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气候变化给人类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空间规划被广泛认为是适应气候变化和防备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城市安全问题的有效策略之一。本文聚焦“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对气候变化的整合”，通过文献追踪，从规划的目标、内容、技术方法三个维度出发，梳理了国内外空间规划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由此得出，在空间规划目标制定上，应将韧性城市的理念与适应气候变化相结合；内容制定上，需要增加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并将评价结果整合到基础设施选址布局、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空间形态引导和调控、地方法规政策创新以及与现有规划的整合协同等规划内容中；技术方法上，需要加强情景规划、动态循环调整、社区参与等规划方法的运用。此外，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这一研究领域欠缺学科交叉，研究尺度和研究对象不完整；未来还可以从气候变化对空间影响的评估，能适应气候变化的理想的空间结构、格局、形态特征，国外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最佳实践，以及空间规划随气候变化进行动态调整的合理化合法化途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 AR5）表明：“最近60年全球气温上升尤为明显……20世纪中叶以来，高温热浪、强降水、台风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强度和频率明显增加……由于气候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我国中东部雾霾的日数明显增加……1901年到2010年，全球的海平面上升了0.19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始建于1988年，旨在提供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认知状况、气候变化原因、潜在影响和应对策略的综合评估。目前IPCC正处于第六个评估周期。本文所参考的是IPCC第五次综合报告（Climate Change 2014 Synthesis Report Fifth Assessment Report），出版于2015年，详见：https://ar5-syr.ipcc.ch/】气候变化正在对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为此，国际社会以及各国政府分别从“适应”和“减缓”两方面制定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和行动。但减缓类策略难以改变气候变化已产生的不利影响，适应气候变化成为人类社会较为紧迫的任务。伴随可持续发展从全球理念转化为地方行动，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应对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城市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空间规划由于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长期性、结构性的作用，成为各地政府适应气候变化、提升区域韧性的重要政策工具。空间规划通过设定空间发展框架和原则，引导空间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布局，它包括开发战略、规划项目、政策、规划时限和管制等。气候变化改变了区域生态环境系统，以及自然资源的数量、可用性和承载力，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深刻影响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一系列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环境灾害已严重威胁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运行、人类健康、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这要求城市和区域发展，尤其是在生产力布局、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规划中，充分考虑适应气候变化的要求。但传统空间规划以城市空间、经济和人口规模增长为导向，假定资源环境条件不变，提出明确的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和产业构成，一定程度忽视了气候变化因素和环境灾害风险。为此，相关学者提出空间规划需要适应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极端天气的突发性，重点在规划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作出转变：一是空间规划目标需要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协调；二是空间规划内容需突出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整合不同空间尺度的气候适应主题和任务；三是加强情景规划、动态循环调整、社区参与等规划方法的运用。探索气候变化背景下空间规划编制内容和方法转型，逐渐成为空间规划和气候适应政策领域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相继实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城市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等政策行动。但是《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城乡规划法》，以及各尺度空间规划实践尚未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大多地方决策者和规划师仍优先考虑经济增长，适应气候变化的动机不强，意识较为薄弱。