《区域居民点总体规划》，苏联编制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及全国经济区划，一系列区域规划实践有效促进了区域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
1940年代中期—1960年代，战后重建和城市发展的迫切需求推动区域规划进入繁荣期。英国在阿伯克隆比的主导下开展了大伦敦区域规划，德国、日本编制了全国性的国土综合开发规划，较好地服务了战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诉求。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诸要素的流动性显著提升，强调宏观规制的区域规划日渐式微，开始转向更加松散和更具“指引性”的形式。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不断恶化，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得到规划界的认可，许多国家的区域规划开始从物质建设规划转向社会发展规划，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因素越来越得到凸显，如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1996年完成的第三次区域规划，明确提出了著名的“3E”（Economy, Environment, Equity，即经济、环境、公平）目标。
2.1 1949—1978年：起步阶段，激进的思潮与计划的落实
落后的社会经济水平、初级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与激进的宏观政策导向下的区域规划思潮之间的错配是这一时期中国区域规划工作的主基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中国的城镇化率仅有10.64%，城镇化仍然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落后阶段。由于当时国际大环境和意识形态的缘故，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紧跟苏联的外交政策。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借鉴苏联“重工业优先+集体农庄”的发展模式与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民生消费领域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受到较大程度的抑制。在苏联区域规划思潮和技术方法的影响之下，中国开展了服务于重点项目建设的“联合选厂”和生产力布局，以工业为主体的地区建设综合规划等区域规划实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和城镇化发展。196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19.75%，然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三线建设”等一系列运动将区域规划思潮与实践行动带上了极“左”的道路，“靠山、分散、隐蔽”的布局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区域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但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成本，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也阻碍了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导致中国的城镇化率在1962—1978年间长期维持在17%左右【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这部分缘于当时城镇化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城镇化推进速率较慢；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抑制了城镇化进程的开展。
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严格落实区域规划实践行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使之能够与激进的区域规划思潮相匹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政府能够完全支配资金、劳动力、技术、土地、初级原材料等产业发展要素的投入和使用，因此拥有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绝对主导地位。从规划权属来看，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计划与规划权限是统一的，对计划的落实即包含对规划的落实。虽然“一五”计划期间，规划与计划走向分离，但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延续和补充，区域规划的实施仍然有国家建委和地方政府给予的制度保障。大跃进至文革期间，虽然区域规划被干扰趋于停滞，甚至一度提出“三年不搞城市规划”，但声势浩大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仍然需要各级政府和部门开展规划建设，从而在行政体制上保证了区域规划实践的权威性。由于这一时期落后的城镇化阶段与激进的区域规划思潮之间的错配，受到区域规划思潮指导的行动选择的严格落实，反而将错配的效果进一步彰显。
2.2 1979—1991年：转轨阶段，超前的思潮与有限的试点
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区域规划思潮主要呈现为国外发达国家规划理论的引入和国内既有规划理论的混合。改革开放之初迫切希望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心态，影响了政府和学界对于国外发达国家规划理论引入的适宜性判断。同时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发展方向和治理逻辑，这一阶段呈现出较低的城镇化水平、转轨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与超前的区域规划思潮之间的错配状态。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具体的区域规划思潮与实践上，力图借鉴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的经验，继续在计划经济体制内摸索区域治理的有效形式。从1981年开始，逐渐在全国开展以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布局和环境整治为主要内容的国土规划，并在10多个地区开展地区性国土规划的试点。然而198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依然很低，此时引入的具有一定超前性的国土规划明显不能适应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以日本为例，1950年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至1970年代末更是快速增长至70%以上，这一时期完成的三轮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基本目标分别是“地区间均衡发展”“创造丰富多样的环境”和“人类居住综合环境的改善”，规划目标与内容都是与其快速城镇化时期的不同阶段相匹配的。而中国这一时期开展的国土规划，虽然起到了摸清家底、打好基础的作用，但脱离发展阶段、缺乏理论指导的硬伤大大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至1990年代初迅速趋于沉寂。
