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作为中国重要的邻国以及人口最密集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印度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及次生经济和社会危机，重塑城市经济和民生？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滞后的贫民窟改造、尚不完善的城市公共设施以及贫富差距令疫情防控困难重重。不少媒体报道因此透露出深深的担忧。这担忧是否存在夸张或低估？印度是否会成为全球疫情控制的“王炸”？疫情对未来的印度城市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抱着这些疑问，笔者联系了印度智库“影响与政策研究院”（IMPRI: Impact an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主任艾钧∙库马尔博士（Dr. Arjun Kumar）以及另外三位印度学者。在4月16日的视频会议中，笔者与以上学者深入探讨了印度城市的发展和治理现状，并初步探索中国和印度在政府、学术界以及民间合作的可能性。之后，笔者又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城市规划系的印度籍教授、国际城市设计与规划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Urban Design and Planning, University of Florida）主任阿比纳夫∙埃里克山德拉博士（Dr. Abhinav Alakshendra）进行了一对一的网络会谈。我们结合美国和印度的情况对城市规划前景进行了探讨。现摘录谈话精华并整理他们最近的研究附上，供读者朋友们参考。
艾钧∙库马尔 博士
巴旺∙辛∙梅塔 博士
索米亚迪普∙查托帕迪亚 博士
丝米∙梅塔 博士
阿比纳夫∙埃里克山德拉 博士
李子明 博士
受访者：艾钧∙库马尔 博士（Dr. Arjun Kumar. email: arjun.impri@gmail.com）
巴旺∙辛∙梅塔博士（Dr. Balwant Singh Mehta. email: balwant.impri@gmail.com）索米亚迪普∙查托帕迪亚 博士（Dr. Soumyadip Chattopadhyay. email: soumyadip.chattopadhyay@visva-bharati.ac.in）丝米∙梅塔 博士（Dr. Simi Mehta. email: simi.impri@gmail.com）阿比纳夫∙埃里克山德拉 博士（Dr. Abhinav Alakshendra. email: alakshendra@dcp.ufl.edu）采访者：李子明 博士，佛罗里达大学辛伯格住房研究中心（Shimberg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研究员（email: liziming@ufl.edu），《国际城市规划》美国站联络员
印度智库“影响与政策研究院”官网首页（https://www.impriindia.com/#）
子明：大家好！感谢艾钧的组织和协调。你们在德里目前的情况如何？大家都还好吗？衣食住行怎么样？可以作个自我介绍吗？ 艾钧：我们都很好，谢谢关心。我们自3月21号开始都在家里办公。衣食住都和以前一样；“行”是不行啦。新德里的情况不明朗，我们也在等待。不同家庭和地区所受到的疫情影响不同，我们一会儿会说。首先，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艾钧∙库马尔，毕业于尼赫鲁大学的区域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博士项目，研究兴趣包括住房问题、基本设施供给，以及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我最近收到阿育王大学和同济大学联合首批中国－印度研究访问学者项目的邀请，希望能在疫情结束之后来到中国，和中国同僚交流合作。我领导的“影响与政策研究院”和不少印度专家学者有合作，今天特邀请了几位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来回答你之前邮件的问题。巴旺∙梅塔教授隶属于位于德里的人类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Human Development, Delhi），他对就业、不公正与贫穷、儿童福利和信息技术应用等发展领域的问题颇有研究。索米亚迪普∙查托帕迪亚教授任教于维斯瓦·巴拉蒂大学（Visva Bharati University）经济与政治学系，他研究城市财政、城市不公正和印度城市转型治理，他对产业政策和印度的智慧城市有不少观点。丝米∙梅塔博士是我们智库的执行官，是毕业于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学的博士，还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富布赖特学者。她的研究兴趣包括美国和印度的农业和外交政策、可持续发展、环境变化、性别平等以及城市环境与食品安全。欢迎你提出问题，我们会尽力解答。有些问题我们还提供参考资料。 子明：谢谢介绍，那么我们开始吧。在目前新冠肺炎爆发的时候，在印度的贫民窟，人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已经可以从新闻报道里了解像孟买这样的大城市，但是我更关注的是小城市、乡镇以及农村地区那些住在非正规社区的人们的情况，能给我讲讲吗？ 索米亚迪普：印度的城市是新冠肺炎爆发的中心，人口流动的尺度、人口构成、基础设施以及政府治理的相互掣肘影响了疫情的防控和响应。在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印度有3.77亿人口住在城市，预计到2030年会有6亿人。尤其重要的是，有3.12亿人住在小城市或中等城市（即人口在5000~10万之间的城市）；14%的印度城市人口住在3892个普查单元镇，其中在2011年注册为镇的，有37%集聚在大都市周边[1]。在这种郊区化的过程中，人口密度伴随新城区的发展，以高层建筑和非正规住房的同时出现而增高。根据印度住房与城市部（MoHUA: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 Affairs）官网数据[2]，按照37.14%的十年增速、基于2011年的普查数据估算，在2013年就有1.04亿人住在贫民窟。印度约2/3的建制镇有贫民窟，在2020年印度将成为拥有最多贫民窟居民的国家。