同时，我国较为缺乏针对气候变化对区域的影响机理和事实的研究，因此将气候变化影响信息转换成决策语言和空间规划的难度较大。此外，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技术基础薄弱，缺乏可供参考的经典案例和样本。适应意识、知识和能力的缺位导致现有的空间规划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表现出不适应性。可见，转变我国现有空间规划目标导向、内容和方法，提升城市和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显得日益重要和紧迫。因此，本文重点从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的目标制定、内容制定、技术方法三个维度出发，旨在综述国内外城市和区域的各尺度空间规划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实践，以期补充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之相关研究，为我国完善空间规划体系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提供政策参考。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与韧性城市发展愿景契合。韧性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将城市系统简化为“建成环境”“新陈代谢流”“治理网络”“社会动力”四个主要的子系统，并认为具有气候韧性的城市不仅在经历气候变化等外部扰动时能够维持基本功能、结构、特性和反馈能力，而且可以通过循环修正或彻底变革进行自我完善。城市生态学家认为“韧性城市”是生态、安全、宜居的城市，具有可持续的城市空间结构、空间布局和空间形态，包括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可持续交通运输系统、大量绿色开敞空间、能够适应极端气候的基础设施等内容。规划师意识到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新的规划程序，须将不确定性风险纳入规划流程，同时思考增强气候韧性的空间策略。城市治理领域的学者认为，一个有韧性的城市治理体系需要决策过程具有包容性，鼓励在规划过程中开放对话。城市社会学家更在意规划是否反映了各阶层的空间发展诉求。科萨里（Kothari）提出空间规划需体现生态民主，尤其应该关注发展中城市的非正规社区，反映气候变化影响下弱势群体的诉求。因此，能够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可以被理解为通过空间布局和用途管治，从政策、监管、投资方面，调节社会—生态系统和系统中各利益主体行为，以适应当前或未来气候变化的决策过程。按照麦克洛夫林的空间规划流程，应将规划目标分解为能落地的明确空间规划工作目标，例如区域生态空间比例、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标准、重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提升社区居民适应能力和参与度的行动计划的制定等。然而，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及其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其具体目标具有公认的时空复杂性。一方面，气候变化的时空尺度较为宏大，而空间规划期限不过20年，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有先进的气候变化预测模型，但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对地方政府来说太过笼统。另一方面，气候变化或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由于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和文化各异，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程度也有所不同，不同种族、文化、年龄、性别和不同收入的群体在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也有差异。此外，基础数据条件也不容乐观，城市气候监测数据是城市空间治理决策考虑气候变化的前提，然而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缺乏长时间序列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数据。即使采用利益相关者自下而上的方式提供本地气候知识，公众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知识和能力有时也会成为问题。因此，如何合理设定因地制宜的规划技术标准，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社区参与行动目标，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国内外空间规划经验表明，空间规划中适应气候变化的内容是优选出来的适应当地气候变化问题的“无遗憾”或“低遗憾”空间解决方案，目的是降低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提高适应能力，从而在微观上提升人的气候环境舒适度，在宏观上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安全格局，代际之间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相关内容研究可以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气候变化的空间影响评估，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空间形态引导和调控，生态空间布局优化，地方法规和激励政策，以及与现有规划的整合和协同。为了在区域空间规划中回答“在哪片区域适应”以及“适应什么”两个基本问题，需要系统地分析和评估气候变化对区域发展和城市空间的影响。利姆等指出，空间规划中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包括自上而下基于灾害的评估和自下而上基于脆弱性的评估。