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梁鹤年先生的集大成之作。西方人对天地、对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也是本书讨论的主题。“梁言实录”栏目从4月14日开始连载三位中国学者关于本书的读书心得，陪伴大家一起来认识和“解剖”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编辑荐语】生得无意义又活得不好是沉沦；生得有意义但活得不好是苦差；生得无意义但活得好是行尸；生得有意义而活得又好才是幸福。西方人怎样定义和追求生命意义？怎样定义和提升生活品质？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等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这些西方文明的变量来自哪里？将会把西方文明带到何处？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基因衍生它们、驱使它们？本书通过历史背景、时代心态、民族性格和历史契机去探索西方文化基因的来源、演变以及它们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摘自本书
英国政教关系的演变（下）
本章作为本篇《物竞》的重点之一，主要讲述了古典经验主义的三位大师（洛克、贝克莱、休谟）及其主要观点。本章和第十三章对英国历史背景的介绍组成一个小单元，与前两章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历史背景和主要观点介绍形成对比。最终，通过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归纳总结，提出了西方文明的第二组文化基因——“人”与“个人”。从内容上看，本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经验主义三位大师的特点，洛克、贝克莱、休谟三人前后相连，反映了时代的变化；第二部分分析了经验主义的宇宙观，即以官能经验为求真的唯一途径；第三部分分析经验主义的伦理观，即以人性自我、自私为伦理基础；第四部分分析了经验主义的政治观，即以互相约束为政治基础。本章的重点是洛克的宇宙观和政治观。这个问题的隐形前提是洛克的《政府论》写于《人类理解论》之前，即洛克可能先有政治观，再总结出宇宙观和知识论；其次，洛克的经验主义是为了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而形成的。本章的关键是洛克政治观的形成，可以分为牛津时期（1652—1666）和沙夫茨贝里时期（1667—1684）；洛克的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其著作《政府论下卷》是政治哲学经典，可以说是现今西方世界政治思想的主流[1]204。（1）宗教改革后英国政教关系中的三对矛盾（国王和国会、国王和贵族和人民内部各派）是如何发展的？（2）经验主义与英国称霸的关系是什么？是因果关系，还是只是相关而已？（4）洛克的理论建立在神与《圣经》的基础上，为何西方要把他奉为俗世政治理论家？本文将继续讨论英国政教关系的演变，主要关注后两个阶段：都铎王朝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政教关系分为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诺曼王朝和安茹王朝时代，参见第十三章读书心得《英国政教关系的演变（上）》】。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玫瑰战争（1455年）随之开启。约克世族和兰开斯特世族争夺王位，都铎世族的亨利七世渔翁得利，建立了都铎王朝。1509年，亨利七世的儿子亨利八世（1509—1547）继位。亨利八世是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也是英国宗教改革的关键人物，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走往现代的取向[1]182。1579年，亨利八世去世，他的三个孩子爱德华六世（1547—1553）、玛丽一世（1553—1558）、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先后继位。三人宗教信仰不同，加剧了英国内部宗教和权力斗争，最终外战和内乱终结了都铎王朝。都铎王朝时期，传统政教关系崩溃，新型政教关系建立。在都铎王朝前期，英国国王王权得到强化，国王既是国家元首，也是英国教会领袖。其实，早在亨利七世时，英国国王已经同时控制了王权和教权。亨利七世通过从教士中选拔大臣，从大臣中任命主教这一手段，不动声色地改组和控制了教会[2]96。亨利七世的做法为亨利八世继续强化王权和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础。1517年，马丁·路德《九十五条信纲》的发表标志着宗教改革开始。宗教改革的浪潮也波及英国。不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是天主教会的坚定支持者，他因撰文攻击马丁·路德以护卫圣座而获得了罗马教宗良十世授予的“信仰守护者”（Fidei Defensor）称号。但亨利八世因罗马教廷拒绝他与西班牙阿拉贡公主凯瑟琳离婚而与英国博林家族的安妮·博林结婚的要求，带领英国脱离了罗马教会【当然，离婚事件只是宗教改革的导火线。亨利八世不遗余力离婚的核心是确保王位继承人。如果亨利无嗣，英国可能陷入第二次玫瑰战争，即因为王权争夺而起的内战。英国宗教改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政治诉求、经济需要和社会原因。英国宗教改革与同时期欧洲大陆国家的宗教改革有根本区别——前者是国王和议会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后者发自教会内部】。在亨利八世和议会的推动下，英国开始了宗教改革。从1529年开始，亨利八世主导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压制教会、限制教权的法案，如解散天主教修道院，将没收的财产和土地重新分配给他的支持者等[1]183。