这些居民大多数在城市非正规的部门从事低收入、高竞争和低保障的劳动。所在工作区域密集、缺乏规划、缺乏或没有正规的产权、难以保障基本的公共设施和服务（包括公共健康体系）。将延续到5月3日的全国性封锁给这类人群增加了更多的苦难。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印度的发展研究以及政府措施经常忽略了小城镇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的变动，尽管小城镇的发展对于可持续的城市化非常重要。上个月，新闻媒体已经关注了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等大城市的贫民窟和非正规社区的疫情应对经验。但是，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覆盖率明显低于这些大城市[3]，这种匮乏在欠发达的邦更加明显。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量随着镇的规模递减而递增，在全国范围和区域范围内都有这种趋势。在这些镇，低质量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供给导致人们成为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最敏感人群。阿悠娜∙达塔教授（Prof. Ayona Datta）最近在她的研究团队的博客中描述了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小城市贾朗达尔和西姆拉（Jalandhar & Shimla，图1）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状态以及所受到的疫情影响[4]。
由于低投资、农业危机以及毒品问题，贾朗达尔很久以前就是流动务工人口的输出地和大批非常驻公民【NRI: non-resident Indians，指在前一财政年度内没在印度住满182天的印度公民，比如因为就业、旅行、经商等原因（或没有原因）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公民[5]】的集结地，年轻人在国内或国外找工作，最近几周一大波流动务工人员因为疫情回家。同样的，喜马偕尔邦（Himachal region）的流动人口回到西姆拉，而西姆拉的苦力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在封锁期，贾朗达尔著名的服装和体育产业由于之前吸纳了很多流动劳动力，这次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比如，全市最大的二手服装市场几乎都是由来自古吉拉特和旁遮普邦的女性流动人口经营。在西姆拉，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本可有旺季表现，但疫情影响了小商品集散、流动人口务工，以及整个非正规部门经济活动，旅游由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基础设施不足方面，贾朗达尔人民医院只有4个ICU病床以及7个呼吸机来帮助新冠肺炎病患。在西姆拉，十口之家被关在很小的屋子里，甚至目前没有收入和救济；这些家庭不能完成每年的房屋修葺。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更糟糕的是，这两个城市的老龄人口也很多。不幸的是，尽管这两个城市是“智慧城市”的试点城市，但还没建成像其他智慧城市那样的进行数据监测、隔离控制、路径追踪和无人机监视的总控中心（ICCC: Integrated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s）。贫民窟居民的脆弱在疫情扩散中加剧了。根据2012年的国家样本调研（National Sample Survey），3/4的贫民窟都密度过高，平均面积大约2公顷。2011年的人口统计发现有一半的贫民窟家庭只有一间屋子并且各邦情况差异挺大。36%的贫民窟家庭周边都没有电、自来水以及卫生设施。最近一项基于北印度城市波帕（Bhopal）和贾普尔（Jaipur）110个贫民窟的调研发现：仅53%的受访者有自家的洗手龙头，而且还是断断续续有水；1/3家庭没有自家的厕所；很多家庭都是共用水源和厕所；大多数家庭都是由主妇和女孩来负责运水、储水和管理水，这也增加了女性的风险。该调研也发现，平均每家有6口人，一起居住在1~2间房子里[6]。这些简陋的条件都让社交隔离不能兑现。此外，贫民窟和非正规住宅区的居民通常依靠集体行动来应对基础设施的不足。政府官员或本地选出来的行政长官（councillor）通过居民的集体组织来了解和满足居民的需求，这个过程往往越过市政府的法律条规和正规的官僚渠道[7]。但是在封锁期间，居民们不能进行社会动员，从而缺失了一条可以表达自己对公共设施供给需求的渠道。因此，疫情揭露出了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政府需要保证给所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针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群体。 子明：谢谢，这让我有个新问题。能否讲讲社区参与是如何帮助非正规住宅区的居民的？ 丝米：社区参与大部分是通过公民社会组织来满足贫民窟居民在新冠疫情期间的需求，包括供给食品以及提供干的救济粮。政府以及公民社会组织会敦促个人来捐款。子明：各级政府如何支出财政款项来负担这些组织以及志愿者？丝米：他们通过多种平台在募款，让大众了解到穷人面临缺粮缺口罩的状态。政府也建立了自己的基金，叫紧急情况公民援助和救济总理基金【PM-CARES: The Prime Minister's Citizen Assistance and Relief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Fund，是在2020年3月28日新冠疫情下建立的，以应对新冠以及其他相类似危机。印度企业在6月30日之前捐助该基金，按照1961年的收入税条例可以获得税收豁免并计入其所兑现的企业社会责任】。 子明：既然有这么多问题，那么印度政府都能够做些什么？或者说，你期待地方政府可以有哪些举措？ 艾钧：这个丝米和我都有发言权。对于贫困家庭，政府也提出对应的项目，比如饮食、煤气罐和现金的发放，以及针对穷人的医疗保险。可参考我们4月7号发在Ideas for India上的报告[8]。其中，“政府层面的应对”（Interventions at the government level）部分中有详细的数据和清单（参见附录）。但是，我发现核心的问题是地方公共财政拨款的兑现和项目实施问题。