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规划是对当下的干预，建成区更新自不待言。即便农业用地或荒地的城市化开发，也不能忽视过去的日常状态所积累的人地关系，并需警觉现在的干预对未来日常使用所造成的积淀作用。基于此，作者通过城市实践案例的比较研究提出“消极规划”，以回顾过去数十年中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以“积极规划”为导向的先验原理，并以出发点现实导向取代愿景导向，总结实践提出“消极规划”应该被重新审视并作为资源分配的规划技术方法，提倡规划者应实事求是地直面规划蓝图达成过程中城市密度不断增加的现实。这个加密的过程是通过日常的社会文化、经济活动形成的，研究需重新思考规划在什么时候被需要的问题，其具体实践可通过四个操作性原则完成：存在优先原则、维护成本优先原则、端源解决问题优先原则、弹性优先现状原则。究其根本，“消极规划”提倡以实事求是的追问精神直面不可回避的两大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分歧与共识。
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在《城市的形成》（The City Shaped）中讨论了城市的由来：“城市是由人，并且为人而建的。它们所处的地域位置是由人来决定的，而不是不可抗拒的物质操纵的结果”。而哈罗德·卡特更强调：“无论经济、战争或技术引发了社会组织中怎样的结构性变化，这些结构变化一定要得到某种当政机构的支持才能获得制度化的持久性……正是当政机构，而非任何特殊形式的活动，才是众多城镇产生的推动力量”。回望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城市是起源于人的创造而非自然条件先天发展促成。所以任何城市都有规划的过程，以便人的意志能传达于其中，尽管有的规划因技术水平、社会结构、时代变迁甚至是战争带来的变量，最终呈现出某种“有机生长”的状态，但在时间上切片，依然能看到规划的清晰痕迹。同时，城市的规划始终需要与公权力合作，并通过对外部性元素的干预，达成对公共利益的管理秩序。尽管现代规划远比传统规划的内涵广阔和复杂，但这个架构一直没有变化，使得城市规划始终具有主动性、积极性的特征。
这种人类意志积极主动的发展观，在直接进入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时，让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设计可以单凭意愿和空间格局引领，先验地建构社会文化和经济活动。但是我们忽视了，空间规划一旦实施，固化的空间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实际上具有僵化和禁锢的负外部性，这就使得空间规划从开始的问题解决者变成了问题制造者。
众所周知，中国城市化浪潮推动下的人口大迁移，迅速打破了传统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的经验数据，使得城市人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上升。例如深圳，预计200万人的发展规划还在申报过程中，人口就已突破了400万；在700万人的发展规划还在修编的时候，人口实际已迅速突破了1000万。这种增长速度迅速异化了人口这个规划传统上唯一的规模依据，使之成为可以战略策划而达成的目标。实际上，也有很多城市确实做到了，让规划师和地方政府的想象力得到空前的解放。截至2013年，按照国务院审批通过的地级市城市规划，到2020年中国地级市城市人口总和将达到20亿。在人口这个主要指标失序的前提下，以按近期可能和远期管控为原则的总体规划也转变为更积极的以土地促进发展的战略计划。而以发展愿景为导向的积极规划超出现实需求的土地供应，在实施过程中各种关于城市发展可持续性的系统审视失去理智的标准，不断突破各种边界如自然的边界、权利的边界等的限制，并破坏了日常生活理性形成的随时间加密的紧凑结构，引导和促成了城市蔓延。但现实是在宏大结构布局下，城市始终处于过程中的“半成品”状态。
