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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日常都市主义”专辑的组成分，《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人本主义城市化范式的底层设计》一文的书写有意是个实验——使写作本身反映“日常都市主义”特性。根据已知的为数不多的读者样本数，社会学背景读者比较欣赏我的写作实验，城市规划背景读者则评价不知所云而堪称实验失败。
泉州古城社造前言
要向读者解释我究竟在做什么实验，首先必须提出我理解的“日常都市主义”是什么。我打算跳过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ret Crawford）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权威性定义，回归社会学领域关于“日常”和“都市主义”的基本认识。就我的理解，“日常”是社会学本体论的主要研究内涵，即日复一日的重复行为形成的时间—空间—社会这一三角结构的本质是什么。关于日常重复行为的理论，我深受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吸引，因为他的重复行为分析中闪耀着主动行动的光芒与挑战，犹如地质层积淀的稳定结构中透着隐隐躁动的地壳能源。布老指出日常的重复行为的实践逻辑有一连串的效应：重复行为—习以为常—行礼如仪—身体实践胜于大脑追问—无意识主动迎合支配目的—不识—去历史—日常魔法，而社会学的使命就在于对日常魔法揭秘除魅。另一方面，最早界定都市主义的大概是芝加哥学派的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那篇著名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沃老提出，都市是一种社会实体，因此都市社会学值得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领域，从人口规模、居住密度、异质程度等面向，研究城市化背景下的家庭、人际关系、习俗、种族、社会流动、集体心态等群我关系的社会学大哉问，此即研究都市生活方式。从这两位学者的视角来思考“日常都市主义”一词，我倾向于在找到普遍性定义前，先放在特定历史和地点的脉络中来界定,，即：中国城市化脉络造就了何种日常生活方式？日常都市主义的提出具有何种进步性？过去20年我们经历的国家公司主义的快速城市化，使得与城市开发有关的行业都成了“风口上的猪”，最为典型的是房地产商只需吹嘘梦想无需真做即可达到利润最大化。这样的城市发展方式也对我们的生活方式起到一连串效应：忽悠—空手套白狼—三角债—无契约精神—言行分裂—形式主义。那么，当日常都市主义（或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日常都市主义）提出时，它必须事关伦理，而不仅是一个中性技术，更不应是一种巧言批判。基于对当前都市主义的批判，基于日常都市主义的语境，我将社区营造界定为：人本主义的行胜于言的城市化生活方式。人本主义对立于资本垄断和权力支配，意图追求体现为“有温度有责任心的市民”的公共性；行胜于言对立于忽悠和象征操弄，并且唯有行、显化人本主义的行，才有重建日常美好的可能。泉州古城社造现场
由于“行”之于日常如此重要，又由于布老提醒我们行的无意识本质，改革性的社会行动便是除魅—重建—除魅—重建的循环往复。这意味着，行动即是当下——不可逆、不可测、瞬时即过的因缘和合。与行动的当下性相对立并形成挑战的，是日常实践的身体记忆的持存性，这正是我在泉州社区营造中的最深体察，也是我试图作为该文探讨的主题。再者，研究对象的实践逻辑值得被客观分析，而当我既是研究者也是行动者时，当写作本身也是一种行动时，我如何通过写作策略使作者—行动者的“行”跃于纸上？这是我在该文中有时刻意采用第一人称的原因。基于同样的理由，我甚且刻意回避理论回顾，既不在理论脉络中考据理论，也避免滑入去历史的理论对话；而是在行动脉络中以行动为论述主题，引用我喜欢的理论来支撑我对于行动的阐述和分析，使既有理论成为行动的养份，从而诱发在地理论之育种。把作者—行动者的主体性显露出来，是我起笔提到的“使写作本身反映‘日常都市主义’特性”的企图。但也许，凡是带有自省性的文字都免不了具有呓语性质——在此出版之际，时间导致的自我距离终于使我自己成为读者时，我也觉得该文可读性很低——只能自我安慰：手艺人的用心之作至少具有彼时之当下价值吧。