尽管在表面上会有不少听上去不错的项目和动议，但是在推行的时候却有很多官僚主义和不作为。比如在一些街区，人民的呼声很高，但却没有多少改善。疫情期间其实是一个好的时点来反思我们的“智慧城市”，其实他们并不“智慧”。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就发现的问题，到现在我们也有学生了，这些问题没变。我们的城市发展应该向外看、向前看、强调公共参与，当然必须非常地公开，这需要国内语境和国际环境的共同作用，两者的融合非常重要。比如，我们有自己的样板城市的建设，有信息的公开，也有公共参与的模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全球的排名。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的压力下，印度和中国都需要解决城市空气污染，最近几年北京和中国的城市在污染控制和生活质量改善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空气质量排名上进步了，而印度不少大城市却还是空气很差，全球排名很低。对内来说，数据的有效性以及报道的有效性也很重要，这对于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补充一点关于非正规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国家经济的非正规性源自大面积的季节性流动务工人口，封城之后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受到重创。我们的城市化不能没有工业化，我们需要关注是否（在疫情暴发时）对工业的发展有些缓冲性的政策？用工方面是否可以有些策略性转变？我们更需要关注是否规划能分散到地方层面，且伴随有工业化项目，地方政府是否扮演了促进本地经济以及提高福利方面的危机缓冲角色，以及一些社会福利的实现情况。进一步的，我们应该关注政府项目的包容度和排斥性，比如谁在选定受益者？谁是受益者？谁被排斥在项目外？ 子明：具体的，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用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是什么呢？ 艾钧：政府到今晚承诺会有220亿美元的救济包，效果如何还不得而知。所以我们会做一些电话采访，从市政官员那里了解哪些做了、哪些没做。从开始封锁到现在，政府兑现了40亿美元救济。尽管这比不上美国政府给国民的多，但只要能及时发放，还是会有很大的作用。艾钧：宏观金融的作用很重要，在过去几十年，印度的宏观金融项目相当稳健，已经有500亿美元的不俗表现。最主要的波动来自一些短期的因素，像股票市场。他们组织得很好。对内来说，我们有很好的预算。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低效率，政府的承诺总是不能很好地兑现，但是我们有基金。对于预留基金，政府会兑现承诺。开放信贷的来源使得对于地方政府的放权有了可能。我们希望使用税收的时候尽可能公平。对于刺激经济的政策包，我们现在还是不太确定。对于官僚体系的问题，我们应该找到能包容社会参与，内化其于政策制定的路径。比如应对新冠疫情，我们需要这方面的专家来领导。相较于融资问题，忽略的问题是如何在社区中引入专家，让他们在快速决策和执行方面有领导力。 子明：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你希望或者是预测印度的城市规划有哪些变化？在短期和长期中，新冠肺炎会对印度的城市规划分别有什么影响？ 索米亚迪普：要理解城市规划未来的变化，我们首先要理解目前系统的空缺，尤其是目前印度城市应对新冠肺炎的准备程度上。除了城市化以及郊区化，印度人需要面对两个困境：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另一个是虚弱的制度和财政能力以及城市治理结构，这是导致基建不足的原因。我们已经讨论了糟糕的城市服务。在印度，市政府缺乏自主性、权威以及资源去制定城市政策并执行。1993年第74号宪法修正案本意在通过分权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决策权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然而，政治赋能被非定期的城市地方团体（ULBs: urban local bodies）选举所干扰。在大多数邦，市政府的执行权威由邦委任。大多数的市长只是一个名誉上的人物而没有实权。民主选举产生的市议员在城市管理上只有很少的话语权，更不要说在市级层面应对新冠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在宪法意义上市政府有完全的权威来承担18项职能，包括水的供给、清洁、固体垃圾处理、公共卫生以及贫民窟改造。但是，事实上市政府所承担的职责委托只有一部分。帕贾基金在2020年城市治理改革的研究中发现，在调研的21个城市里没有一个城市根据74号修正案掌握全部18项城市职能；仅有9个城市的市政府可以参与兑现10项以上城市职能。邦政府掌控关键的医疗基础设施，包括医院、诊所、基础医护中心。毫无疑问，市政府应该在减灾防灾方面担任重要角色。鲜有城市做好了将城市灾害管理行动计划（CDMA: City Disaster Management Plan of Action）纳入地区规划以及邦灾害管理规划的准备。甚至，这些城市灾害管理行动规划本身都没有明确作为灾害管理的法案（act）[9]。城市层面缺乏有技能的员工是另一个缺陷，这是由于平时需要加强地方政府制度性能力。尽管孟买和加尔各答平均每千人有8名公务员从事服务供应，但是在巴特那【比哈尔邦首府城市，该邦属于东北地区落后邦之一】的市政管理组织里只有1名这样的公务员。事实上，在帕贾基金研究的21个城市里没有监管审批的职位，并且他们也未掌控招聘程序。松散的制度使得城市地方团体（ULBs）可以根据他们的当务之急来决策和执行，从而达到他们预期的结果【但如果他们没有把人员招聘作为当务之急，那么这样的决策也并非明智的自治。——采访者注】。缺乏有资质和有技能的员工是印度城市治理低效和缺乏可靠性的主要原因。邦政府应对市政府能力问题的惯常做法是建立半官方机构（parastatal agencies）和特别目的实体（SPVs: special purpose vehicles）来承接特殊的市政功能，比如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城市开发。重叠的机构角色以及义务造成的问题是“谁来提供公共技术设施和服务？”这个问题在疫情或危机爆发的时候就更大了。总体来说，大多数城市缺乏真正的权力和执行力来贯彻邦的城市规划与政策。城市地方团体虚弱的财政对其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能力有累退的影响[10]。