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摘自本书
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本章主要介绍了欧洲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在继承柏拉图/奥古斯丁思想的基础上，为基督信仰引入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理性。阿奎那创造了一套积极乐观的基督宗教文化，以更新过时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政教矛盾。当然，阿奎那代表了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的第二次结合，其思想也是第一组西方文化基因“唯一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结构上讲，本章首先介绍了阿奎那的生平，其次重点讨论了阿奎那的思想及其与柏拉图、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的对比（从宇宙观、伦理观和政治观三个方面）。最后介绍了中世纪后期（后中古期）的社会变化以及文艺复兴的特点。本章的主线是理性的觉醒，以及如何用理性平衡宗教与政治。本章的重点是对比阿奎那/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奥古斯丁的思想。我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有：赎罪券的起源和发展；阿奎那提出的四种法之间的相互关系；阿奎那的理性如何平衡政治与信仰之间的矛盾；文艺复兴的历史等。本文中，我以赎罪券为切入点，讨论西方政教关系。赎罪券，源于拉丁文indulgentia（大赦）。“大赦”，在基督宗教中是指教徒经过告解圣事，罪过虽然已获得赦免，但仍然会受制于罪过遗留下的思想或行为，被称为“暂罚”，这时候必须通过教会颁布大赦，给教徒分施基督及历代圣人的善功库房，使自身的暂罚得以在神前获得免除①。赎罪券是大赦的一种形式，最初是由羊皮纸制成的大赦证明书。赎罪券理念源于“创世纪”中的“原罪”（original sin）。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犯了“不听命”之罪，也就是原罪。他们被神赶出伊甸园后，受生老病死之苦，七情六欲之困。人类作为亚当夏娃的子孙，都背上了“原罪”。耶稣，作为神对人类的救赎，牺牲了自己，使人类赎罪成为可能。除了“原罪”，人类在一生之中还会犯各种各样的“罪”。人死后要经过神的审判来决定是否可以进入天堂。如果在生前犯大罪，只能下地狱，接受永久的惩罚；而只犯小罪就先到炼狱，洗净罪恶之后才能升入天堂。教徒如果犯了罪，首先得向神父“辩告解”，求得神的宽恕；其次需要做“补赎”，才能重新被教会接纳为教徒。在早期，教会（罗马帝国解禁之前）对犯有各种罪过的教徒实行公开忏悔制度，有罪的人自愿当着众教徒的面公开忏侮。有罪的教徒可能需要在教堂门口哭三年，跪三年；或是得到神父或殉道者求情以减轻补赎。公元5世纪，公开忏悔的制度改为教徒向神父私下悔罪。公元6世纪，除了祈祷、斋戒、布施等传统方式，还出现了购买圣徒遗物进行补赎的新途径。自此从前发自信仰的赎罪开始转变为形式化的善功。公元10世纪，朝觐圣地、捐款也可代替补赎。公元11—12世纪，随着教会日益腐败，参加十字军也算补赎。对于无钱购买天堂入场券的社会底层来说，参加十字军去朝觐圣地是唯一的赎罪途径。13世纪英国神学家亚历山大提出了“善功库房”，这成为赎罪券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认为，基督耶稣的一滴血就足以救赎全人类的罪，并且古代圣徒的殉道功绩创造了远超过救赎他们本人灵魂所需的额外善功。那么，基督耶稣剩余的鲜血和古代圣徒超额的善功都可以存入教会的“善功库房”。库房由教会管理，按需要分配给教徒。有罪的教徒可以用钱向教会购买善功，来为自己补赎，以尽早升入天堂，使灵魂免受炼狱折磨。赎罪券相当于是教会颁发给教徒的一种善功凭证，用来免除自己的罪，是可以升入天堂的证明。它由教会公开发行，其价值按照所赎罪过的性质和轻重程度而有所不同，教徒可以用金钱从教会购买。阿奎那进一步完善了这个理论，他认为赎罪券的效用不仅限于生前赎罪，还可以为那些正在地狱和炼狱中受苦的灵魂代为赎罪。这样，赎罪券有效范围就不仅限于个人，而且可以帮亲人、朋友，甚至是已经去世的人赎罪。到中世纪后期，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制定了各种罪行赎买的价目表，利用新兴的印刷术，教会可以无限量供应各类赎罪券。学术界对赎罪券的评价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赎罪券的滥发是中世纪教会腐败的一个标志。金钱成为灵魂进天堂的通行证。个人赎罪由内心的良知发现和道德觉醒变成了外在的金钱关系。神职人员利用赎罪券敛财，买卖神职，严重损害了教会声誉。赎罪券的滥发成为宗教改革的导火线。1517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为了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大量发行赎罪券募集资金。推销人的夸张宣传引起马丁路德的愤怒，他写下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同样通过印刷术，他的观点在两个星期内传遍了德国，两个月内传遍了欧洲，直接引发了宗教改革。当然，赎罪券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中世纪的欧洲，世俗王国是分裂的，各自为政，相互攻伐。而教会则是统一的，它重新建立了西罗马崩溃后的社会秩序。它不仅是宗教机构，而且是管理着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庞大机构。