1534年，英国议会通过《至尊法案》，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英国天主教会改组为英国国教。英国国教又名圣公会，其与罗马天主教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英国国教延用天主教的教义、仪式和组织形式，差别在于英国国王取代了罗马教皇。至此，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教会领袖，英国王权和教权在英国国王身上实现了统一。虽然英国国王成了英国国教领袖，传统意义上的政教矛盾告一段落，但英国政教冲突仍然存在，只是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英国宗教改革后，出现了与天主教对立的英国国教，而英国国教又分裂为温和改革派和激进改革派（清教徒）。于是，英国宗教派别表现出英国国教、天主教和激进改革派这三个势力的对立。这三个宗教派别在王室、议会、贵族和平民中都有支持者，而亨利八世的三个继承人分属三个不同的宗教派别：爱德华六世属于激进改革派，玛丽一世属于天主教派，伊丽莎白一世属英国国教派。这三位英国国王和女王先后继位，其宗教取向影响了英国整个国家的宗教取向。而国家宗教取向的频繁转变，引起了英国对外战争和内部矛盾。首先继位的是爱德华六世，他和摄政团多属于激进改革派，试图趁机巩固和扩大改革派利益。之后，玛丽一世继位，她信奉天主教。她对内力图恢复天主教，镇压改革派；对外她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修好，并与查理五世的儿子结婚。玛丽一世的宗教信仰和政策加剧了国内矛盾。伊丽莎白一世继位时，英国内部因宗教分裂而矛盾重重。对内，她终生试图平衡英国各个宗教派别的矛盾；对外，她支持法国亨利四世和荷兰沉默者威廉抗击西班牙帝国，领导英国海军击溃西班牙无敌舰队。最终伊丽莎白一世成功地维护了英国的统一和稳定【伊丽莎白一世在1559年英国议会对她婚姻的讨论中演讲，她发出自己“只嫁给英格兰”的政治宣言，表达了自己不为任何外部势力所左右，保证英国在欧洲宗教战争中保持独立和中立的态度。她统治英国的44年，被称为“伊丽莎白时代”或英国的黄金时代。演讲全文：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elizabeth-is-1559-speech-on-her-marriage-in-annales-1625】。
英国议会经历了盎格鲁撒克逊的贤人会议、英国贵族大会、模范议会等发展阶段，结构逐渐复杂，权力不断增加。1297年，议会获得了批准赋税的权力；14世纪初，议会又获得了颁布法律的权力。由于英国各阶级的力量变化，新贵族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势力崛起，改变了英国议会【传统议会构成一般为贵族、神职人员和平民】的结构。从1343年起，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议院为由传统贵族、神职人员组成的“贵族院”（House of
Lords）；下议院则为由新贵族、骑士和平民代表组成的“平民院”（House
of Commons）。上议院仍较下议院更具权势，但下议院之影响力也日见增长。都铎王朝时期，亨利八世推行英国宗教改革，英国议会帮助英国国王摆脱罗马教廷的束缚【英国议会中的贵族在玫瑰战争中死伤惨重，都铎王朝时期国王控制着议会】，英国国王成为英国最高宗教领袖的同时，英国议会的结构和权力也发生了变化。英国议会中上议院的神职人员势力大幅消减，但下议院却逐渐崛起。英国议会取代了罗马教廷，获得了干预和处理宗教事务的权力。英国国王和议会的关系也取代了英国国王和罗马教廷的关系，成为英国国内的主要政治矛盾。不过，在都铎王朝，国王王权控制着议会。并且，英国王权因没收修道院财产而财政力量增强，进一步减少了对议会的依赖。在英国宗教改革后，英国国王和议会的关系从“国王和议会”演变成了“国王在议会”或“君临议会”（King-in-Parliament）【随着玛丽一世继位，英国出现了“女王在议会”（Queen-in-Parliament），即女王与议会构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这意味着英国最高权力属于国王、上议院、下议院的新议会体系。国王赋予议会权威，议会赋予国王权力。国王在议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国王可以利用议会，但不能摆脱议会。总之，在都铎王朝时代，英国国王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表现在英国国王成为英国国教的最高领袖，同时，英国国王控制住了英国议会。英国的教权和王权合二为一。虽然罗马教廷势力退出英国，但英国议会势力也得到扩张，对国王限制越来越多，最终英国国王和议会的矛盾被激化。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去世，都铎王朝后继无人。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1603—1625年在位）继承英国王位，开启了斯图亚特王朝。詹姆士六世的儿子查理一世于1625年继位，查理一世与议会矛盾重重，他的宗教倾向和宗教政策引起了改革派的不满。他在位期间，先后爆发了主教战争和两次内战。第二次内战结束后，查理一世被以叛国罪处死。英国君主制被推翻，共和国成立。“护国公”克伦威尔去世，英国议会又决定恢复君主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继位。查理二世在位期间，英国无大事。接替查理二世的是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1685—1688年在位），他在位的第三年（1687年）就爆发了“光荣革命”，威廉三世与议会签订《权力法案》，英国开始了君主立宪制。在斯图亚特时代，英国政教关系表现出来的特征主要有二：一是英国国王和议会之间的矛盾，二是英国天主教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斯图亚特家族希望延续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国王的至高权力或模仿法国国王的绝对君权，但英国社会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领域，旧贵族势力衰落，资产阶级崛起。