印度城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平均只占到全国GDP的1%，与加拿大的8.6%德国的8.1%相比这个数字很低。更糟的是最近几年市政府靠自身能力来征收本级财政税收的能力越来越差：2017—2018财年只占到GDP的0.43%，是八年来最低的，而且小城市比大都市的表现更差[11]。财政任务完全是依靠邦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允许，地方团体只能征收邦政府特别准许的税种。财政支出方面也受到相同的约束。平均市级财政支出只占GDP的0.82%，而且城市的实际支出远低于支出的标准。值得警惕的是，城市准备提高的却是人均一般行政费用和公务人员工资收入。总体来说，城市财政非常不令人满意，征收状况很可怜，以至于不能弥补城市基础公共服务的成本，更不要说应对城市健康危机。事实上，这往往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缺乏资金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投入不足，而公共资源不足又导致难以培养税收来源。很明显，城市若配备运行顺畅的治理和健康的基础设施才能更好地应对疫情暴发。事实上印度城市的空间和结构特点预示贫民窟和郊区有可能在未来几周成为疫情暴发的热点地区。因此要规划和开展一批短期的处理方案，比如激进且可负担的测试和追踪办法、积极的监视、惯例性沟通、快速隔离等。在人口稠密的贫民窟和郊区上门提供饮用水和移动厕所非常重要，如果这些稠密的地区失守，那么疫情真的会成为恼人的炸弹。在长期，规划要完成的是真正赋权于市政府。考虑到目前职能重叠，有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明确哪些职能只能由市政府来承担；第二，明确哪些职能需要市政府和其他机构一起承担，要在各个参与方之间明确分割权限并同步规划、财政和执行的职责。给市长和民主选举的代表更大的决策权，并且确定市政委员会对他们效力，这非常重要。解决市政财政不足可以采取以下几步：首先，提高现有地方税的税收，其次，增加市政府能够征收的税目从而拓宽税基。健康稳健的城市财政环境才能吸引私人投资，从而有助于探索其他新税收来源。更长远的一步，引入地方政府在商品与服务税【GST: Goods and Services Tax，印度的商品与服务税。2017年5月29的商品与服务税的新法案通过，之后该税根据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地课税，这意味着之前各邦分散征收的间接税得到统一。这一统一旨在促进税收效率和公正，从而激发全国市场的统一，促进国内跨行政区的贸易】理事会的席位，令其可以获得间接税的征收和支取权限，从而可根据一些先期表决同意的条款预留出特别款项来应对地方政府的特殊需求，提高基层的福祉[12]。在政府行使职能能力上，邦政府需要加强培养市级政府的行政干部、支持他们掌握现代城市规划和管理工具方面的培训。在任何城市层面的国家政策框架中，都需要构建市政府提前应对危机的基层能力、提供紧急响应培训提高关键部门的协作（如国家危机响应队伍）。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关键是要识别城市规划的短缺以及影响公共健康的经济与社会因素。这有助于妥善地将资源整合到最脆弱的地区。同样重要的是，或许未来能构建一个城市层面疫情准备的指数，包括按片（ward）、区（locality）或街道为单位的敏感人群以及以医院为单位的病床和ICU设施数量。这个类似于乔治城大学的快速健康安全测试体系（RUHSA: Rapid Urban Health Security Assessment，https://ghss.georgetown.edu/urbanprep/），将会成为评估城市层面公共健康预警和响应能力的工具。 子明：正如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小城市——印度的某些“智慧城市”还并不“智慧”。但是，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新冠肺炎对整个“智慧城市项目”有什么影响，具体的，对样板城市的影响有多大？
索米亚迪普：印度国家政府在2015年提出了“智慧城市项目”（Smart Cities Mission），接着有100个城市入选，其目的在于吸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从而构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结合本地特点运用计算机技术、数字化以及电子政务等技术解决需求是这些城市的规划特点。住房与城市事务部目前宣称将智慧城市基础设施运用于抗疫。45个智慧城市已经有可运行的总控中心。比如，那格浦尔（Nagpur）、瓦拉纳西（Varanasi）等城市正在使用该系统，将相关活动与感知、合作、管理、预测分析的热点地图等信息相整合，监控疑似案例的行动和状态，以及检测封锁的效果[13]。毫无疑问，这些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空间数据从而促进了未来的规划和公共基础设施的设计。政策方面有两点需要关注。首先，需要保护被密切监测的人们的公民权利并建立大众对“智慧城市项目”信任。尽管在“智慧城市项目”的指导条目中，公民参与和驱动得到特殊的关注，但实际中只是象征性的公民参与，人们登录参政网站的主页和社交账户，通过多选或单选来实现公众议政。这种方式令“智慧城市”的开发提案精英化，贫下阶层的呼声容易被忽略。其次，私人顾问承担了以往地方规划师和地方民主选举代表的工作，来设计智慧城市。技术官僚的解决方式不应该取代以往这些可以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民主框架。在海德拉巴的一项涉及150名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councilors）调查中发现他们还是第一责任人，技术驱动的解决方法不能给那些没有粮食补贴卡的人提供补助，也不能一夜之间给无家可归者变出临时棚屋，地方行政长官可以利用他们的本地知识和行政力量来搭建信息和技术上的落差[14]。因此，赋权和支持行政长官也很重要。开发利用他们的本地知识，他们可以成为链接政府与非政府危机救济工作在片区层面的节点。这些城市已经有智慧城市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因此他们至少应该允许在应对城市贫民和移民的日常开支上有一些专项基金。 阿比那夫：印度城市的高密度使得社交隔离不现实，但是我们要向前看，对于城市规划来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追求紧凑的发展？