【摘要】基于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作者试图在实践中研究和构建社区营造对于城市化范式转移的意义及社区营造的范式化挑战。相对于资本导向或政商联盟的城市化范式，作者认为社区营造是人本主义的城市化，是“使有温度、有责任心的市民产生和再生的‘底层设计’”。受惠于托马斯·库恩、皮埃尔·布迪厄和克里斯托夫·亚历山大的启发，作者指出社区营造是在“自上而下”命令式城市化范式的危机下寻找“自下而上”的契机。但其实践的真正挑战并非来自于意识，而来自于习性这一身体化实践逻辑的自动性和固执性，因此实践者创造“开始的开始”路径使新习性脱胎于旧习性，并通过制度化使新习性得以重复练习而固化。社区营造从社会实验到城市化新范式候选者，城市规划是首个回应的学科领域。作者提出赋能是城市规划新理论、新技能的关键内涵，并且是降低范式化内在矛盾的出路。
“十八大”以来逐渐浮现的社区营造现象，在“2018年全国社区发展与社区营造论坛：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创新与变革”中呈蓬勃之势，揭示了从民间自发或地方政府发动的社区治理、人居环境改善、社区微改造、社会关系重建等多面向的社区营造正成为存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抓手。“社区营造”一词犹未纳入城市化学科定义，它究竟是有公共性的共同体的萌芽，还是乡愁之集体记忆的回归，抑或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城市化流派的移植，众说纷纭。它与国际上的参与式规划设计、日常都市主义、“街区尺度的规划取向的地点创造与治理”、町造所倡导的理念等有异曲同工之意，在国内则有共同缔造、家园共造、社区共营等姐妹词，并在“十九大”后受到“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基层治理理念的加强。那么，“社区营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社区营造现象放入城市化脉络中，检视其行动意涵。所谓“社区营造现象”，意指已广泛出现的以社区营造为名的参与式规划设计、微改造项目、社区活动、沙龙、工作坊、研讨会、课程、现场考察、案例传播、论文发表、专著出版、手册指南工具书、组织机构等——这一专业社群现象。它体现着中国城市化拐点：从超常规发展、城市竞争、自上而下、行政动员、刚性强制、结果导向、无限责任政府，转向新常态、社区日常、自下而上、非正规自发、柔性共识、过程导向、有责任的市民。因此社区营造或为新型城镇化路线之一，甚或隐含着一种正在萌芽的城市化新范式。然而，社区营造所隐含的城市化新范式并不会因为结构性条件转向新常态而自动发生。采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观点，社区营造现象反映的是新结构条件下城市化原范式危机以及新范式被确定下来（社区营造被写入相关学科教科书）前的理论竞争。在这个时期，原城市化范式主力军设法通过技术调整（例如编制社区规划）解决新难题、新挑战、新任务，力保原范式盘踞权威主流地位；社区营造阵营则抛弃旧范式，力图建构城市化的新视角、新理念、新方法，库恩称之为“改宗”。如果说原城市化范式可被简称为权力城市、资本城市，社区营造高举的则是人本城市。