教会通过发行赎罪券修建教堂、兴办大学、开设医院、架桥铺路、救贫赈灾。特别是来自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利奥十世，他和他的家族是文艺复兴时期对文化、艺术最大的赞助者。12—13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王权逐渐兴起，教权不断衰落。赎罪券逐渐成为政教冲突的一个矛盾点，冲突的外在表现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其实质则是宗教争端。由此引起1518年奥格斯堡三次辩论（罗马教皇支持的主教卡耶坦对阵腓特烈三世支持的马丁路德），辩论内容从赎罪券的有效性延伸至教皇权威。针对教义的宗教辩论由此演变成政治问题，进而转变为军事冲突，欧洲再次滑入大混乱时代。王权兴起、教权衰落，已成实事。1567年，教皇庇护五世批准废除赎罪券。赎罪方式有所调整，但原则未变。西方政教之间的纠缠持续至今。西方中世纪的赎罪券也以另外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在现代美国。2019年11月1日，特朗普任命美国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女牧师葆拉·怀特（Paula White）担任白宫公共联络办公室宗教顾问②，这可算是现代西方政教关系的典型案例。福音派是美国基督宗教新教的一个新兴派别，强调基督徒个人与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并把社区和信仰紧密连结起来③。其立场一般被认为处于美国自由派和基要派两个基督派别的中间位置。美国福音派教徒约占美国人口的25%。二战后，美国福音派成为共和党的重要支持力量。自1980年代以来，约70%的福音派选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褔音派在避孕、堕胎、同性恋权利及政教分离等议题上与共和党的立场不谋而合。美国共和党总统也与福音派有密切关系。著名福音派牧师葛培理（BillyGraham, 1918-2018）曾担任过11位美国总统的顾问。美国第39任总统（1977—1981年）卡特被认为是福音派，第43任总统（2001—2009）小布什的大量选票来自福音派。大部分福音派教徒也是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获得了80%的白人福音派教徒的投票支持，可以说，白人福音派选民已成为特朗普最重要的基本盘之一④。但是，特朗普没有宗教信仰，生活作风也不符合福音派标准。在美国总统与宗教出现信仰矛盾的背景下，为何出现此般政教合作？原因可能在于时代背景影响和关键利益一致——奥巴马政府的很多政策对福音派都是打击，如支持同性恋、支持堕胎等，但特朗普在经济上比较保守，希望恢复美国的旧秩序，最重要的是他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反对难民，这些政策都符合福音派基本诉求。葆拉·怀特作为一个半路出家的福音派牧师，依靠出色的口才和庞大的人脉，很快利用传教发家致富，并且与特朗普建立了私人关系。她的成功之处在于结合了宗教与传销，用宗教提供合法性，用传销提供利益诱惑⑤。并且，她和福音派在特朗普的选举中立下了汗马功劳。2016年复活节葆拉·怀特在电视上销售复活石（resurrectionseed），号称1144美元可以“复活”一位亲朋好友⑥。她的根据是《约翰福音》第11章第44句讲述的上帝复活拉撒路的故事。她的“事迹”自然引来了世俗社会的批判。2017年，美国参议院成立调查小组对她的教堂展开调查，不过，她仍被特朗普任命为白宫宗教顾问。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美国政府与西方宗教组织仍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特朗普与葆拉·怀特的案例则表现出西方政教相互利用的事实。从葆拉·怀特公开出售复活石这一现象似乎可以发现，欧洲中世纪的赎罪券在现代美国社会“死灰复燃”了。虽然赎罪券与复活石在形式上非常相似，但它们所依据的教义不同，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心态也不同，所以它们在内容上是有区别的，具体有何区别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在此笔者只想说明，西方政教关系中的经济利益矛盾并没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改变。对于西方政教关系下的经济问题研究，近些年多集中在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甚至经济学等实证科学之下，学者们提出了宗教市场理论、宗教世俗化理论、三色市场理论等[1-3]。但是，这些实证研究都是可以被证伪的。而且相关研究者往往只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如研究政治学的不了解宗教，而研究宗教学的又不懂政治，造成对政教问题的不全面解读，甚至一部分研究隐藏着意识形态的判断。其实，无论是赎罪券还是宗教经济问题，其根源都在于西方政教关系。这是研究的一个前提假设。而当前的实证研究往往忽略了西方政教关系，忽略了人、事、时、空。我认为要从本质上推进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得回到古代哲学家们的哲学和神学思路上来。在基督宗教兴起而罗马帝国衰落时，奥古斯丁结合柏拉图的希腊理性，提出了“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神的国度”高于“人的国度”，而教权也在君权之上。到了中世纪，在基督宗教大一统而世俗王国四分五裂时，阿奎那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义”之上提出了四种“法”，也可以说四种理性：永恒之法、自然之法、人为之法、神圣之法。