我们曾经认为城市的紧凑发展是个好事情，那么如果下一次疫情发生又需要隔离呢，比如新冠肺炎-2020、新冠肺炎-2021，我们需要又一波的社交隔离？但是我并没有想说要支持城市扩张，而且在很多城市两者都不现实。因此，我们需要探索的是：是否能在紧凑和扩张之间找个平衡？或者，是否有一个垂直的开发，有某种机制用来满足社交隔离？关于印度的智慧城市项目，我可以说还没有什么取得很大成功的。一个问题是资金。他们只是用建设“智慧城市”的名义来为必要的基础设施筹款。这是一种名称误用。他们并没有建设一个像样的“智慧城市”，而只是在一些街道安装了摄像头或者其他数据抓取的工具，然后就说“我们的城市是智慧的”，这是不对的。如果我们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城市，我想印度政府会有很大的资金困难。第二个关于就业。采取先进的技术可以给有技术的劳动力创造岗位，但是也可能淘汰低技术工种。在疫情之后我们将损失大批的劳动力和工作。智慧城市项目可以帮助一些劳动力回到城市。但是，我们是否要追求一些基本的经济结构比如传统的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投入？或者，我们追求回到之前状态，保障时薪工人的就业？我不确定。 子明：我看到一篇文章，讲百年前的瘟疫推进迈索尔王国在班加罗尔城市管理的进步[15]。或许这次疫情给城市管理者以警示，同时也是一个改革契机。目前的印度政府是否能够以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名义动用强制力，大面积拆迁贫民窟和改造升级，大批建造公共廉价住房来隔离，从而跨越式地提高底层城市居民的居住质量？ 阿比那夫：我也读了，但是我并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在印度发生。这还是关乎资金和轻重缓急的问题。疫情是首发于中上阶层，然后再传播到贫民窟的。因此在疫情暴发初期是没有依据直接拆毁所有贫民窟的。如果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帮助改善贫民窟居民的居住条件，他们多年前早就该做到了。事实是，尽管贫民窟和移民是疫情下的受害者，但是政府却以此为理由将他们赶出城市。政府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征缴的抗疫基金是统一的，需要满足优先的项目。如果公共住房问题不是优先项，他们就没有资金做。政府并没有因此建立专项改造贫民窟的资金。如果有这样的专项基金，有些相应的贫民窟可能会受惠。 巴旺：在大城市，像德里，从农村来的日薪工人可以到现在的贫民窟避难。市政府不给大多数发阿达卡救济粮【Aadhar Card，社会福利与身份相关的证件】。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回乡。在小城市情况不一样。但是我认为，政府应该考虑给所有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务工者以住房方面的救济。 子明：是的，我发现了。疫情期间的停工会影响公共住房的建设推进。在一个佛州住房机构的网络研讨会里我了解到在佛罗里达州，政府项目资助的可负担住房建设有一多半受到影响，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正在执行救济或考虑新政策。我不知道印度政府住房项目有些什么状况。政府有哪些规划？ 艾钧：我们有“居者有其屋”计划（PMAY: Pradhan Mantri Awas Yojana）。但是因为封城所有活动都停止了。现在有另一项计划——国家城市生活项目下的“为城市无家可归者提供居所”计划（DAY-NULM: Shelter for Urban Homeless under Deendayal Antyodaya Yojana - National Urban Livelihood Mission）。根据目前政府所掌握的穷人的数量，政府、非政府组织，甚至最高法院都开始着手化解他们的不幸。在疫情初期的几周里，全国为150万人建立了2.6万个住处，还有3.8万个食品分发点，同时服务100万人。 子明：可以从国际关系以及国际合作的角度谈谈对城市问题的看法吗，比如在中印两国政府、学者以及民众之间？你对中国的读者有什么想说的吗？ 丝米：这些问题很重要。中印两国政府多年前已经有合作。2018年的非正式的武汉峰会时，中印双方领导人曾讨论到非传统领域的安全问题，比如住房和粮食安全、大城市的安全，以及其他被忽略的方面，都可以一起提出计划。考虑到这样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两国政府之间要对基于信心构建的措施有更好的理解。交换经验和相关技术非常必要，尤其是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危机涉及的各个领域，这种交换有益于危机的调整。为了避免印度成为疫情风暴中心，我们学者或许需要一起合作来分享观点和技术。这对于进一步将政府间的书面文件转为实践提供契机。最后，是将策略性的合作伙伴关系的点子可行化，从而形成和平共同体。 艾钧：是的，需要有一个全球人类的参与以及某种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手机应用。当然，还有透明性、信息和互相学习，都有助于大家应对和战胜疫情。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互信。如果中印在这里迈进一步，那么世界，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国家，会受益。事实上，现在的中印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还是欠缺的。正如丝米说的，2018年的武汉的城市会议只是制定了策略性的指导，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多具体领域之间的合作。比如，我们在缔结友好城市，但是在工业和一些实体方面我们并没有多少联系。对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我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两者做些什么？地方政府在其中可以有哪些作为或角色？子明：谢谢，那一般的印度老百姓是如何看待在中国发生的疫情呢？他们对中国的城市化以及城市规划有些什么样的看法？艾钧：不幸的是，印度人民并不像中国人了解美国那样了解中国（笑，摊手），这是基于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与一个美国教授和你的聊天中感受到的。