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摘自本书
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比较研究
本章主要介绍了法国理性主义的历史背景。本章在结构上承前启后，作为西方现代思维的“地利”因素，承接了前面三章的“天时”因素，同时，开启了后三章对法国理性主义和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讨论和比较。本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了16—17世纪的法国历史和法国宗教改革的特点；第二部分以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亨利二世、弗朗索瓦二世、查理九世、亨利三世、亨利四世、路易十三为关键人物，讨论了法国崛起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从宗教改革开始，经过三十年宗教战争，直到亨利四世签署“南特赦令”进行休养生息，最终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称霸。
本章重点是宗教改革后法国政教关系。在宗教改革后的一个世纪，法国宗教取向不断变化，从天主教到激进改革派（胡格诺派），又回归天主教。三十多年的宗教战争实际上是法国内部的世族之战【瓦鲁瓦世族（Valois）、波旁世族（Bourbon）和吉斯家族（Guise）】。为了巩固世族王朝，法国对内的宗教政策和对外的国际立场反复无常，完全是没有原则的权力游戏。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法国思想家走向理性主义，在功利的世界里找寻绝对和稳定的真理。我对本章的问题主要有：（1）为什么说从法国国王的角度看，政治上和钱财上与罗马教廷分离没有实质上的好处[1]157？（2）为何法国政教关系中王权强教权弱？法国政教关系是如何演变的？（3）为何法国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几乎同时出现？法国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异同是什么？本文讨论的主题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比较研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西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两者的专项研究汗牛充栋。全球通史、世界近现代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诸如哲学史、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科技史等】等历史学学科对其均有深入研究，宗教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建筑学和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也都多有建树。不过，当前学术界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的比较研究相对薄弱。研究主要倾向是两者之间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差异性多而相似性少。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显著的，而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孙秉莹[2]、徐鹤森[3]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封建（反天主教）斗争；陆锋明[4]、刘丹忱[5]、郭敏[6]、姜守明[7]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目标基本一致，两者相互促进，有先后之序；袁庆和[8]、赵林[9]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关系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而是各有特点。袁庆和认为两者既有相同点和顺向关系，也有不同点和逆向关系[8]。赵林认为两者是方向相反但是目的相同的变革之路。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以某个国家为单位，如分别对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进行比较研究。总之，当前我国学术界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比较研究是不充分的，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间。通过对文化基因理论的学习和探索，笔者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传播模式和发展阶段上具有相似性。它们的相似性或许可以间接证明西方思想界理性与信仰关系演变的过程【参见☞第十章读书心得】。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基于文化基因的研究视角，分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上的相似性。文艺复兴*本质上是一场宗教复古运动。文艺复兴，英文为Renaissance，辞源为拉丁语renasci，字面意义为rebirth，即重生，特别指宗教上的重生【详见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线上词源字典）：https://www.etymonline.com/search?q=reform】。这里的文艺复兴指的是第三次文艺复兴，也是狭义上的文艺复兴，指的是起源于意大利，发生于14—17世纪的欧洲文化运动。文艺复兴推动者也称为“人文主义者”，其最初含义就是指精通希腊艺术和拉丁文法的学者，他们热衷于研究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研究重心是以古籍为启发、以理性为导航、以人为中心的人生观和社会观[1]71。他们主张“ad fontes”（拉丁文），英译为“backto the sources”，指回归本源。他们的研究方式是重新考据、演绎基督宗教的原始文献圣经和早期神学家（如奥古斯丁）的著作。* 广义的文艺复兴在欧洲发生过三次：第一次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大约发生于8—9世纪，当属查理曼的加洛林王朝时代；第二次称为“十二世纪文艺复兴”（Renaissance of the Twelfth Century），大约发生于12世纪，是欧洲中世纪早期；第三次“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般指的是发生于14—17世纪的欧洲文化运动。文中的文艺复兴指的是第三次文艺复兴，即发生于14—17世纪的欧洲文化运动，也是狭义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一般是以14世纪初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发表《神曲》（1321年）为上限，而下限则以17世纪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新工具论》（1620年）和笛卡尔（Renatus Cartesius, 1596—1650）的《谈谈方法》（1637年）的问世为标志。文艺复兴一般分为四个阶段，14世纪初始—15世纪兴盛期—16世纪高潮期—17世纪结束。文艺复兴兴起于意大利，在15世纪末传入法国，然后传入荷兰和神圣罗马帝国，16世纪传入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中欧。文艺复兴所弘扬的“人性”极大地冲击了中世纪基督宗教的“神性”，但是它本身却以基督宗教为基础，并得到了罗马天主教会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多数艺术作品都以宗教为主题，以理性觉醒为内核。