在宗教领域，天主教式微，而改革派壮大。英国议会成为了反抗王权的主力。议会反对王权不是创新，而是复古，议会抗拒绝对君权的理念，想恢复大宪章的传统理念[1]189。早在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的《大宪章》就规定了贵族和教会的权力不受国王的侵犯，国王在征税权力方面的限制，以及保障民众的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一些内容。这既是君主立宪制的最早起源，也是英国宪法的开端。英国王权在都铎王朝时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到了斯图亚特王朝，英国国王王权逐步被议会剥夺。1628年，英国议会向查理一世提交《权力要求》（Petition
of Rights），法案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戒严和实施军法统治，不得未经审判而囚禁政治犯，未得同意不得驻军于民居[1]186。1640年，第二次主教战争失败，查理一世为了赔偿苏格兰军费，再次召开议会。议会通过《三年法案》（Triennial
Act），法案规定每三年至少召开一次国会会议。为了防止国王随意解散议会，议员们可以自己召开会议。从此，英国国王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被议会夺走。随着英国议会权力的壮大，英国议会通过废立国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1648年，查理一世在英国第二次内战战败后，于1649年被英国议会判处死刑【查理一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失去一个可腐朽的王冠，得来一个不会腐朽的王冠。”（I shall go from a
corruptible to an incorruptible Crown, where no disturbance can be.）】。查理一世成为欧洲第一位被斩首的国王。他的死代表英国君主制度被推翻，引起欧洲各国王室的震惊。毕竟英国国王是英国教会领袖，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查理一世也成为英国国教唯一认定的圣人。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英国进入无政府状态。1660年，英国议会重新开会，决定恢复君主制，迎回流亡的查理二世。1688年，由于詹姆士二世的天主教倾向，英国议会废黜了他，从荷兰迎回了奥兰治威廉。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议会虽然邀请威廉回英国担任国王，但无意把全部国家权力交还给国王。英国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从国王手中收回国家权力，王权名存实亡。1689年，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而议会至上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法案确认了奥兰治亲王威廉继承王位、玛丽成为王后；罗马天主教徒不得继承王位；国王不得干涉法律等条款。《权利法案》后还有三个补充法案，即1694年的《三年法案》【法案规定，议会成为一个常设的立法机构，防止国王和权臣在议会中培植自己的势力】、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The Act
of Settlement）【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并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基本结构、政权组织方式和活动原则。它根据长子继承制原则，详细规定了威廉去世后王位的继承顺序，规定今后王位一律由信奉新教者继承；与罗马天主教交往者、信奉罗马天主教、与罗马天主教徒结婚者，一律丧失继承王位的资格】、1707年《任职法案》【法案规定，凡议员得到国王任命或从国王那里领取薪俸后，就失去了议员资格。制定此法案也是为了防止国王在议会中安插培植亲信】。这一系列法案的通过和实施，极大地限制了国王的权力，彻底排除了天主教徒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巩固了议会的地位，标志着君主立宪制在英国基本确立。英国议会通过对国王王权的逐步限制，发展到选择符合议会利益的国王，最终把国家最高权力从国王手中转移到议会手中。英国议会由君临议会转变为议会至上，议会的权力凌驾于国王，议会中各个派别逐渐演变成为不同政党。英国国教、天主教和激进改革派这三个势力的对立从都铎王朝一直延续到斯图亚特王朝。英国国王的宗教信仰是三者矛盾的关键。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为了实现英国宗教改革，倾向于改革派，迫害打压天主教。他的天主教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遭迫害身亡，继任者托马斯·莫尔（Saint Thomas More）和英国大主教约翰·费舍尔（Saint John Fisher）拒绝宣誓效忠国王，先后殉道。玛丽一世力图恢复天主教，镇压改革派。伊丽莎白一世则更多地努力平衡各个教派的矛盾，维护英国统一。然而，到了斯图亚特时代，来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家族普遍倾向天主教，英国三个教派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英国王位继承人的宗教信仰是矛盾的焦点。查理一世倾向于天主教。他对作为国教基础的加尔文派理论持保留态度，而且他设立了不受议会控制的宗教法庭[1]187。查理一世的婚姻增加了改革派的担忧【有意思的是，英国民众不满查理一世的婚姻，就如同他们不满亨利八世的婚姻一样。