在此时期，社区营造作为话语和行动的实践活动，真正的阻力和挑战并非来自于话语竞争，而是来自于——采用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逻辑观点——原范式日复一日所积累的日常实践的无意识合目的性【布迪厄以“无意识合目的性”“身体的自动机”等词界定“习性”的特征，以“习性”作为“实践”的机制。布迪厄的“实践”并非指“理论指导实践”的有计划、有意识的行动，而是指日常重复到习以为常的无意识行为。这样的行为会主动迎合社会规范，尤其是权力关系期待你作出的反应，所以是“合目的性”；又因为习以为常，所以不再经过大脑计算，而是“无意识”的身体行为】的持久倾向，即习性。其铭刻于身体的自动化惯性和惰性的实践逻辑使得新实践容易陷于知行不一的窘境，譬如新实践中会出现仍按照自上而下的考评逻辑命令指定试点探索自发地自下而上，尽管通过行政动员能取得初期成效，却易因换届导致政策中断而夭折。亦即，以旧范式实践逻辑推动新范式，存在着行动与话语的内在矛盾，因而存在着脆弱性。有鉴于此，新范式取代旧范式前的新理论实践，需要一个少量取样的“以社区营造方式启动社区营造”的容错实验，使旧范式惰性逐步显现而非大量集中涌现，使行动者有时间探索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及实践来规训新范式的行动逻辑。只有成为话语与行为一致的自动化行动逻辑，社区营造——城市化准新范式——的草根扎根才算可堪预期。
以社区营造方式启动社区营造的少量取样容错实验，是作者所谓的“城市化‘底层设计’范式的萌芽”。以底层设计概括自下而上、市民自发、柔性、日常、自我负责等特征，其对立面是完整全覆盖的顶层设计。本文以作者实际参与且仍在进行中的泉州古城社区营造为研究案例，尝试建构城市化范式竞争动态中的社区营造理论。
1.2 案例概述：“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社区营造
2017年9月，“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社区营造项目启动了培训选点计划。该项目为泉州古城保护发展工作协调组办公室主办，委托乡愁经济学堂承办，目的是选出5个社区营造试点，尝试建立以社区营造为内涵的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方式，作为将来扩延推进的参照模式。不同于直接指定试点的常规做法，该项目制定了“培训—提案—竞赛—选点”系列流程，历经3个月的培训和6个月10支团队的竞赛，于2018年6月产生了5个试点；此后进入社区营造项目孵化阶段，政府给予每个试点社造补助金的支持，包含20万元社造项目拟定孵化费和300万元社造项目实施费。项目孵化工作开始前，又花费4个月时间用于社造团队法人化和实施项目专项经费的制度设计；出台了泉鲤政办［2018］124号《泉州市鲤城区社区营造专项经费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项目具有如下特征。
鉴于社区营造以直接指定试点的方式运作往往在迅速挂牌开幕后涌现矛盾或无可持续性，因此该项目刻意将社造项目酝酿时间拉长，在立项前使各方力量浮现，排除矛盾，化解冲突，相互磨合。时间的作用使得该项目主张的“好一点再好一点”、“不怕麻烦、望向进步、没有终点”【李春燕.冬天里的热情，记古城社造启动仪式.乡愁经济微信公众号，2018年2月5日】、“先社造再改造”、“像增进生命那样增进社造”【乡愁经济学堂.像增进生命那样增进社造，古城社造选点赛程过半.乡愁经济学堂微信公众号，2018年5月4日】的过程意识逐步成为共识。
该项目将时间过程作用于公共领域的培育，要求参赛队伍必须组成“三合一团队”——乐意为人民服务的社区骨干【社区党支部书记或居委会主任】，有公益精神、愿意培育社区的专业者或组织，以及有公共意识和参与热情的社区居民或社团——方可参赛。三合一团队在作为群众参与的发动机过程中，激发了“社造从自造开始”【杨琳. 社造从自造开始，举重若轻. 乡愁经济学堂微信公众号，2018年6月29日】的内省意识和“外联内造”的合作机制。
该项目在过程中逐步出台支持性、引导性制度，而非强制性、一刀切制度。首先是保障自下而上的公正规则，为避免参赛队伍权力寻租，创建由地方政府、在地学者专家、社造学者专家各三席组成的合议制评审团作为决策机构，以收公信之效。在选出试点后将评审团制度化为古城办的专设小组，确定其决策权力的权威性与合法性。竞赛过程中的“三合一团队”在项目孵化阶段需以法人身份承接项目，5个试点社造团队转型为以社区营造为主营业务的社区联合会1家、小微企业2家、地方志学会下设分会1家，和依托团队核心成员的既有企业1家。