（2）积极的以容积率为城市密度管理工具的规划管理模式，损害了社会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如果说新城区规划中，积极规划最大的问题是盲目地描述规模，那么在已建成区域城市更新规划中，最大的问题则是开发强度管理的失效。在更新和旧改中普遍运用的强度管理方法是提高容积率，并期冀由此增加人口和产业繁荣。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容积率增高的同时人口密度下降，空间形态固化，就业比率下降，社会关联的复杂度降低，从而导致城市中心区无法继续加密。例如深圳中心区岗厦村的拆改，改造前容积率2.3，人口6.8万；改造后平均容积率6.25，居住人口才7000人。由此算来，在不增加人口的情况下，完成城市更新需要10倍的土地。那么，造成城市蔓延的就是规划管理本身。我们知道，容积率实际反映的是覆盖率×建筑层数的数据结果，但是这个简单的公式使得空间只具有设计所赋予的可能性，却不能反映人的能动性在空间里发挥了什么作用，更抹杀了时间之于空间的修正和贴补。岗厦原容积率虽然是2.3，但是通过社会、空间和经济形态的耦合，大量非正规的空间使用和就业实际实现了函数级别的增量，明显地提供了更长的营业时间、更灵活的业态叠加、更多的交易机会，以及更丰富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达，还能够实现更灵活的业态转换，由此抵抗风险和适应市场。简单的容积率增加是做不到这些的，达成这个事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断增加的社会和经济连接。
在对规模和强度的积极判断都普遍产生问题的情况下，需要对现行的积极的空间规划方式和一套以单边发展为前题的规范进行全面的反思。有感于再积极的空间规划也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发展，面对空间承载内容的变化又是常态和必然这个事实，本研究提出“消极规划”方法，试图探索一种基于出发点导向而不是愿景导向的规划方法。它建立在对人文历史、现状资源水平充分评估分析的基础上，将拟建的城市空间后置并跟从于既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甚至现存的空间肌理。消极规划采取对现有各种秩序低扰动和适应性的方式，寻找城市从现状出发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模式。在空间规模上，关注近期建设是否能形成结构完整、功能自洽的城区，形成一个基于人的日常活动尺度的“发展单元”。因为城市不能无止境增长，在任何时候停下来或慢下来，都应具有完善的城市功能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对于远期发展目标，首先是列出负面清单，找出哪些是不能做的，同时研究有利于随时间逐步更新的最小单元，给变化和演进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机会。这也可以理解为用较为“消极”的办法处理积极发展的需求，相对于通常的积极空间规划方式，在此称之为“消极规划”。
相对于以人类意志转化成一整套设计手段和规范法则的积极规划，我们说的消极，是否能从应该秉持的态度生成可操作的设计方法呢？通过实践，我们运用并总结出消极规划的几个基本工作原则：存在优先原则、维护成本优先原则、端源解决问题优先原则、弹性优先现状原则。这些原则的外延应具有开放性，并能随着实践总结的丰富进一步完善。
消极规划这个理念中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存在优先原则”。它有别于将发展愿景作为首要规划目标，但同时也区别于预设保护前提的自然、历史、文化保护主义。尊重并强调将既有现状作为最优先和不可忽视的设计要素，并且将长期存续的现状视为具有第一合理性的发展起点。
如何以存在优先原则展开规划设计？我们在星沙新城进行了一次实践。这是临近长沙市的一个浅丘陵地区，其中散居着8个村落共计13718人（图1），属于长沙扩张规划中的一个蔓延区块，面积30k㎡，被四条高速路围合，计划发展成大型装备制造业的产业基地和产业服务配套地区。通常的开发方式一般从占用农地开始，用地不够了就拆村子，以期建设用地完整簇新，符合规划的图示模式。这样的模式一次就能把原有的自然生态、经济活动尤其是人与土地之间长期缔结的关联全部抹去。在存在优先原则下，我们将工业布局在人口相对稀疏的丘陵地区，并且以简单的梯子结构将工业重载交通直接联系到高速公路，尽可能保留村庄和成片农田，在乡村之间的丘陵空地发展城市，以原有村路为基础形成城市路网，城市与产业之间建设隔离带。最后农田水系与村庄的关联系统被最大限度保留，新城市用地则是在原有秩序上的增量（图2）。农田平时水量少时，原有水系统能保证自然灌溉农田；在雨洪灾害时，农田可临时滞纳雨洪，这是原住民千百年来积累的与自然相处的精明方式，所以予以保留。实际上，村庄和城市用地混合的发展模式使得农民可以通过减量的农业生产和就近的城市服务，实现有尊严的城市化。
图1 星沙浅丘地形下村落和路网分布现状
图2 优先已有现状下的工业和居民组团布局
在完成了最初的增量成长后，如何保证已建成区域存续和有效运营，是更关键和艰巨的任务，而增强可持续性的最重要因素是降低维护成本。城市提供了各种复杂庞大的长期需要维护的设施服务系统，减少设施的维护成本比降低初期建设的投入更为重要，毕竟对这些设施的长远维护充满了不确定性。