由于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原有职能的撤并和调整，稳定的行政职能部门的缺失导致区域规划实践行动不可能大范围开展，超前的区域规划思潮与有限的区域规划行动之间同样呈现出错配状态。国土规划的兴衰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中国转轨阶段的典型缩影。以国土规划的主管部门为例，1982年国土局由国家建委并入国家计委，国土规划逐渐在全国展开，然而由于国土规划没有通过立法取得法定地位，也不报请国务院审批，因此不具有指导区域发展的权威性和对土地利用的约束力。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国家计委职能的转变，国土规划的管理机构先后被撤销或名存实亡，导致国土规划在较长时间内几乎停滞。国家计委组织编制的“七大区域发展规划”在完成之后，区域规划基本上退出了政府管理工作的视野。行政部门的职能调整导致区域规划实践行动呈现失焦的游移状态，实施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2.3 1992—2012年：加速阶段，紧跟的思潮与分隔的繁荣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与城镇化进程进入快速增长区间，规划思潮呈现出被动应对的紧跟状态，但发展阶段与区域规划思潮之间的匹配度较前两个阶段有较大提高。一方面，为适应城镇与市场发展需求，由国家建委主导编制的城镇体系规划蓬勃开展，这一本土规划理论与实践创新较好地结合了当时的基本国情，逐步形成从全国到地方的城镇体系规划系列，并被纳入1990年《城市规划法》规定的国家法定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拓展提升为综合性的区域规划，顶替了衰变前的国土规划。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分税制与住宅商品化改革相继推行，政绩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竞相开展“造城”运动。在全球化、分权化和市场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广州市在2000年率先开始编制服务于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随即这一新兴规划形式迅速席卷全国。与国家特定战略意图相匹配的区域规划，如国家级新区、扶贫开发区、综合治理区等的规划，在这一阶段也蓬勃开展起来。区域规划再次进入繁荣期。WTO背景下规划业务的国际招投标及国际规划设计合作使得中国城市区域成为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理论、协商治理理论以及全球城市理论等欧美盛行理论的试验场所，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国内区域规划理论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不同程度地满足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需求。
这一阶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育和城镇化水平的加速提升，空间规划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方面，面对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国家对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管理越来越严格，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成为申请土地使用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主管发展规划的部门对投资和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明显弱化，空间规划成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同时成为部门权力争夺的重点。尤其是在区域规划方面，建设部【2008年3月15日，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建设部”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简称“住建部”】、国土部和发改委三大系统都开展了类似的规划。国土资源部从国土安全和资源保障的角度启动新一轮国土规划工作，着力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发改委主导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则试图确定全国和省域空间开发格局。建设部主导的旨在加强城镇间分工协作和横向协调的都市区/都市圈规划、城市群规划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由于部门规划权限的分隔与重叠，导致区域规划的实践行动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冲突状态。紧跟发展阶段的区域规划思潮与彼此冲突的行动选择之间难以有效匹配。从根本目的上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发展型规划，着力于增强对区域发展竞争能力的指导；城乡建设规划作为结构性规划，突出区域空间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保障性规划，主要功能是提高对区域空间发展的基础支撑能力。三者并无原则上的冲突，冲突的根本在于各个部门都希望扩大自身的规划事权。多部门争夺规划权限的结果便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一方面导致地方规划实践陷入矛盾的窘境，另一方面损害了区域规划实践的权威性及其对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引领作用。
2.4 2013年至今：转型阶段，先进的思潮与有序的行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阶段，从“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到“生态文明”“五大理念”等中央政府价值导向的演进，到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科学等规划学科理论的普及，中国的区域规划思潮已经与国际区域规划理念全面接轨，并与转型期的城镇化与社会经济阶段高度匹配。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土地等初级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企业纷纷采取“南向”政策，往南亚、东南亚的成本洼地转移，粗放发展模式所导致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高额的地方债务和城镇化结构性失衡等诸多挑战，使得中国城镇化“上半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只有转变发展理念，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让中国城镇化的“下半程”走出困境，提档升级。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这一时期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创新导向的城市区域规划不断付诸实践。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等均有明显体现。与此同时，中国区域规划也积极“走出去”，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规划支持。
国家机构改革为区域规划思潮和行动选择的匹配奠定了制度基础。为破除“九龙治水”的规划乱象，2014年发改、住建、国土等部委分别在全国开展“多规合一”和“省级空间规划”等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多部门协调的规划模式。2018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果断推动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原来的国土资源部为主体，将分散在发改委、住建部、水利部、农业部和国家海洋局等部门的空间规划职能统一划归到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力图结束各部门规划群雄逐鹿的“战国时代”，走向规划权力的“统一”，并通过构建国家空间规划体系，为区域规划的权威性和规划实践的有序实施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转型发展的城镇化阶段、先进的区域规划思潮和理顺体制机制之后的有序行动之间如果能够形成匹配，必将极大地提升中国区域规划实践的实施绩效，为中国规划界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规划理论与方法提供坚实的基础。