基于灾害的评估主要关注气候变化敏感区域和生态系统。莱诺等提出了基于暴露度和敏感性指标的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框架，联合国人居署据此对菲律宾达沃市进行了未来不同气候情景下沿海地区洪水、风暴潮、滑坡、干旱灾害的暴露度分析，识别出暴露度最高的人口稠密地区、主要基础设施和生态敏感地区，并绘制了气候灾害风险地图。但有学者指出，基于灾害的评估方法高度依赖气候变化模型预测，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非气候因素，且气候变化影响预测与空间规划在时空尺度上存在不匹配，难以用来指导决策。基于脆弱性的评估主要关注社会、人口、经济等要素，除了强调气候变化加剧灾害风险，也考虑受灾体自身的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福塞尔指出，基于脆弱性的评估始于气候风险管理的经验，由利益相关者提供气候变化信息以及受影响人群、社区、组织机构、产业部门适应能力的信息，即使缺乏可靠的气候变化预测，也能有效指导气候适应。然而，科瓦茨等指出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使定量分析较为困难。总体而言，基于灾害的评估对科学地预测气候变化趋势，识别气候风险空间分布至关重要；而基于脆弱性的评估对于确定优先适应领域，评估具体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等方面更有优势。当气候模型预测技术、基础数据和适应资金较为有限时，基于脆弱性的评估方法更加可行。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空间策略主要包括空间选址趋利避害、建立防护设施、布局形式多元以及更加灵活的应急管理。奥斯瓦尔德和麦克尼尔、布鲁纳和努德格伦指出为了保证区域发展的安全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有效性，洪泛区、斜坡陡坎和风暴频 发的海岸地带不适合布局新建基础设施。也有学者认为适应 气候变化的关键是提高基础设施系统的适应能力。罗格玛认为规划和建设防护设施是降低基础设施系统在灾害风险中暴露度的重要举措。德国基础设施装置安全技术准则就明确规定了关键基础设施应对降水、风、雪、冰雹等危险源的预警防护措施。罗格玛进一步指出，除了降低关键基础设施的暴露度，空间规划还需要提高基础设施功能布局的冗余性和应急管理的灵活性。萨农和韦罗内斯在意大利空间规划实践中发现，能源布局分散化和能源供应适度冗余，可以避免城市能源系统在高温热浪天气中超负荷运转甚至瘫痪。伦敦在空间规划中遵循备份原则，建立备用水源地并配套水利基础设施，确保在干旱灾害时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基础设施的适应能力本质上是受到极端天气影响后维持和恢复其功能正常运转的能力，除了通过规划布局的手段预防灾害风险的发生，灾后应急管理规划也很重要。城市生态空间合理规划、布局优化，主要通过对城市生态要素的保护、恢复和重建，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效提高区域适应极端气候事件的能力，是气候适应的重要解决方案。现有研究指出，基于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主要包括：利用城市水道和带状绿地作为连接中心区和郊区的风廊；推广绿色屋顶和绿墙；保护和新建城市花园和绿地；避免或减少不透水表面，恢复畅通的自然水道，维护和管理绿色区域以增加蓄水。然而，关于生态空间布局及其效应优化的研究呈碎片化，缺乏系统探讨。俞孔坚等强调建设多尺度水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即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沃斯卡普和文认为生态空间的布局要考虑其在流域上下游所处的位置及其与现有基础设施的互补性。苏伟忠等强调生态空间水平方向上的连续性和自然水文过程，提出基于邻域圈的城市生态空间的优化战略分区方法。戈万达拉朱鲁认为，绿色空间规划重点是在城市内构建由绿色斑块、绿色廊道、绿色网络组成的空间格局。除了从安全和宜居等角度考虑生态空间规划，还有学者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探讨居民健康与城市绿地可用性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生态空间布局规划需要考虑对低收入社区的潜在影响。城市和区域生态空间布局研究主要回答“在哪片区域保护”能够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但笔者认为，城市生态安全应该在保证生态空间数量基础的前提下再去谈布局问题，但如何合理设定城市区域空间开发和保护比例还未有定论。在城市建成环境的空间形态上，寻找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集中和分散的争论。世界银行环境组织和联合国人居署都倡导紧凑城市以促进能源高效利用，从而减缓气候变化。然而，也有学者认为高密度开发仅适合人口数量稳定的发达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只会带来更严重的交通拥堵、热岛效应、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等问题，不利于城市适应气候变化。此外，迪布瓦等认为，尽管分散化、低密度的城市形态不利于气候变化的减缓，但在某些湿热地区有利于应对高温高湿的气候特征，建议城市形态应该首先适应宏观气候特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气候变化带来的城市局部气候环境的调节需求更加紧迫，基于人居环境安全性和舒适度的考虑，学者广泛探讨了城市空间形态与微气候舒适度的关系。针对夏季的高温热浪和秋冬的雾霾天气，提出了通风、降温、驱散空气污染的城市设计策略。在城市街区层面，学者指出，应控制城市建筑密度，提高开敞空间比例，科学规划街道走向，严格控制临街建筑高度，构建城市通风廊道体系；也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合理布局开敞空间和空气引导通道，利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风环流过程解决热岛效应和空气污染问题。在建筑设计层面，气候适应性的设计理念主要包括低碳建筑、绿色建筑和生态建筑，学者提倡被动式太阳能设计和立体绿化，主要通过建筑朝向、组合布局、建筑材料、植物配置、水体的设计来调节局部气候，并提供最佳的可再生能源利用。然而，现实中需要进行微气候调节的大多是老城区，但适应气候变化的存量空间更新改造研究和实践在国内还相对缺乏。