例如：在艺术上利用透视、自然光线和人体结构；在政治上强调政治的实际运作；在文学上强调通俗语言（相对于教会用的拉丁文）；在科学上注重观察、实证、数据和机械逻辑[1]70-71。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者不仅受到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大力支持，同时得到罗马天主教会的积极响应。15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天主教会就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赞助者，其中尼古拉五世、庇护二世、尤利乌斯二世、利奥十世等教皇都是文艺复兴的赞助者。教会和教皇的支持和资助使得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杰作能绘制在西斯廷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四壁和穹顶之上。宗教改革*本质上同样是一场宗教复古运动。宗教改革的英文为ProtestantReformation，Protestant**是16世纪改革派统称，也是现在的新教的统称，以区别于天主教（Catholic）。Reformation，中文指改革，辞源为拉丁语reformationem，字面意义为to form again，指“再次形成”【详见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线上词源字典）：https://www.etymonline.com/search?q=reform】。“再次”的灵感来自“过去”，用意是返璞归真——从《圣经》的原文和教会的原始去寻找生命的意义，从希腊和罗马古哲的思想去再造生活的模式[1]123。* 文中的宗教改革指广义上的宗教改革。16世纪，欧洲各国先后进行了各自的宗教改革，比较典型的有法国、英国和罗马天主教会。法国可能是最早开始宗教改革的国家。早在1438年，在法国布尔日签订的《国事诏书》即规定法国国王相对法国教会有很大权力；1516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又与教皇签订《波仑亚教务专约》，使法国教会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基本完成了宗教改革。1529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以离婚案为借口，开始英国的宗教改革；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至尊法案》，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英国天主教会改组为英国国教。罗马天主教会也进行了宗教改革，称为“天主教改革”（Catholic Reformation），或是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史学家一般把1545—1563年的特兰托宗教会议（Councilof Trent）作为天主教会回应改革派的挑战而发起的大规模的内部调整。
** Protestant的辞源为拉丁文protestatio，意为“抗议”，源于1529年查理五世宣布马丁·路德为异端之后，支持马丁·路德的萨克森选帝侯等六位王公和十四个帝国自由市代表在会中宣读了一篇名为《抗议》的文件，这些要求教会改革的派别被称为Protestant，天主教翻译为“誓反派”，在中文里他们也被称为基督教或新教。
学术界一般把1517年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发表作为宗教改革的开端。由此引起1518年奥格斯堡三次辩论（罗马教皇支持的主教卡耶坦对阵腓特烈三世支持的马丁路德），辩论从赎罪券的有效性延伸到教皇权威。针对教义的宗教辩论就演变成了政治问题，进而转变成为军事冲突，欧洲再次滑入大混乱时代【参见☞第四章读书心得】。不过，早在14世纪，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30—1384；他根据《新约圣经·歌罗西书》创立了“神恩”理论】和捷克的胡斯【Jan Hus，1369—1415】就提出了宗教改革的理念，直到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他从《新约圣经·罗马书》中引用了保罗的因信称义】、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闵采尔【Thomas Muntzer，1489—1525】、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他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中得出“得救失落前定论”，他的《基督教要义》中有多达341处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著作。另外，加尔文研究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Stoicism），与他提出的“世俗禁欲主义”密切相关】等人相继出现。他们延续前辈遗志，继续倡导宗教改革。他们精通希伯来文、希腊文和古拉丁文，以古本圣经和经院派著作为基础，从中寻找能为改革服务的理论。作为宗教改革的关键人物，他们形成了持不同观点的改革派，但都是以恢复基督宗教传统为己任。改革派反对天主教会的腐败和经院哲学的僵化。改革派特别抗拒阿奎那的理论（人性乐观、重视善功），而要恢复奥古斯丁理论（人性堕落、神恩莫测）中的“原罪使人性堕落”和“得救全赖神恩”的基本教义[1]123。按照奥古斯丁的思路，“原罪使人性堕落”是无法避免的，而“救赎”只有靠神恩，但神恩莫测。奥古斯丁认为，教会是神的演绎者和代理人。但改革派的动机之一是反天主教会。那么，改革派一方面接受了奥古斯丁对原罪与神恩的演绎，另一方面却否定了教会作为演绎者和代理人的权威。于是改革派成立了新的教会组织，来取代罗马天主教会。在是否保留教会这个问题上，改革派分裂成两个派别：温和改革派和激进改革派。以马丁路德为首的温和改革派主张保留教会，在教义上回到奥古斯丁时代，着重原罪，强调人的堕落；在组织上，保持教会组织和系统，只是脱离罗马教廷，教会领袖由国王担任。他们的主张获得欧洲各国国王的大力支持。如英国的圣公会、德国的路德会。以茨温利、加尔文等人为首的激进改革派则认为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他们主张废除教会。在教义上，激进改革派主张回到比奥古斯丁更原始的教义，认为得救是要靠神恩，只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需要教会的存在。从组织上讲，激进改革派想要回归类似于基督宗教未被罗马帝国承认以前的自发的地下教徒聚会，不需要教会组织。激进改革派多遭到温和改革派的迫害，英国的清教徒（Puritans）和法国、荷兰的胡格诺派（Huguenots）先后逃往美国，他们的宗教取向是美国政教关系的滥觞。总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在本质上都是宗教复古运动，虽然由于人、事、时、空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在起源、发展、高潮、结局以及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但它们仍然表现出西方人对世界观、伦理观和政治观的反思。特别是因为教会的腐败，导致基督宗教的“唯一真神”失去原貌而需被重新发现；希腊古哲的“唯一真理”被扭曲了本质而需被重新演绎。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基础上，法国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先后登场，开启了西方文明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2] 孙秉莹.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西欧史学的发展[J]. 史学史研究, 1989(2):
68-74.