以日本奈良为例，奈良曾是日本的首都，古奈良的规划仿照了我国隋唐时期长安的恢弘格局。据记载，古城建设达到了规划规模的80%以上，高峰时期居住了20万人。公元700年时，奈良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到公元794年，天皇迁都到平安京，“奈良时代”结束，这个以倾国之力建造的城市只作了几十年的首都，然后就没有作为首都来维护和投入了。那么在后面的1300多年发生了什么？古奈良的城市中轴朱雀大道，建成时宽100m，而今已经不见；其周边的建筑至今还能找到一些留存（图3）；原来建设城市迁址改造的水系统重新回到原始河道的位置（图4）。这个城市的肌理重新由恢弘大尺度的笛卡尔式的规划格局恢复到更契合自然、一个普通城市可维持的社会经济水平的模式。所以无论最初有多么宏大的投资和建设力量，只要维护成本过高，都是不可持续的。而基于人的日常活动尺度的空间，被人的历代活动不可回避地不断修复更新着，这才是最可持续的城市尺度单元。
图3 奈良古（左）今（右）街道对比图
图4 奈良古（左）今（右）水系对比图
一般来说，通过人工系统提供公共服务解决市政问题是城市的特性。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多的人口和产业接入市政系统，那么其风险性也就提高了，由此而来的用以维护和确保这些市政系统的安全性的代价就会越来越高。而积极的规划总是首先布局城市的设施系统，并且为了应付远期的发展，往往超出数倍需求配置市政设施，这些设施在用量真正饱和的时候，往往已经老化并需要大面积更新。人类无法创造出类似自然这样高度复杂的系统，因此在产生问题的端源位置解决问题，能减轻市政系统的负担。判断问题的端源是什么，是在端源位置解决它的关键。
2009年笔者开始着手研究威海双岛湾大约40k㎡的新城规划。基地北部为渤海湾，南面连通三条雨源性河流，是咸淡水交汇的内湾地区（图5,图6）。周围农户沿岸线建堤围养殖场，使得内湾容水面积大大减少，而在雨洪季节，往往又会遇到年度的最高潮位。周边建设地面硬化后，雨洪汇聚速度加快，通常会提高用地的安全标高，这无疑代价巨大，同时影响了该片区将来亲海发展的机会（图7）。
图5 双岛湾现状
图6 双岛湾汇聚三条雨源性河流
图7 双岛湾集水面积变化历程
在研究了25年潮位的记录资料后，我们发现最不利的持续涨潮时间为6小时（图8）。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到雨水6小时的延迟排放，就能避过海水的顶托，额外的填方可以大幅减少。我们将研究范围扩大到200k㎡（雨源性河流的端点），并分段规划出一定标高的湿地（也包括保留原农地），每一块湿地的面积都经过计算，用以滞纳集水区域内6小时洪水量，使得湾区内的建设用地不会因为顶托内涝问题需要额外填高。河流往往被视为一个连续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典型的滨海咸淡水交集处的案例里，对于雨源性的河流，在全流程进行雨洪滞纳管理，就成了端源性的策略（图9）。
图8 双岛湾潮汐曲线
图9 扩大到200k㎡范围对三条雨源性河流全流域6小时滞洪区进行规定的设计
端源优先的设计原则强调在问题发生端进行弹性调适，避免了系统性的浪费。端源更接近的是日常生活，也就是问题频次最高发的点。比尔· 盖茨基金会将污水处理的研究重点放在马桶上而不是城市污水管网的优化上，就体现了对问题端源点的把握。
将问题解决在端源的一个精彩例子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主场馆的设计。笔者将鸟巢和伦敦碗做了比较，来梳理体育类场馆的评价标准（表1）。在这个比较过程中，最打动笔者的是奥运会后伦敦碗的规模缩水设计，这种把远期使用规模作为建筑设计要解决的目标，体现了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思路——一个适合社区活动规模的设施，才会有更频繁使用的可能，才能避免普遍的亏损，降低长期的维护费用。由于建筑这个单元有了弹性，才能更灵活地适应未来周边发展的不确定性。这可能是与现有各种管理规范冲突最大的地方。
表1 鸟巢与伦敦碗的对比
积极规划中的弹性可调适部分往往留给了远期发展，但是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不能与现存条件相连接的规划目标就没有可操作性，可以说相对于发展的远期目标，现状需要更多的弹性。
2010年，配合佛山东平新城建设，要搬迁顺德乐从镇的大罗钢铁市场。大罗钢铁市场由小布、腾冲、细海、荷村和东村等若干个钢材交易市场组成，总占地面积约200万㎡。截至2009年底，共有经营户（包括商户、公司）1996家，2008年全年成交额为579亿人民币，总销售量超过1000万吨，占广东全省钢材销量的三分之一。如此之大的交易市场，在没有火车货运站，没有外埠深水码头，不靠近钢铁生产厂的地方生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存在着，并且长期运营良好。