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的行动实施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和激励政策的支撑。与空间规划相关的地方气候适应法规主要来自防灾减灾、环境保护、城市规划三个领域。在防灾减灾领域，欧盟《水框架指令》（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强制要求各成员国使用洪水风险地图，将其纳入空间规划，并规定每六年更新一次灾害及洪水风险地图；德国建立了气象灾害风险的监测预警机制和气候服务中心，为规划人员和决策者定期提供可靠的气候信息服务和气候适应咨询服务，同时联邦政府向中小型城市的区域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估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在环境领域，欧盟《战略环境评价》（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要求对特定项目执行前后的气候适应能力进行评价，最终以环境监测数据和环境影响报告的形式呈现，作为项目审批的依据；美国通过《清洁水域法》鼓励土地所有者保护湿地、恢复碳服务并提出补偿原则；澳大利亚保险法中设立了生物多样性保险基金制度，确保风暴损害的红树林等自然栖息地的恢复。在规划领域，德国在2008年修订《联邦地区规划法》时，将适应气候变化补充作为空间规划原则之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出台《海平面上升规划指南》，指出空间规划要考虑沿海的自然过程和提高规划基准，并于2014年进一步出台《海洋房地产管理法》，规定红树林和盐沼周边发展活动规划需提交至最高产业部门审批。对于我国来说，不能一味地“拿来主义”，借鉴发达国家的气候相关政策立法，还需要认清自身的发展阶段，权衡长远气候考虑与当下发展利益，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标准。空间规划适应行动需要与现有的城市发展规划、政策、甚至国际相关项目进行协同，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一方面，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贯穿多部门多尺度，需要各部门共同应对；另一方面，适应项目具有正外部性强、投资大、见效慢的特征，而且一定程度上会与经济发展产生“空间冲突”，因此难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优先行动事项。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彻斯特市就将用于防洪的投资看作“阻碍经济发展”的“巨额费用”。关于规划协同方法，已有的文献强调主 流化和双赢策略。主流化侧重于评估现有规划、政策和 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并决定降低风险的措施。这种做法旨在发现并促进现有发展目标与气候变化适应之间的协同作用，减少规划之间的重复和矛盾，同时增加适应行动实施的组织、政策、资金保障。除主流化之外，适应规划还经常强调双赢策略，以推进更广泛的社区目标，大多数社区已经有很多具有适应价值的策略，虽然适应并非这些策略 的出发点，但它们可以降低社区面对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在适应规划中纳入这些双赢策略有助于为适应提供广泛的政治支持。尽管主流化和双赢策略被广泛提倡，但越来越多的批评者认为，这些适应方法维持了现状，但并未考虑现有的社会运行过程如何产生了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权利不平等、贫困和环境退化。尽管现有的适应方法可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现有的发展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平可能本身就是不适应气候变化的原因。当前研究水平下，区域气候模型无法在城市、社区等决策单元和尺度上准确地预测气候变化，然而，复杂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行为具有情景依赖的特征。因此，在空间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制定上，规划师和决策者决定转向采用情景规划方法。在气候变化的影响评估阶段，通过设置若干种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情景，帮助决策者考虑不同气候情景对空间开发适宜性的影响，对未来的空间选址布局提前作出适应性调整。气候情景的构建是一个由研究者主导的数据分析和集成过程，情景的质量高低取决于数据的详细程度。克劳斯等结合现有的气候模型预测若干种温度、降水、海平面上升等关键的气候变量组合，构建未来可能的气候情景。而对于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区，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均是未来情景构建的重要考量。在适应方案的识别和评估阶段，情景规划通过将备选方案分别代入到相应情景中进行“预演”和“测试”，辅助决策者识别出必须要执行的“无遗憾”适应选项（no-regretoption）和需要权衡排序的“低遗憾”适应选项（low-regret option）。关于适应方案的选取，杰格罗姆等认为难以制定最佳适应方案，提升反应能力更为重要，尤其是要对可能发展方向和潜在问题建立应急方案和预警机制。沃斯卡普和文强调对于各种情景的统筹适应，由于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调整难度较大，规划师通常会开发多情景、多目标的决策支持系统，致力于寻找“相对最佳方案”。库纳伯等在城市用水和基础设施规划中开发了用户友好的综合气候适应模型（ICAM），使用户能够识别可能受到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水、温度上升威胁影响的关键区域，了解各种灰色和绿色基础设施干预措施的益处。情景规划在科学家、决策者、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协商交流的平台，为讨论发展愿景、政策制定，提升行动方案有效性等提供了重要工具。气候变化对区域的影响规模、影响位置和影响强度会不断变化，因而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也需要动态调整。