该项目通过时间、规则、制度、培训、实习、评审现场点拨、互相观摩、为他队报道、心得书写等过程，培养有温度、有责任的市民。从2018年6月5日公布试点至10月19日出台《规定》的4个月停顿期，部分社造团队在没有外部资源、外部要求的情况下，仍继续自发地进行社区口述历史、闲置资产再利用协商，或小微空间共享活化，呈现了有韧性的内生力量。
社区营造现象的浮现，来自于原城市化范式危机提供的城市化转型的结构性条件。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习近平指出“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过去几十年快速城市化范式的“不对劲”霎时显化，功能异化、碎片断裂、生人社会、沙化社会、无缘社会等“城市病”批判词语涌现；而城市化路径从“增量开发”转向“存量管理”，“城市双修”跃为新共识，城市治理与社会治理无法再部门分割，需谋求共治。在国家层面上，“十五规划”（2000—2005年）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的话语变迁体现了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性：城市化政策从生产要素取向的提供劳动力、促进产业集聚、通过国内产业转移调和区域不平衡问题，转向在城市群尺度上接纳城乡移民的公共服务，并将“质的提升”明确为城镇化目标；相应地，“人”的概念从生产要素转向“以人为本”的道德措辞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政治措辞；公共服务也从政府直接提供转向服务采购、依托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等多元化方式。而在地方反应上，则有“美丽厦门共同缔造”、成都市“可持续社区总体营造”、北京市大栅栏社区营造、上海市绿化自治、嘉定社区共营、杨浦社区规划师、浦东社区基金会等由地方政府推动，民政、园林绿化、党建等部门发起的社区营造现象。
地方政府推动社区营造时，行政资源动员是不可少的顶层设计，却也披露了原范式的内在矛盾。2015年厦门市委市政府通过自上而下、行政动员考核、民政结合规划，发动“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制度驱动力是：市筹划、区统筹、镇（街）组织、村（居）为主负责实施的工作体系，实施主体自评、镇（街）助评、区审核、市核定的评比考核，以及“以奖代补”的群众参与项目。2016年，泉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启动社区营造试点工作【《2016年泉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总结暨2017 年工作意见》，http://www.xxgk.fjqz.gov.cn/csglxzzfj/zfxxgkndbg/201703/t20170329_433143.htm】，自上而下指定5个社区试点。然而，无论如厦门行政完整有力、考评贯穿的全面铺开，或如泉州直接指定试点，都在新政推动阶段没有或很少将其诉求的“社区为基础、参与为核心”的精神内化在自身的官僚体系的实践中。社区营造的价值观是自下而上、自发、草根，以旧范式的考评制度用于社区营造，仍使得基层动力来自于仰望上级而不是草根需要，免不了政随人走。当政府基于过去经验指定试点，而过去经验中与上级配合度高、有改造基础的社区，有可能是习惯于迎合旧范式的既得利益者，即干部政绩不等于群众利益；此外，社区营造强调市民责任，但当习惯于无限责任的政府进行群众参与时，缺乏对居民赋予责任的意识和经验，则可能激发民众索求无度，反成刁民。