整个市场占地很大，但基本单元仅是一栋宅基地小楼带一片堆场，进入现场前，无法想象卖钢铁和卖白菜可以是一个模式。我们进入的第二天就讨论这个市场搬迁后一定要升级，要存储仓库化，交易电子化……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就是大罗市场的周边已经有各种现代仓储式的钢铁市场，但生意并不景气，为此我们对市场端原因进行了调查。在调查的100家采购商中，珠三角地区企业占90%。有41%的客户认为大罗钢铁市场钢材价格便宜；有87%的客户认为大罗市场品种齐全；有88%的客户表示一定要现场看货；有68%的客户表示到市场进行交易的目的主要是现场议价，同时了解市场行情和付款；有90%以上的客户在交易后现场提货。调研结果是大罗市场的模式高度契合市场要求，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珠三角的钢铁消费市场。钢铁材料对运输成本非常敏感，受运输半径的限制，乐从钢铁市场的现货采购商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西岸城市，特别是以乐从镇为中心，辐射到周边一小时车程的城市。这些城市散布着大量的中小型白家电和家具企业，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取决于生产是否有灵活性：它们的订单不稳定，这个月生产电风扇，下个月可能生产电饭煲，因此订单分散、灵活供货成为这些企业的重要特征。这些企业是珠三角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分工底色，如果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长期不变，这种地摊式的钢铁市场还有长期存在的需求。所以，我们在规划新市场的时候整理了交通环境、吊装条件，但是保留了办公单元加堆场的地摊模式（图10）。
新的大罗钢铁市场平稳搬迁，并能很快恢复正常运营，得益于团队清楚意识到规划无法改变整个片区的经济模式。纵观国内众多专业市场搬迁后迅速萧条，难以恢复元气，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未能配合市场原有的日常逻辑。
3.1 对自然和先验理论的敬畏是设计师应该秉持的价值观么？
从在大自然里建起第一道围墙开始，人类文明就走上一条不断摆脱自然依赖、突破自然给我们设定的各种边界的道路。但是古往今来，都不缺乏原始自然的崇拜者。我们发现，自然崇拜和权力崇拜具有同构特征，都要构建一种不可追问的必然性，对于看不透、打不赢，又摆脱不了的对象，就用同强权者的相处方式同等对待——将其神秘化，赋予某些神圣属性，奉之为尊，并设定各种边界和规范约束着人类的行为。但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是不可遏止的，来自自然的束缚和来自权力的压迫，一直都是人类反抗的对象。因此，一切科学技术都是对自然的挑战，人类不能容忍永远被动地生存。人类能有今天的成就，就是来源于对权利、自然的不断抗争、学习、妥协乃至超越。自然和人文相互依存的关系，就会变成额外的社会成本。规划师在着手展开空间规划设计时，对于常识的可靠认知，比任何先进的理念更重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常识。浩瀚星空，日出月落，鲜花盛开，清风拂面，正是因为有人类的需要，这些才显得弥足珍贵。
我们还应谨慎对待依赖于人工系统的各种设计理论，很多先验理论的发展背景有别于中国当下很多场地的现状。如炙手可热的TOD公交导向型开发模式理论，是彼得· 卡尔索普于1990年代提出的。简单地说，该模式就是在轨道交通的枢纽站形成高密度开发，从而节省土地，减少对私家机动车的依赖。在这样的巨构综合体内，商业是扁平化的，稍有差异的是面积、装修和价格；居住就更是简化到屈指可数的几种单元；当然，出行模式也是高度相似的。这种固化的业态混合把商业可能的结构层级简化到极致，却不能随着时间推移产生丰富的演变。如上文所述的顺德乐从镇的大罗钢铁市场，如果按照TOD来规划，其结果将不可设想。首先，这种极简模式不能随着时间推移适应、变化、耦合出新的社会关系。而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城市密度应该不仅是指建筑面积的增加，更包含了就业方式多样、人口关联性复杂、文化特征多元等等内容，而这些是需要时间来养成磨合的。其次，我们都不能否认人造系统是有寿命周期的，在所有历史存留的构筑物和人工系统上，随时可见人类力量持续的干预：修缮、翻建、更新、改造……正是人类意愿、财富和技术的持续的灌注，才使得这些系统得以维持。我们无法计量人类花费了多少心力来建设和维持历史长达上千年的城市，并走到了今天。城市发展可参考的不是不变的标准和理论框架，而是解决人的需求并不断增加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这些连接看似日常且平凡，却是长期历史磨合下的最佳状态，具有高度的合理性。这种关系应被视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只有在保留理性内容基础上的增量才是真的发展。
