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UPI的故事 | 张衔春：征途漫漫，10年有你

为庆祝《国际城市规划》创刊40周年，编辑部特别策划了增刊“我与《国际城市规划》的故事”，通过征文和邀稿等方式，我们最终收集并甄选出了55个故事。从8月19日开始，公众号推出“我与UPI的故事”连载，希望与读者们分享这40年来的珍贵点滴。

《国际城市规划》伴随着我的学术生涯，与我共同度过了10余载春秋。她既是我学术积累与研究的启蒙者，又是我第一次在核心期刊发文的“伯乐”，还是我博士期间的第二份工作，更是我获得学术信心的不竭源泉。

10年前，正值大学三年级的我初次了解到《国际城市规划》这本期刊。那时，还是城市规划专业初学者的我，一方面对未来的职业发展驻足迷茫，另一方面对专业知识与城市规划实践充满好奇。幸而，当时学院设有独立的专业资料和期刊图书馆。偌大的充满书卷气息的资料室里，城市规划专业的学术期刊应有尽有。因此，学院图书馆成为我汲取专业养分、填补理论不足的第二课堂。对于学术研究毫无认知的我，《国际城市规划》是一本神秘且充满乐趣的学术读物。不同于其他期刊，《国际城市规划》的国际化学术视角和丰富多彩的他国案例成了我认识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入门方式。犹记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学术论文——《“Megalopolis”与戈特曼、芒福德和格迪斯：争论仍在继续》和《由“第三部门”主导的区域规划的成功范例——纽约大都市区规划》（两篇均刊载于2007年第5期）。所谓开卷有益，现今我的研究方向（区域治理）或许就是启蒙于那段沉迷于图书馆的宝贵时光以及与《国际城市规划》共同度过的流年岁月。

2011年，我有幸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的硕士学位。在北大充满人文情怀与思想激辩的学术氛围中，寻求学术研究中的自我认可成为我最渴望的事情，而论文发表对于“学术小白”是实现自我认可的重要渠道。在师兄师姐的鼓励下，我尝试着向《国际城市规划》投出了一篇研究综述，详述美国新城市主义的发展历程与近些年的学术批判。在经历了惴惴不安的焦急等待后，没想到竟收到了编辑部积极正面的回复和评价。审稿专家在充分肯定文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了大量细致且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一方面对修改建议诚惶诚恐，另一方面也心存感激。最终在许玫编辑的耐心帮助下，文章得以成功发表，这也是我学术生涯第一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在港大四年的博士求学生涯中，我有幸成为《国际城市规划》香港站及期刊导航栏目的成员之一，并且“升级”为编辑部外审专家。短短三年间，见证了杂志微信公众号由小做大，茁壮成长。在张祎娴编辑的不懈努力下，每一则资讯都被精心编排，通过公众号进入读者视野。越来越多的海外城市规划经验被引入国内，公众号成为中西方、海内外城市规划经验与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这个过程的历练中，我深深感受到作为杂志国际站成员的学术责任，同时坚定：对于国际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的学习，在我未来的学术生涯中，仍然任重道远。

自1979年创刊至今，《国际城市规划》历经40载。而与《国际城市规划》相识的10年间，我从学术小白成为编辑部大家庭的一份子，她是我的学术启蒙者和领路人，我的学术发展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流年岁月，不忘初心。

值此《国际城市规划》40周岁生日之际，我诚挚祝愿老朋友在未来的日子里欣欣向荣，承载更多年轻学者的学术梦想，为国家城市规划行业发展、社会思潮进步贡献更多的力量与养分，也祝愿各位编辑老师身体健康，开心快乐每一天。

作者：张衔春，香港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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