总之，社区营造现象的出现源于城市化范式危机，以既有范式的惯性力量作用于社区营造更显化了原范式的内在矛盾。基于此，当笔者进入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社区营造工作时，首先必须为新范式创造符合其自身逻辑的启动路径。
一旦承认既有范式的内在矛盾，新范式的启动路径便清晰可见：让想干的自己说要干，并且给他渠道干——将直接指定试点改为竞争上岗，并且给予自主提案的权力。较为吊诡的是，如果这是全新事物，第一批响应者从何而来？亦即，开始还需有个开始。
如同《共产党宣言》对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关系的悼念具有开启新时代的号召力，社区营造诉求的社会重建也往往从失落的乡愁中发育出新动力、新念想。但新念想如何成为一群人的共同愿望？如何证明它更有能力解决问题带来幸福？如同库恩指出的范式之“不可共量性”：“……范式之间的辩论并不真的就是关涉到解决问题的相对能力的辩论……在几种不同的从事科学的方式中，必须要做一个选择、一个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决定必然主要取决于对未来的许诺，而不是过去的成就……要做那样的决定，唯有基于信心。”亦即，新念想与旧范式无法对抗，因此第一批社区营造响应者不是通过“教”“训练”“考评”而得，而是同路人本来就在灯火阑珊处，你必须把他找出来，共同行动，使社区营造从理念进展为信念和允诺。
这使得底层设计取向的培训与顶层设计取向的培训有着根本差异：后者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推广，前者则召唤潜在的同行者。社区营造的认同者超出我们预期，泉州古城社区营造讲座有来自全国范围近400人的听众，并有多人主动书写心得报告。这意味着社区营造触及人们内心潜藏的某种愿望，并引发了共鸣。
然而，仅召唤不足以成事，如同布迪厄指出，日常实践的实际机制在于习性而不是规则或精神。习性的特征是，“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身份：我既是自动，也是精神；因此，赖以说服的手段不仅仅是证明。得到证明的事物是何其之少！证据只能说服精神。我们最有力、最实际的证据来自习惯；习惯影响自动机，而后者带动精神，且不用它作出思考……精神一旦明白真理之所在，就需要求助于习惯……必须获得一种更为方便的相信，即习惯造成的相信，因为习惯不施压制，不耍技巧，不用证据，就能使我们相信事物，使我们的各种能力都倾向于这种相信，以致我们的心灵也自然地趋向它。”在这个意义上，社区营造要成为新城市化范式，必须从精神召唤进展到习性养成。
隐身的认同者被新范式号召现身，但仍身处旧范式环境中，若无足够的制度支持将分散而脆弱，必须加以组织化才能起到先行者作用。组织化的导向准则是“人民主体地位”，但这具体如何操作？一方面，社区营造常被理解为广泛的群众参与，但广义的群众实为无面人，于是仿佛举办热闹活动即属社区营造。另一方面，社区营造又被窄化为只有房屋所有权人才有公共话语权，于是一个复杂城市的多数人群便被不合理地忽略不计。城市社区营造的愿望是陌生人与陌生人结缘共建新故乡，并获得某种程度的公共话语权而具有“人民主体地位”，因此第一批社区营造认同者需基于城市社区特殊性而结构化地被组织起来，我们称之为“三合一团队”。
三合一团队是社区骨干、专业者、社区居民三种身份的组合，分别代表国家、专业、社会的结构性位置，其中专业不限于城市规划、建筑、景观，也包括社工、文史、环保等，重点在于三合一团队的核心品质——公共意识。当社区营造认同者被乡愁召唤出来，传统熟人社会的“共享互助”很自然地成为社区动员的撬动点，例如社造成员温情为诗：“……邀约邻里，温暖专享，坐井观天，邻里分享；这是我童年的记忆，左邻右舍都还是那么的纯朴；人与人之间简单的相处，不富裕，却幸福……”【泉城淘井队. 井畔餐厅的一天[OL]. http://xiaoyingji.com/v/56dwe/1/CN/?fromApp=SlidePlus&toApp=wechat&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然而，共享互助可以是无私大爱，也可以是部落主义。社区营造中，比共享更积极的目标是公共意识，是对公共秩序的自发、尊重、自律与责任之爱。