在印度，只有从事城市事务的一些官员、学者和领袖了解中国的城市，大多数印度老百姓并不了解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化。但是我可以描述下他们的印象。因为大多数印度人是素食主义者，所以他们认为是中国人吃了太多种动物造成这场疫情。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以及东亚国家有种“神秘感”，就是——某种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东盟国家可以追随中国模式，尤其是那些我们希望拥有的好的公共设施方面。中国与印度在地理上如此近，为什么我们依然缺乏彼此的了解？我们应该重点关注这一点。艾钧：作为印度人，我有两点要说。首先，中国应该更开放并且在全球领导力上更进一步。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与世界对话的机会阶段，就应该像美国和欧洲那样经常对这里的人喊话一样。在印度，民主保证了公共事务的透明度。如果能有机会让印度人参与中国的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对话，而不仅是通过外交部，我想这对中国和印度都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两方的百姓了解彼此。 丝米：中国在疫情方面的防控有目共睹，我们很多人看了新闻都知道。但是我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主动的立场来营造一种理念或是一场对话，用来回击把中国当作疫情暴发源头而需要承担后果的“后果理论”，因为不然，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往往会指责中国就是疫情的源头。如果中国能先发制人地站出来，用一种激进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将会击退那些甚嚣尘上的阴谋论。艾钧：感谢子明的提问。还有一些关于疫情下印度城市问题的专题研究可以分享，比如妇女和儿童的安全与福利[16-17]。老年人和残疾人所受的影响[18]，封锁下的失业和非正规经济[19]，家庭暴力[20]等。如果你对印度智慧城市的财政问题感兴趣，有篇文章可以回答你[21]。子明：谢谢大家！让我们保持联系，也欢迎你们来中国！
采访后记
疫情肆虐期间的网络讨论显示：社交隔离（social distancing）是物理隔离而不是思想隔离。正相反，疫情使人们正视那些遮遮掩掩的制度问题，使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反思亮起了星星之火。结合访谈以及在印度研究时的体会，我越来越意识到印度的城市问题并非仅在于其高度的决策分散化和掣肘，而在于其刻板的正规秩序不能应对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得不借助多样且非正规的组织关系、架构以及领导行为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也时有创新的想法。非正规性又进一步加强了正规化过程的复杂性，成为一个个死结，接着又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提法和看上去不错的倡议作为目标和行动导向，但是，实际中却常常是取其上者得其下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当我们谈论印度城市职能分配上的问题，不同的国情却能类比为一个朴素中国哲学——三个和尚没水吃。同时，我也被印度学者的直言和热情所感染，他们对本国问题的剖析和对中国的故事同样着迷。索米亚迪普后来还分享了其对中国土地财政和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解、对中印城市发展的比较，这里由于篇幅关系没有收录。基于更多的对话，我们似乎可以用新的角度，看待中国乃至亚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应对疫情的当务之急也赋予远隔重洋的学者们了解彼此国情和诚恳对话的社会责任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玉或可媲玉；以他国学者为镜可知短长，以他国为镜可品民生甘苦，以危机为镜可辨人与环境的明灭。但像这样引入的“国际比较”还是存在“自己”和“他者”的分割，而疫情凸显的全球性问题是一个整体，可作为一个多领域的研究对象，这或许也可以丰富“国际城市规划”中“国际”的内涵以及“城市规划”的话语权，并为国际城市规划重新定位提供了一个机会。如何具体定位，如何开拓语境和升级研究范式，还有赖于各位读者朋友多多反思、交流和讨论。摘自Kumar, Mehta, Mehta《新冠疫情时期的封锁，生活和生计》 ( 2020, April）https://www.ideasforindia.in/topics/poverty-inequality/lockdown-life-and-livelihood-in-the-times-of-corona.html?fbclid=IwAR3euoFZEdneIU4WEk1E63jhEjaukbKB7h-9DegbxLRhSqGRw7kp0lKn3qg北方邦已宣布财政包中给353万名时薪务工者分发总值35.3亿卢比（约3.28亿元人民币。100印度卢比=9.2958人民币元）现金。此外，通过直接转移支付（DBT: direct benefit transfer），也会给150万名日薪务工者和203万名建筑工人每人发放1000卢比的现金。这意味着三轮车司机、街头小贩以及购物亭经营者的银行账户直接被汇入了现金。旁遮普邦宣布的紧急疏困包中给每个注册建筑工人3000卢比现金，总计为9.6亿卢比。为此已预留9.6亿欧元。德里政府也宣布向85万名穷人每人提供5000卢比的养老金，并根据公共分配系统（PDS）向有权享受食品补贴的人们免费发放口粮。“令穷人中的最贫困者手中有粮食、燃气和现钱，在购买基本用品时不会遇到困难”，这是总理扶贫计划（PMGKY: PM Garib Kalyan Ann Yojana，英文为Prime Minister's Poor Welfare Scheme）的主要亮点。这些临时项目的预算估算为：1. 为在政府医院、保健和医疗中心为与Covid-19战斗的医务工作者提供500万卢比的特殊保险计划。根据这一新计划，将向大约220万医务工作者提供保险，以抗击这一大流行病。估计预算为1500亿卢比。2. 将向8亿贫困人口再提供5公斤大米或小麦，并根据地区喜好向每户家庭免费提供1公斤豆类，为期三个月。这项新计划的预算为4500亿卢比。3. 根据现有的农民收入补贴计划（PM Kisan SammanNidhi，由农业部2019年提出，所有农民每年每人获得6000卢比收入补贴），分期付款将在4月的第一周，将有2000卢比转入8700万农民的银行账户。估计预算为1740亿卢比。a）Jan Dhan项目（即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印度财政包容性项目，为印度10岁以上公民提供金融服务）中，2亿女性账户持有人将在接下来的三个月获得500卢比救济和特惠现金转账的支持。估计预算为3060亿卢比。