可见，在这期间英国民众的宗教信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妻子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妹妹，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查理一世在婚约中还同意他们的小孩都接受母亲施行的天主教的洗礼和抚养，这就意味着英国的下一任国王将会是一名天主教徒。虽然英国的温和改革派和激进改革派之间在神学问题和教会组织的原则上有很深的分裂，但他们对天主教的仇恨是一致的。改革派在议会中占多数，他们以议会为阵地对抗王权，而对抗最终变成了战争。虽然英国经历了共和国时期，但在斯图亚特家族复辟后，英国政教关系又陷入了同样的循环。查理二世的继任者詹姆士二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詹姆士二世在扩大常备军规模后，开始着手恢复天主教。他任命天主教徒担任军职，在爱尔兰组织天主教军队；让天主教徒进入枢密院，担任主教等[2]194。英国议会希望55岁的詹姆士二世病故后传位给支持改革派的玛丽公主。但是，1688年，詹姆士二世与天主教王后莫黛娜的儿子诞生，英国议会的再次希望破灭。根据王位继承惯例，王子的继承权高于公主。那么，英国未来的国王必将信仰天主教，英国有全面恢复天主教的可能。一旦恢复天主教，英国必将再次陷入内战。英国议会两党都惧怕英国恢复天主教，他们最终决定引入既是斯图亚特王室亲戚，又是改革派支持者的荷兰执政威廉。在光荣革命后，英国议会先后通过了《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法案规定英国国王不能是天主教徒，也不能与天主教徒有亲属关系。这一法案确定了英国国王宗教信仰的唯一性，也彻底根除了天主教复辟的可能性。
总之，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议会逐步限制国王王权，发展到选择符合议会利益的国王，最终把国家最高权力从国王手中转移到议会手中，议会获得了至高权力。英国宗教改革以后出现的矛盾焦点即英国王位继承人的宗教信仰问题，也因议会得权而彻底解决。
参考文献
[1] 梁鹤年.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4.
[2] 阎照祥. 英国政治制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作者：韩汉白，加拿大女王大学，博士研究生
洛克的财产权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英国哲学家，被广泛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和“自由主义”之父，是英国最早的经验主义者之一。
财产权是对财产拥有的全部权利。在柏拉图时期，“财产”被看作依附于人类至善生活的终极目标。在阿奎那看来，私有财产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赐福”，是神圣的；这时财产神圣的观念在欧洲得以确立。
洛克的“财产权”是一种广义的“财产权”，是人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的统称。他的财产权是建立在自然权利（生命权）基础上的财产权。洛克一开始就从《圣经》的角度提出，“财产权”是人的一种固有的、天赋的和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他提出劳动使物质财产权具有合理性，“人对于他自己的人格享有一种所有权（property）”[1]。洛克将财产权与人的其他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连在一起。财产权之根本在于我对于我的所属关系，我的四肢、健康、自由、生命是不可剥夺的，上帝在创造我时给予我的东西，除了上帝，其他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正当权利予以剥夺。洛克认为，在不存在劳动契约的情况下，我身体的劳动也正当地属于我。只要我将我的劳动掺进自然之物，我就因在它之中掺入了自己的东西而改变了它的自然属性。在还有足够的、同样好的自然物供他人使用的前提下，这个自然之物就因上述过程排斥他人的共同权利（the common right）而成为我的财产。
另外，洛克提出享用为度原则，对通过劳动变为私有的财产提出了两个限制性的条件：一是在取得财产时，必须“留有足够多的同样好的东西给他人”，以便其他付出劳动的人也有机会获得财产；二是“物尽其用”原则，“谁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他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份所得应得，就归他人所有”[1]。也就是说，如果浪费，就是不合理的。
洛克一直认为劳动决定价值，“在绝大多数的东西中，百分之九十九全然要归之于劳动”[1]。在洛克看来，劳动几乎是所有价值的源泉；从社会财富积累来看，私有财产的出现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人类财产的总量，所以洛克认为当一个人占有一件东西时，他不仅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拿走什么东西，反而给予了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财产权”在洛克个人的思想体系以及整个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论证了私有财产的合理性，他用“劳动”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联系起来，被人施加了“劳动”的客观世界成了人自身扩大化的产物，成了人的一部分财产；另外，“财产权”理论也将私有财产提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洛克. 政府论（下篇）[M]. 叶启芳, 衢菊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4.