培育公共意识的挑战来自无限责任家长制环境中养成的习性——凡事找政府。对于社区建设发展思路，在自我负责地研究可行性之前，便打听或揣测政府领导会否同意，没有获得答案便裹足不前，殊不知一个欠缺可行性探究的答案若非“拍脑袋”的虚应，便为家长意志胜于实事求是的习性。布迪厄提出，行为人基于“无意识合目的性”预测对手的即将行为而产生实践策略，因此社造团队基于过去习得的经验和习性预判社造走向，决定现在行为。这里的悖论是：当社区营造是新的公共生活方式，如何使未知未来的预测进入行为人的实践习性中而成为现在的实践策略？或如何使公共习性脱胎于无限责任习性？我们向制度化寻求助力。
有责任的市民的对应主体是责任有限的政府，其背后是政府让渡权力，赋权于民，并制定权责相应的规则。基于习性的养成绝无一步到位的可能，而需循序渐进、通过时间的作用将外部条件内部化以形成新习性。那么要实践新习性，首先需让旧规失效，即竞赛选点没有内定，没有领导保证的项目，只有依据社区营造原则的判准。为最大化降低行政干预，项目设置了评审团，并赋予它最终决策权，一反过去的政府决策。评审团采合议制，政府代表仅占1/3。尽管是临时组织，泉州市古城办充分尊重和完全接纳评审团作出的决策建议。
评审团也须养成新习性。基于社区营造的过程取向，为使评审团抛掉成果导向的旧习性，刻意安排评审团全程参与：在培训阶段担任导师，在竞赛阶段到现场指导，不主动但不拒绝受邀为参赛团队的顾问，并在选出试点进入项目孵化阶段后，原为临时组织的评审团正式成为古城办专设的社区营造审议小组，其席位构成及合议制不变，并有古城办代章的组织章程。通过上述制度设计，评审团决策身份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得到确认，同时它也将新习性带入正式制度。
微妙的是，习性的魔法在于形成非显性施压的自我审查和社会交叉审查。尽管规则明示评审团采取一人一票制，但评审团、古城办、承办方等成员的言语动向仍旧易被旧习性臆测从而流言四起、不识新规，直到公平、公正、公开的反复证据使得旧习性魔法作用崩溃，新习性于焉诞生。
社区营造响应者在培训和竞赛过程中连结为三合一团队，其成员在过程中不断重组，形态未必为均质三角形。初期的群众参与较依赖社区骨干和热心居民的动员能力，而项目孵化阶段则对专业有更多要求。鉴于社造项目孵化工作乃由政府进行服务采购，有必要促使三合一团队法人化使其能承接项目孵化工作，以保证其对于社区营造的话语权；并通过将其身份认同从正当性过渡到合法性，培养其公共意识之习性。
社造团队法人化势必进入地方政府既有的法人注册管理体系，但由于社区营造是新生事务无法可循，其制度化路径可谓好事多磨。三合一团队法人化的路径有三：一是响应民政部门正在推行的政策成立社区联合会，但社区主任任理事长的规定引发社造团队作为第三部门独立性不足的疑虑。二是成立民办非企业（下称民非），能使社造团队不限于社区地界，将社区营造作为社会事业来拓展；但民非注册需有业务主管部门，社区营造综合性强，涉及规划、住建、交通、文体、教育、民政、市政、城管、环保等，现行部门分割的管理体制使得没有一个部门敢于承担全部责任，而一个新生小微民非亦不堪多部门管理。三是成立工商企业，政府的注册管理最为成熟，但社造团队易遭非议，谓与群众博感情是为谋利云云。
法人化路径在鲤城区政府、乡愁经济学堂和5支条件各异的社造团队间来回推敲协商了4个月，从首推社区社团到力推民非却难以注册，最终定下工商企业为主要方案。时间与过程作用于认同，此际三合一团队转型为工商企业已无非议，且人们知道必须持续观察后效。正如布迪厄指出，“实践的这些特性是由于实践在时间中构建，并从那里获得其作为顺序的形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意义（和方向）。这种情况见于所有被确定为——至少在行为人看来——由相对不可预料的行为构成的不可逆转的定向序列。”
历史总是充满意外。“不可预料行为”“即兴创作”是实践活动的属性，以工商企业为解决方案明确后，其中一支团队反回头决定成立社区联合会。社区联合会因有受制于行政干预之虑而原不被看好，却在成为真实行动时获得热烈响应，会员人数从初始设定的23人扩大到39人，也许这正反映了人们对于“人民主体地位”的盼望。