b）在Pradhan Mantri Ujjwala Yojana项目（即莫迪总统2016年提出将给来自贫困线以下家庭的妇女分发5000万个液化石油气罐）的帮助下，8000万个贫困家庭将获得三个月的免费气瓶。
c）为防止每月收入低于1.5万卢比的人的工作受到干扰，政府将负担未来三个月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公积金（PF）缴款成本（占24％）。但是，这仅适用于拥有最多100名员工的企业。
d）3000万老年人（60岁以上）、寡妇和残疾人将获得一次性的额外补助1000卢比，分两期发放，并将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在未来三个月内提供。估计预算为300亿卢比。
5. 从2020年4月1日起，根据《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MNREGA），平均每个工人每天的工资增加了20卢比或每年增加2000卢比，作为给予日薪工人的额外收入。估计预算为1000亿卢比。6. 根据印度政府为穷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的项目（Aajeevika Deen Dayal Antyodaya Yojana）或国家农村民生特派团（National Rural Livelihood Mission）的资助，通过自助团体为630万妇女提供的无抵押贷款在100万卢比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200万卢比。a）《雇员公积金（EPF）条例》将修订，针对已注册的4000万工人账户，疫情大流行将列为允许从中扣除75%的款项或三个月工资（以较低者为准）的不可退还预付款的原因。
b）根据1996年《建筑物及其他建筑工人法》指示，各州政府将为3500万建筑工人准备福利基金，以保护他们免受经济损失。
c）将要求各州政府动用地区矿产基金（DMF: District Mineral Fund）的可用资金，以补充和增强医疗检测，筛查和其他要求的设施，以防止Covid-19的扩散以及治疗Covid-19患者。
我们对总理扶贫计划PMGKY一揽子干预措施的规定和预算估计的分析表明，针对穷人的总体救济方案不超过1.2万亿卢比（1114.23亿元人民币），比宣布的1.7万亿（1578.49亿元人民币）要低。[1] https://censusindia.gov.in/[3] RAMAN B, PRASAD-ALEYAMMA M, DE BERCEGOL R, et al. Selected readings on small town dynamics in India[EB/OL]. ⟨hal-01139006⟩. (2015-04-03)[2020.04-20]. https://hal.archives-ouvertes.fr/hal-01139006.[4] DATTA A. COVID19 may be an urban crisis, but India’s small cities will be its 'collateral damage'[EB/OL]. (2020-04-09)[2020-04-20]. https://www.smartsmallcity.com/blog/2020/4/9/covid19crisis-smallcities.[5] https://www.icicibank.com/nri-banking/icici-finance/definition.html[6]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0/04/13/millions-people-indias-crowded-slums-cant-keep-each-other-distance-during-pandemic-lockdown/#click=https://t.co/oxPCp5WmOM[7] BENJIAMIN S. Occupancy urbanism: radicalizing politics and economy beyond policy and program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8, 32(3): 719-729. http://www.rlarrdc.org.in/images/Occupancyurbanism.pdf.[8] Kumar A, MEHA B S, MEHTA S. Lockdown, life, and livelihood in the times of Corona[EB/OL]. Ideas for India. (2020-04-07)[2020-04-20]. https://www.ideasforindia.in/topics/poverty-inequality/lockdown-life-and-livelihood-in-the-times-of-corona.html?fbclid=IwAR3euoFZEdneIU4WEk1E63jhEjaukbKB7h-9DegbxLRhSqGRw7kp0lKn3qg[9] Prajia Foundation (2020). National consultationon urban governance: key findings from 21 states[EB/OL]. India Habitat Centre, New Delhi. (2020-01-22,23)[2020-04-20]. https://praja.org/praja_docs/praja_downloads/NationalConsultation On Urban Governance- Key Finding From 21 States.pdf.[10] https://fincomindia.nic.in/writereaddata/html_en_files/fincom15/StudyReports/Stateof Municipal Finances in India.pdf[11] AHLUWALIA I J, MOHANTY P K, DEBARPITA O, et al. State of municipal finances in India: a study prepared for the fifteenth finance commission[R/OL]. Indian Council for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2019-03)[2020-04-20]. https://fincomindia.nic.in/writereaddata/html_en_files/fincom15/StudyReports/State%20of%20Municipal%20Finances%20in%20India.pdf.