他在奥古斯丁的“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相对应的神圣之法和人为之法中，加入了自然之法。自然之法是人的理性。简单地说，阿奎那希望通过“自然之法”平衡“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之间的关系，通过理性来缓解政教之间的冲突。阿奎那的理论本有机会调解西方政教之间的矛盾，但宗教改革改变了西方文明的轨迹，西方理论界的研究方向也出现了转变。那么，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们该如何追寻古哲的脚步来继续推进西方政教关系背后的哲学研究呢？梁鹤年先生的文化基因理论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梁鹤年先生在阿奎那“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基础上，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执中”和中国文化的“中庸”，提出了自存与共存平衡的观点。这可能是解决西方政教关系冲突的关键所在。 ①赎罪券，维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B5%A6_(%E5%9F%BA%E7%9D%A3%E6%95%99)#cite_note-1
②宝拉·怀特成为特朗普政府宗教顾问，《华盛顿邮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religion/2020/01/26/paula-white-miscarry-metaphor/
③福音派，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9%9F%B3%E6%B4%BE
④特朗普与福音派的关系，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338650
⑤睡前消息，第43期，YouTube视频节目：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5lxaryqh8&list=PLCjgReKILVlxoAJBdrJjcaleeBgrcIsml&index=3&t=607s
⑥宝拉·怀特销售复活石的新闻：https://www.christianpost.com/news/televangelist-paula-white-hawks-resurrection-life-1144-dollar-seed.html；宝拉·怀特传教网站，她在网上上销售各类宗教相关物品：https://paulawhite.org/
参考文献
[1] 蔡翼伦. 卡耶坦和路德1518年奥格斯堡关于赎罪券与忏悔之争[J]. 基督宗教研究，2017(2): 125-139.
[2] 徐东. 略论基督教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经济恢复与发展中的作用[J]. 重庆师专学报,1996(1): 6-9.
[3] 赵林. 中世纪基督教道德的蜕化[J]. 宗教学研究, 2000(4): 70-76.
[4]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圣托马斯·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 1225-1274）把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与基督信仰结合，建立了一套立论清晰、理据渊博、辩证彻底的神学理论。他是首个以科学态度将神学与哲学结合的思想家，被公认为12—15世纪盛极一时的“经院派”（Schoolmen）哲学宗师。
在格物致知上，与柏拉图从“真”开始不同，亚里士多德从“实”（即物质）开始，从变化中寻找恒理，用演绎法去认识存在，用归纳法去认识物质。而阿奎纳的名句则是“没有任何知识不先来自知觉”，即来自外在的物质世界，在万物的变化中认识到神是一切的最终存在，其中能看出他受亚里士多德宇宙观的影响。在修身上，阿奎纳把经验用在神学上，他认为信仰需要神的启示，而这些启示来自前人的经验和教会的传统。在治国上，阿奎纳提出与亚里士多德的“行义”相关的四种“法”，其中自然之法意义重大，它是神圣之法和人为之法运用理性发现的普世价值，而其中的“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是西方天赋念的理据。“阿奎纳与奥古斯丁同是希腊思维的过滤者，但产生出来的结果完全两样。他俩都是想把希腊的理性带进基督的信仰里头，以理性作为信仰的支持。奥古斯丁成功了；阿奎纳的成果就比较复杂。原因不在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真正，或假想的矛盾，而在时代有别。”（2014年版, p61）
“阿奎纳的时代可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不一样。这个时代，天主教经过好几百年的政、教互相利用，外面是气势如虹，里面是各怀鬼胎。教义虽仍是奥古斯丁时代传下来的，但已经没有当年的朴素。‘赎罪券’是个典型例子。”（2014年版, p62）
可见，阿奎纳继承了奥古斯丁和被奥古斯丁过滤了的柏拉图的思想。如今，其思想中又加入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这是基督信仰过滤希腊思维的第二遍，也是最后一遍。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第一篇 源头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相关阅读
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