作者：邱燕，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
洛克的教育思想以“白纸说”（也叫“白板说”）为基础。他认为人生下来如同“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标记和观念，人们的知识和观念都是凭借感觉经验得来的，人与人的不同并非由天赋和先天遗传决定，而是教育的结果。洛克肯定了教育对人发展的决定作用，他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来自教育和生活环境，道德标准又会随着时代和风俗的不同而不同，进而否认了天赋理念和神的启示，深刻反映了其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在洛克看来，德行重于学问。我不止一次听朋友说过，“我恨不得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之类的话。仔细想想，我们认为“最好的”往往都是物质的东西，我们以为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富足的物质生活，他们就拥有了一切，他们只要学习好就行，其他都不是问题。唯成绩论使得当下的父母处于焦虑的状态，因此会不自觉地被周围的环境和氛围所挟持，会不自觉地成为“报班一族”，会不自觉地拿别人家的孩子与自己的孩子比较，会穷尽所能为孩子寻找实现好成绩的方法和途径，希望孩子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去发展——考上名校，出人头地。在这个过程中，道德教育和精神需求却往往被家长们忽略了。层出不穷的校园霸凌事件，居高不下的青少年自杀率……现在的孩子往往被认为是冷漠而又脆弱的一代。因此，父母要树立正确的德育观，用合适的方式爱孩子。洛克认为，父母爱自己的子女，本来是一种天性和义务。但是，一旦这份爱附加上条件——学习成绩优秀——这种爱就变了质，会导致孩子走向功利。父母要在孩子婴儿时期时就树立威信，让孩子敬畏自己。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则应当逐渐与他亲近，尊重他，从心理上给予其足够的安全感，帮他培养克服适度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样的孩子长大后自然有担当。当然，爱孩子也不能对其骄纵和溺爱。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家长一定要坚持底线，及时纠正孩子的不正当言行，拒绝其不合理的要求。另外，父母要帮助孩子用理性控制欲望，避免其价值观物质化。良好的家规和家庭行为规范是家长潜移默化渗透的，只有逐渐内化为孩子自身的行为习惯，孩子才会形成自我控制的能力。教育，为的是让人得到自由；自由，就是保证人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身为母亲和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在与孩子、学生一起成长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和探求教育的真谛。
第一篇 源头
第二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首次结合：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第四章 基督信仰与希腊理性二度结合：阿奎纳与亚里士多德第七章 大变前夕：腐化的教会面对涌现的民族意识和人文思想第九章 宗教政治化的欧洲大混乱：西班牙帝国的盛衰与国家理念的抬头第十一章 绝无原则的法国内争产出乐观、悯人的理性主义第十三章 绝对原则的英国内争产出悲观、功利的经验主义第十八章 法国从盛到衰：理性主义藏身于浪漫卢梭的“天赋平等”第二十章 资本成形：达尔文的“自由竞争”是天演原则第二十三章 自由、功利压倒平等意识：资本主义腐蚀共产主义第二十四章 自由、功利战胜民族意识：资本主义击败国家主义第二十五章 自由、功利取代生命意义：资本主义吸纳存在主义第二十七章 “不损害别人自由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第二十九章 民主：“是人民的、由人民的、为人民的政府”可能吗？第三十三章 “唯一、真”、“人、个人”两组文化基因的纠缠：民族性格、时代心态、历史背景与契机的互动相关阅读
编辑：顾春雪
排版：张祎娴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