退出机制是泉州古城社区营造的即兴创作，却对赋权担责起到枢纽作用。2017年9月—2018年6月的9个月培训—竞赛过程，有“上下两头热，中间事不关己”现象，即市古城办发起、社会热情响应，但与社区工作更直接相关的区和街道层级的政府部门参与度有限。为此，市古城办决定将社造项目补助金的发放主体转移到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意外的是，资金补助这一启动诱因却在落地时遭到推诿，基层的普遍顾虑是社区营造的制度创新与旧规间存在缺口，公职人员因审计压力而意欲回避。在制度设计的沟通阶段，习性发挥着顽固的惰性力量：为其他部门设想制度创新时，人人思路活跃；一旦涉及自身担责，则对以审议小组承担决策的制度设计采取不信的态度，且尽可能推辞。此正为布迪厄所谓之自动化交叉审查魔法。不识的程度，甚至对于区政府下发征求意见稿获区纪检监察、财政、审计部门之“无意见”答复，仍以不信对之。
因此，《规定》最终明确了退出机制：（1）社区营造项目遵循权责相符原则，承接社区营造项目的街道、社区在享有项目资金的同时，也须勇于开创和承担社区营造专项经费支出流程的制度创新实践。（2）社区营造项目遵循自愿原则，不愿意承担社区营造专项经费支出流程的相关街道、社区可以选择退出社区营造项目。以退出条款迫使基层直面权利与责任的对应关系。
迄本文定稿，历时2年的泉州“美丽古城家园共造”社区营造已孵化成熟数个实施项目，且正试图将项目实施纳入政府常态化流程，在常态流程中为社造创造空间。鲤城区政府出台文件，对社造团队赋权，要求项目小组成员需包括社造团队；对政府一刀切性质的规定松绑，允许除了集中采购外，为提高居民参与可以采取单体采购的多种尝试。这个阶段开始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结合的尝试【泉鲤民基［2019］134号《泉州市鲤城区古城社区营造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鲤城区“美丽古城家园共造”实施项目经费管理规定的通知》】，进入了城市发展管理的深水区。
本文试图将社区营造提高到城市化范式的高度，而不仅是某种技术路线，虽然技术路线总是范式的一部分。亦试图援引库恩和布迪厄的理论，论证社区营造产生于城市化原范式危机，行动策略在于使其实践活动脱胎于原范式习性而创生新习性，即推动有温度、有责任的市民的诞生。
库恩追问科学革命的新范式从何处发端，特别是范式的不可共量性使得新范式相当于从常态科学改宗。他指出年轻、涉行不深、跨界是最早一批信奉者的特征，这与我们的社造经验不谋而合。泉州古城社造从小范围实验开始，其发起者市古城办、行动者“三合一团队”和把关者评审团皆始于临时组织，而后在新习性养成中将新规制度化。制度化是范式化的重要步骤，使外在必然性内化为内在法则，如同教科书是使新理论成为常态科学之新范式的重要举措。这样一种关注于“开始的开始”，而后使社区营造制度化为城市化范式的展开过程，笔者称之为“底层设计”。
范式的不可共量性使得范式的选择不是基于证据说服力，而是对未来的允诺和信念。作为行动信念，我们主张以人本主义作为社区营造的规范性价值，即“身心健全的有主体认同的地方发展”。那么，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笔者认为是“公共性”，有公理、有正义的公共性。唯有具备公理、正义，我们向往的“共建共治共享”才不会落入部落主义的相爱相杀，才有天下为公的广阔前景。
4.2 范式化的挑战：赋能【empowerment可以是赋权，也可以是赋能，因为power本身可以是权力的意义，也可以是能力、力量的意义。笔者在此选择“赋能”之意乃因：首先，如为“赋权”，则须有更多权力的制度性支持，譬如住建部的共同缔造，或如成都社区总体营造的“还权于民”，而泉州社造还没到这步。其次，尽管权力与能力相对应，权力为表，能力为里，但目前由于泉州的制度性条件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的实践策略是先处理能力。此外，无论在什么样的“赋权”下，“赋能”都可能得到加强也可能被剥夺，即使已经赋权了，能力建设还是会完全失败。这部分更加耐人寻味】