[12] https://www.ideasforindia.in/topics/governance/tapping-the-revenue-potential-of-property-tax-in-india.html[13] GUPTE J, KUMAR K. Opinion: India’s response to Covid-19 spearheaded byits smart cities[EB/OL]. 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2020-04-09)[2020-04-20]. https://news.trust.org/item/20200409084056-mz0kx.[14] HUL Team. Urban local bodies are critical in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EB/OL]. Hyderabad Urban Lab. (2020-03-30)[2020-04-20]. https://hydlab.in/blogposts/strengthen-urban-local-bodies.[15] BALA V. A hundred years ago, Bengaluru beat the plague; here’s how[EB/OL]. Citizen Matters. (2020-04-14)[2020-04-20]. https://bengaluru.citizenmatters.in/how-bengaluru-mysore-state-overcame-plague-of-1898-measures-prevention-budget-covid-43739?fbclid=IwAR03Yb4acetLJ8jJH4X5ioGFYwPC_t1yseouAZBSLFb6UzKvOibkHfGQOjU.[16] PRIYADARSHI M, MEHTA S, MEHTA B S, et al. Vacillating mother and child health services in India during #COVID19[EB/OL]. (2020-04)[2020-04-20]. https://counterviewfiles.files.wordpress.com/2020/04/commentary-vacillating-mch-covid19-priyadarshi-et-al-april-2020-impri.pdf.[17] PRIYADARSHI M, MEHTA S, MEHTA B S, et al. Vacillating mother and child health services in India during #COVID19[EB/OL]. Counterview. (2020-04-13)[2020-04-20]. https://counterview.org/2020/04/13/vacillating-mother-and-child-health-services-in-india-during-covid-19/?fbclid=IwAR2BMXBn244k--XvKWsId36eGPl8nEuxxnXSVmYJFQkrL7sNiyqi8cZ1Cuc.[18] MEHTA A. Vulnerable victims of the pandemic: implications for the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EB/OL]. Youth Ki Awaaz. (2020-04-21)[2020-04-22]. https://www.youthkiawaaz.com/2020/04/vulnerable-victims-of-the-coronavirus-pandemic-implications-for-the-elderly-and-disabled/?fbclid=IwAR0QMrCaOeaBoBjWDMeCQmbOPL9TP4eS1XPQyvJoMDPNgSJpNq5T_2jdtQA.[19] MEHTA B, KUMAR A. Covid-19 and the lockdown impact: estimating the unemployment and job losses in India’s informal economy[J/OL]. The Times of India. (2020-04-13)[2020-04-20].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logs/red-button-day-light/covid-19-and-the-lockdown-impact-estimating-the-unemployment-and-job-losses-in-indias-informal-economy/?fbclid=IwAR3BZWjWneMmR-Bz63XUme8cXsAkKosA19d0xUT0rbIDL0ZGoEbxk7qgc3k.[20] KUMAR A, MEHTA B S, METHAS. The link between lockdown, COVID-19, and domestic violence[EB/OL]. IDR. (2020-04-17)[2020-04-20]. https://idronline.org/the-link-between-lockdown-covid-19-and-domestic-violence/?fbclid=IwAR1WBb4DnVxFEZx4WSRLIkd162bI_lr1fwKklFd1arE_5wXgcKXxUbaAIWQ.[21] CHATTOPADHYAY S, KUMAR A. Smart city making in India: union budget 2020 andthe way forward[EB/OL]. (2020-03-04)[2020-04-20].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smart-city-making-in-india-union-budget-2020-and-the-way-forward-61933/.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