民主是一个困难的制度，而且文明程度越高，个体的意志就越自觉，实际上意见分歧是城市问题的基本面。由此有人判断在规划中公众的参与是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公众参与的过程意义大于公众对产生决策的期待，更多是在过程中获得疗愈。持这种意见的业内人士众多，因为实践中达成共识的难度确实很大，他们甚至抬出若干著名的悖论来证明达成共识的不可能，其中最著名和被广泛引用的是公车悖论和阿罗不可能定律。这些悖论引申到城市化时序推进中，说明“现在的公众”和“未来的公众”无法就城市发展方向达成共识。我们将每个个体表达的先后次序综合成整个群体的偏好次序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要从已知的各种个人偏好顺序中推导出统一的社会偏好顺序是不可能的。这个现象确实存在，在若干场合也常听到有人呼吁深圳应该放弃进取式的发展模式，这是典型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思路。而将“达成统一的共识”作为目标，就是有悖于城市最重要的多样性精神。就拿公车悖论来说，车上和车下的人，很容易就增加一辆公交车的提案达成共识。至于阿罗不可能定律，如果将“满足”作为一个静态不变的目标来考察，那么定律没问题。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社会是有持续调适能力的，“满足”因此也是不断在各种需求中摆动的。达成基本价值共识需要利益相关者的文化背景具有完整性和持续性，这在城市高流动性背景下就必然埋下了分歧。在多次组织公众参与规划实践后，我们发现利益是无法统一共识的，只能通过博弈，达成不同程度的妥协，或者在每个问题排序比重不同的个体间找到妥协的可能。而一个好的社会，个体应该能够各自表述正确，这才能帮助规划在端源解决问题。
如果不考虑社会、生态和技术、资本的局限，规划就可以无止境地追求美轮美奂，但是如果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复杂的现状和有限的资源，并要在其中编出秩序，则极大考验我们的价值观和对空间工具的运用能力。这再次说明规划是门实用的技术学科，无论其表达形式多么的艺术。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消极规划是可以通过日常的积累不断丰富的，毕竟每个城市的问题犹如个体差异，但是管理的变革趋势应该是收缩规划的权力，从功能和空间的100%设计向分区块有限设计+底限管理模式方向发展（图11）。
图11 有限设计模式
所谓分区块有限设计，是针对现在城市中心与郊区采用统一管理强度的办法，使得城市匀质化，难以自发累积形成价值更高的类城市中心区块，而边缘地块又没有应对变化的灵活性，所以规划应该从中心向边缘递减设计的强度，例如中心区只做60%的设计，将道路、公共开放空间设施做100%的设计，功能只做近期和必须的40%的设计，只对50%地块做出限高设计；到了城市边缘地区，只对必须的生态环境管理做100%的设计，建设规划只规定20%的设计等等。而底限管理可以分解如下：从单位地块功能管理变为基本功能+ 弹性指标管理（如商务功能地块的指标为50%商务+20%居住+20%商业+10%自主）；从容积率管理变为覆盖率+弹性限高+形态管理；从道路红线外扩管理，变为基本通行功能+道路设施+边界互换功能；从道路定位定线管理，变为支路以下面密度管理+导则指引等等。
总之，将规划的权力逐步让渡给研究和发展的自发性，才会解放出城市的多样性。30年来的城市化实践呈现出的经验是：一个区域建设的目标越是单一，就越不可能将它当作城市来讨论，规划图上图解式的城市，几乎是空间梦想者编造的故事，他们想要复杂丰富的城市结构，却不想要与之共生的问题、压力和多变性。所有空间上的“理想城市”，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人性，如果我们希望让人的本能发挥效力，那么本能将抵抗所有的控制（包括规划），并因着本能的多样和变化，在空间中触发无数的偶然性，我们能够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随时间演变的不确定性，就反映出我们对多样性是否真的期待。而以更消极的态度和方法处理空间规划时，城市才更贴近于日常生活的理想。
作者：吴文媛，深圳市雅克兰德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规划师，低冲击发展在中国研究与行动小组召集人。apecsz@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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