纵观70年来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发展阶段、规划思潮和行动选择之间大体呈现出从错配向匹配逐渐调整的过程（表1）。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落后的城镇化阶段与激进的区域规划思潮之间的强烈错配，到双轨制时期随着计划经济体制松动而产生的转轨阶段与超前的规划思潮之间、超前的规划思潮与有限的实践行动之间的错配，再到加速发展阶段下紧跟的规划思潮与分隔、冲突的实践行动之间显著错配，最终随着国家总体价值导向的转变和行政机构改革的推进，转型的城镇化阶段与先进的区域规划思潮、有序的实践行动之间可能逐渐匹配。70年来中国区域规划的发展就是一次从错配到匹配的质的转变过程。在不断的错配与调整过程中，区域规划的内容从较为单一的生产力布局，转变为综合性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区域规划的规制手段从单向的上位计划落实转变为能够反映地方发展诉求的多元柔性治理策略；主管规划的国家部门设置从统一走向分置再实现统一，区域规划的权威性日益增强。70年的演变过程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规律，即发展阶段、规划思潮和行动选择只有在全部匹配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推进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和健康城镇化，任何两者之间的错配都无法实现整体最优的发展。
表1 “发展阶段—规划思潮—行动选择”视角下现代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回顾
新中国成立初期从苏联引进的区域规划理论虽然存在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宜的问题，但对区域规划仍有开创和探索之功，为区域规划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80年代—1990年代从西欧国家和日本引入的国土规划，主要停留在对发达国家规划理论的引进与追随上。能够结合中国国情，较好地服务于特定城镇化发展阶段的本土规划理论创新，如城镇体系规划、人居环境科学等是中国区域规划理论创新的先行者和典范。当今，在新时代的发展环境和城镇化“下半程”的发展阶段下，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更需立足当下，坚持阶段、思潮和行动三者之间的一致与匹配，在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架构中开展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规划理论创新和实践。正如欧洲的国土空间规划、美国的田纳西河流域规划及“新区域主义”等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都是特定国际环境、社会经济制度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产物一样，中国的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也必然具有明显的时空嵌入（embeddedness）特征。因此，中国的区域规划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传统，深入理解区域规划思潮、行动选择与国家发展阶段、政治体制、行政部门架构以及国际规划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和互动效应，避免简单化、片面化、抽象化的理论总结，在历史的丰富性中理解区域规划的角色和作用。
中国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可以从中国区域规划的历史经验理论化与新时代区域规划创新两个角度着手。一方面，需要积极展开中国区域规划实践与历史经验的理论化，主要包括中国城镇化经验与教训的总结、中国区域规划实践历史的理论化及与发展中国家、体制转轨国家的比较研究等。需要注意的是，将中国区域规划的实践经验理论化的目的并不在于将之生搬硬套地应用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而是为了丰富国际学界对中国区域规划实践的理解，给中国及全球城镇化的“下半程”提供更多可能的经验借鉴和决策参考。否则，就与罔顾社会经济体制、历史文化传统，将发源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区域规划理论和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无异。虽然跳出了“欧洲中心论”的旧窠臼，但是落入了“中国中心论”的新偏见，形异而实一。另一方面，规划学界需要积极进行新时代的敏锐观察与理论创新，包括中国互联网与新经济发展的区域空间特征、规律与趋势研究，新基础设施（比如高铁）作用下的城乡区域空间演化规律研究，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代的区域空间分析方法及规划方法论创新等多个方面，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与全球的新城镇化进程和区域规划实践。
作为国家实现现代化与城镇化重要的空间治理手段，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区域规划在接受国际规划理论与实践影响的过程中，存在着发展阶段与规划思潮、行动选择之间的错配与持续调整过程。这一错配与调整的历程深刻揭示了城乡规划的学科属性和理论属性，也即空间性、阶段性和实用性。因此，发展阶段、规划思潮和行动选择只有在全部匹配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推进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和健康城镇化，这或许就是需要尊重的客观规律。未来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深刻转变和国内发展环境的严峻挑战，区域规划作为应对发展不确定性、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手段，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如何尊重客观规律，超越部门、超越学科，合理建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必将成为新时代区域规划理论思考的 核心。
中国城镇化进程与全球城镇化进程的“同频共振”以及中国“互联网＋高铁”新型基础设施的领先发展，要求中国的区域规划理论与实践在全球城镇化这一壮丽的“协奏曲”中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担当全球城镇化规划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先行者。全球化的趋势并不可逆，繁荣源于开放。中国的区域规划要在国际社会有所担当，必须具备广阔的国际视野和积极的责任意识，通过更加开放的“引进来”和“走出去”迎接中国以及全球城镇化的“下半程”。而这不仅需要转变发展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包容的创新环境，推进务实的制度改革，总结扎实的实践经验。中国的区域规划任重而道远！
作者：罗震东，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总体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luozhendong@nju.edu.cn
崔功豪，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誉院长
乔艺波，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人文地理与空间规划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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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徐嘟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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