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全球健康城市运动演进及城市规划作用辨析【抢先版】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全球健康城市运动演进及城市规划作用辨析》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通过梳理健康城市运动的全球发展历程，本文旨在总结其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探析城市规划在其中的作用，为当下我国应对健康城市建设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一定经验与借鉴。自1980年代以来，全球健康城市运动持续推进，已构筑起一张涵盖全球和国家内部两个层级的复合网络（图1,图2）。城市规划作为一种调配公共资源、营造物质环境的重要公共政策，在该运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图1  WHO欧洲健康城市网络地图（第五阶段）

图片来源：https://www.belfasthealthycities.com/who-phase-vi-2014-2019-european-healthy-cities-network

图2  捷克国内健康城市网络地图（HCCZ Members）

图片来源：https://www.healthycities.cz/en/hccz-members

全球健康城市运动的发展是理念与实践相结合、不断迭代演进的过程，在每个时代表现出不同特点（图3），总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健康城市”的内涵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不断拓展，其目标和建设路径愈发明晰；

（2）WHO引领的全球网络架构和地方实践一直在探索如何结合，近期在发展速度和推动模式方面出现地区间差异；

（3）城市规划对健康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的认知从一开始便受到重视，并在欧洲健康城市网络第四阶段得到强调，并逐步与实践紧密联系。

图3  国外健康城市发展历程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1980年代（主张提出与初步探索）：中后期是健康城市理念萌芽和实践探索时期，为健康城市建设在全球的开展奠定了早期的认知基础。但健康城市建设的具体对象、边界、目标、方法、程序、保障和评价等内容并不清晰，缺少普适性标准和引导指南。

1990年代（内涵丰富与实践扩展）：这一时期“健康城市”定义得以明确，并颁布了相关指南，健康城市建设实践拓展到全球许多地区。另外，这一阶段还强化了基础数据库建设，为全球实践扩展提供了有益经验。

2000年代（健康城市全球实践与健康影响评估开展）：进入21世纪，健康城市运动在欧洲和全球其他地区体现出不同的演进特点，而健康影响评估（HIA: Health Impact Assessment）逐渐成为一项重要政策工具被运用于健康城市规划和建设之中，进一步促进了健康理念的融入。

2010年代（健康城市内涵拓展、规划实践持续推进与HIA深度应用）：全球许多城市将“提升公共健康水平”设定为重要发展目标，通过拓展对健康城市的认知、持续开展健康城市规划实践，以及架构HIA理论模型并开展评估实践等举措推进健康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在全球健康城市运动中的作用体现在政策、导则和规划编制三个方面。

（1）政策方面体现在城市规划对健康城市建设的规范和促进作用以及健康融入其他相关政策的引领和纽带作用。

（2）具有一定普适特征的规划设计导则有助于健康城市思想的传播和健康城市建设的全球实践。在30多年的全球健康城市运动中，导则先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早期由WHO组织编制的相关指南和近十多年由地方政府基于实践经验、研究证据和本地特征编写的健康城市规划与设计导则。

（3）随着健康城市运动持续推进，将公共健康纳入规划编制内容的现象愈发明显，总体上表现出普遍性和循证性两个典型特点。在普遍性方面，不同类型规划都有将“健康”作为重要目标以开展策略制定和空间设计。在循证性方面，基于证据的规划编制越来越受到重视。早期的融合方法主要是基于专业经验或设计导则，随着HIA引入健康城市规划领域，对规划方案（或现状环境）潜在健康影响的分析成为一种更加科学、有效的融合工具。

随着“健康中国”成为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健康理念和健康城市建设愈发受到重视。目前我国健康城市推进存在部门协调机制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健康城市运动提供的经验包括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推进HIA的应用以及深化部门协同等要点。

首先需要重拾城市规划保障公共健康的初心，明确其基础引领作用。目前健康城市理念融入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路径正被探索，哪些空间层面和相关内容应当考虑健康问题仍待明确，而WHO所制定相关指南能为此提供一些思路。

另外，HIA应成为促进健康与城市规划紧密联系的有效工具。向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HIA需要针对规划特征构建评估要素体系，从正面、负面和公平等多维视角提出能够直接指导规划设计干预的详细策略。

在机制保障方面，目前我国卫生健康部门主导和部门职能壁垒的问题依然存在。国外采取成立协同部门、立法保障以及促进多元参与等措施以应对这些问题，取得较好成效。这需要我们从顶层设计出发，构建高效统领、部门协作、多方参与的运作机制，并制定相关支持性法规，应当成为保障我国健康城市建设有序推进的重要举措。

未来我国健康城市发展需要积极加入地区甚至国际健康城市网络建设之中，承担促进和引领地区发展的重任，大力推进国内健康城市网络建设。同时，2019年年末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疫情提醒健康城市的规划者和实践者，我们需要在考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同时，推进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应急，通过研究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构建适合我国城市的健康设计标准，建立健康影响评估机制，使健康城市规划成为构建高品质和高效率的健康城市治理模式的重要支撑。

作者：蒋希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

叶丹，香港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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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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