新理论的萌芽基于信念甚于论证，从新理论到新范式需经历一个范式化的过程。若我们以“人本城市”概括城市化新范式，将旧范式简化为资本导向或政商联盟（意指人被异化为生产要素，并被允诺明日财富，而致不识人本整体性的丧失），那么新范式便是人本的回归。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批判“机械—质点”主义之当代范式造成“人—环境”整体性的撕裂，他结合生命学和场论提出“整体—中心”场域观，以取代“整机—部件”机械观，还原和重构包含人、环境、情感、经验在内的人本环境美学。布迪厄批判客观主义的主—客体决裂通过制度化的学科知识垄断而不识日常行为逻辑，提出通过第二次决裂，对“客观”研究者立场的固有预设提出质疑，对客观化加以客观化，以重构包含研究者自身在内的社会关系场域的社会学理论。基于上述，作为城市化先锋部队的城市规划学科也是当代“机械—质点”范式俱乐部的一员，如若社区营造发起人本主义的城市化范式，那么，引借布迪厄的二次客观化批判专业者习以为常而不识的固有预设，重构既包含规划对象的主体经验，也包含规划者—规划对象关系的规划动力学，应为学科发展的新矿脉。
范式化有着比信念更为实际的要求。尽管社区营造已成为流行词汇，实践中仍经常可见纠结于改宗的专业者，他们认为“多年来认真学习掌握的专业逻辑在社造里丢失了方向”“社造需要长时间‘浸入’参与，不是几个月的项目，所以我担心离建筑专业越走越远”。如库恩所指：“除非新范式能满足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科学家仍不会归心。首先，新范式必须看来能够解决问题（重要而广为人知的问题），而且非它不可。第二，新范式必须保证，透过旧范式而累积的科学解谜能力，大部分会保留”。原城市规划范式试图将社区营造收纳为一个技术分支：社区规划（或尺度有别，或较多的调研，或发动群众开会，或以活动策略作为参与技术的）。尽管规划手段有所多样，却仍难避免社区“因专业致残”：将社区生活、社区环境决策的人民主体地位让渡于向专业等靠，而专业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甚而剥夺了社区自我成长和修复的能力。
这揭示出旧范式的解题工具应用于新范式时，必须调整为新范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逻辑，否则便不能生效。笔者以为，城市规划转型的关键在于赋能，即与规划设计学科知识特权决裂，正视“客观化”的专业技能在不同的规划关系场域中有“主观化”的质性差异，构建平民百姓皆可学可用的“日常性的专业”，或“专业的日常”，如亚历山大的努力。
更为严峻的挑战是，尽管范式化标示新理论的成功，库恩和布迪厄的提醒都在预示范式化必有内在矛盾之宿命。库恩指出常态科学属性：教科书去历史或扭曲历史以使科学家毫不质疑范式，以成就科学生产力的积累。布迪厄指出社会魔法：凡社会秩序都倾向于施加一种魔法以使自己长存，通过象征资本或制度化使支配变得不可辨识，从而使集团中的行为人交叉审查以再生产社会秩序。意识觉醒、反身觉察是破除魔法的必要修炼，却未免唯智。也许如布迪厄所示，“社会世界的每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是分配和身体化或制度化分类之间的适配借以不断破裂和恢复的动力学的一个契机”；但实践者总会悖论地企望在解除魔法的斗争中建构一个无魔法的新社会秩序。也许对草根社区的“赋能”至少能使专业魔法较易被识破。此文为行动研究阶段性总结，写作过程中获得复旦大学于海教授和华侨大学龙元教授提点，特此致谢。借此对《国际城市规划》编辑部的敬业精神致敬，因为文辞意见不止是语法习惯而已，更是一个使概念愈发清晰的促进过程。
作者：刘昭吟，乡愁经济学堂秘书长，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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