[3] 徐鹤森.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对比研究[J]. 南开史学, 1988(1):
44-60.
[4] 陆锋明.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发轫——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37(6): 106-110.
[5] 刘丹忱. 试论欧洲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和特点[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7(6): 70-76.
[6] 郭敏.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视域下的欧洲社会转型[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2(4): 62-67.
[7] 姜守明. 从复古意识看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本质[J]. 学海, 2007(6):
231-234.
[8] 袁庆和.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比较研究[J]. 汕头大学学报, 1989(4):
1-13.
[9] 赵林. 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文化意义[J]. 求是学刊, 2018,
45(5): 29-36.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宗教改革以来，新教对教会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强烈冲击，伴随而来的是时断时续、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宗教战争。欧洲三十年战争（始于1618年），是欧洲各地新教与天主教派别冲突积攒的爆发点。当时，新教与天主教已形同水火，哈布斯堡帝国和教皇为了维护天主教体制，压制对自己权威产生威胁的新教，双方的冲突由此在中欧展开，并随后蔓延到西欧、北欧乃至南欧。
三十年战争原本是新旧教派的斗争，后期，天主教国家法国加入，但法国没有捍卫天主教会，反而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而非家族利益或宗教信仰）支持新教阵营。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占领了阿尔萨斯地区和洛林地区，为日后成为欧洲霸主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给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会以沉重的打击，使在欧洲恢复天主教统治和建立大一统帝国成为泡影，取而代之的是欧洲新的国家关系的建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是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订于1648年，有10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和约》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许多邦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并确定了国际关系中各邦国应遵守的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与国家独立等原则，这对近代国际法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开创了当今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原则。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欧洲战乱频仍。但如各签订国所认同的，这些战争都是民族国家之间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战，不再像中世纪时期为了某一所谓的神圣教义而发生的战争。《合约》为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建立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由于各国权利平衡，国家间的侵略战争得到遏制，反对干预别国内政的准则开始得到认可。无论各国从战争中捞到多少好处，至少表面上各国都信誓旦旦地忠于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在《和约》签订之后的几百年间，其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尤其是“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成为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中心原则。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中世纪，宗教神学居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人们解决问题总是在基督宗教信仰的框架内，以维护基督宗教的合法性并证明其真理性。宗教立场摇摆带来的社会动荡和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使得人们思考问题的关注点从上帝逐渐转向人自身，于是人们不再仅依赖宗教信仰而开始运用理性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是有理性、会思考的生物。基于此，人类才成为天地间独一无二的高级动物。
课堂上，梁老师也曾讲到科技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史无前例，利益最大化使得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异常发达。“工具理性”一词，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维基百科对“工具理性”的定义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或者手段的有用性，以实现事物的最大功效或为实现人的某种功利目的而服务。人类理性的思考带来了科技进步，城市规划、高效率生活空间的建设、便捷的交通，缩短了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新技术也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这些都是人类理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生动例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开始丧失，物质和金钱成为人们的直接追求，于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极端化，手段成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们身上的“铁的牢笼”[1]。近代科学的理论化和实验操作化使得工具理性开始膨胀。现如今，“技术手段使科学世界替代了生活世界，抽空了理性的价值、意义维度”。
韦伯在提出“工具理性”概念的同时，提出了“价值理性”这一相对概念，并认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注定是分裂和矛盾的。事实上，古希腊时期的哲人认为，理性是道德和知识的共同基础，因此，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统一的。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儒家思想里的“义”和“利”的关系之辩。工具理性似乎更侧重“利”，价值理性更侧重“义”，价值理性注重思想与行为本身的价值意义。显然，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对个人而言，合乎“义”的利，才值得追求，这也与基督宗教对“真”和“善”的追求不谋而合；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尽管国强民富很重要，但仅有工具理性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将正义等价值理性的追求摆在优先次序”。
从经济、科技到社会，很多领域的发展都在工具理性范畴内，现代化的大部分都是工具理性的。就拿我们现在很多本科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来说，除了基础学科，专业学科也以实用性为目标，对于专业知识的基本原理、历史发展以及职业道德规范的培训都是弱化的。我们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不少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热衷于追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回避、无视甚至践踏公众利益与社会正义，以没有正确价值底线和原则的心灵去追求学问。
因此，理性发展需要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需确定正确的价值观，以正义的价值理性去指引工具理性。首先，尊重个人的人性，但又不能完全以个人作为考量的标准；其次，以人性价值为出发点，爱人如爱己，关爱社会，即用完整理性去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自存”（个人）与“共存”（社会）互相包容、互相帮助，以实现手段（工具理性）与目标（价值理性）的协调与统一。
[1] 吴小爽. 试论新公共管理的工具理性[J]. 辽宁广播大学学报, 2010(2):
107-108.
第一篇 源头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相关阅读
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