学界也开始探讨战略、空间规划应对外界条件变化的动态适应性方法。沃克最早提出适应性决策制定（adaptive decision-making）方法，包括设置未来发展目标、整合适应行动计划、提高适应规划的稳健性、设置监测系统和准备应急响应方案四个步骤。该方法设计的规划自动适应调整的概念模型，主要用于提高不确定性前提下长期规划实施的灵活性。但汉斯诺特等指出，适应不仅取决于目前已知或预测的气候信息，还取决于未来的适应经验、适应方案的评估标准以及当下采取的发展路径。鉴于此，科瓦迪克等在荷兰水资源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方案中提出适应临界点（adaptation tipping point）和适应路径（adaptation pathways）等概念，并指出适应行动效用会随环境发生变化，当达到适应临界点就需要采取新的适应行动。奥夫曼等进一步指出，适应路径（路线图）能够提供一系列备选适应临界点和行动的组合，方便决策者调整行动计划。然而，适应型政策制定、适应路径都难以指导决策者将其转化为实际规划。为此，汉斯诺特等整合二者的优势，提出了“动态适应性政策途径”（dynamic adaptive policy pathways）决策流程框架（图1）。此路径使用瞬态情景表示各种不确定性及其演化方向，预测并纠正适应行动以降低系统脆弱性，及时捕捉并利用机遇，从而描述不同评估标准下的最佳适应路径，并通过监测反馈和采取修正行动，使计划始终保持在首选适应路径的轨道上。但是动态适应性政策路径的概念不易理解，且未来情景的模拟、适应途径的定量评估技术尚不成熟，未来需要结合计算机辅助系统进一步进行探索性建模分析。
图1 制定动态自适应策略路径的循环过程
在欧美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实践中也十分注重鼓励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需要社区参与，二是如何将社区参与纳入到空间规划过程中。在社区参与的必要性方面，有研究指出，在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治理过程中，应该注重弱势群体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但层次分明、自上而下的决策难以引起上述主体的关注。为此，有学者指出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可以充分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需求，能够提升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适应行动的可持续性，尤其是关于公共投资项目的规划决策。也有学者认为，规划师在组织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可以充分挖掘社区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尤其是可以增加利用气候数据和外部资源的渠道，居民在社区的气候灾害历史和灾害风险方面的经验、知识、防灾技能等都是提高社区适应能力的重要资本。此外，由于参与规划的规划师、决策者和利益相关者在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地方经验和社会话语权等方面处于不对等状态，所以需要一个互相了解、互相学习和共同协商的过程。为此，规划师致力于开发社区参与平台，提升空间规划的社区参与程度。皮克特等指出，社区参与平台通常是一个社区会议或研讨会，目的是为政府、企业和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就社区适应气候变化的策略制定提供民主协商平台。阿尔伯特等开发了基于情景的参与式景观规划（Participatory Scenariobased Landscape Planning），认为应该将促进参与者的社会学习过程，提高参与者适应气候变化的意识、知识和能力作为参与式规划过程设计的一个目标。威尔逊指出，社会学习是消除规划师和参与者信息不对等、提升参与者影响决策能力的重要途径。费德科等设计了“社区共识会议模型”（Neighborhood Consensus Conference Model），强调应与社区居民建立信任和良好的社交关系，使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当事人”在评估社区脆弱性和公共投资事项方面充分表达自身诉求，强化参与者的能动性。本文基于文献追踪，梳理了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实践经验。可以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引发的城市安全问题，适应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政界、学界关注的焦点，空间规划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有效策略之一已经被普遍接受。国内外学术界取得的研究成果现包括几个方面：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目标制定；气候变化的空间影响评估，基础设施选址布局、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空间形态引导和管控、地方法规政策整合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与已有规划目标的协同等空间规划内容制定；情景规划、动态循环调整、社区参与等规划方法的应用。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领域。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针对某一种极端天气从单一学科进行适应研究，统一开放的气候政策讨论平台尚未构建，交叉领域研究尚待开展。在研究尺度上，由于城市区域是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的“重灾区”，所以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和实践目前主要集中在城市尺度，对区域尺度和社区尺度关注不够；此外，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城市新区的规划建设，对建成区空间布局如何调整才能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对象上，由于气候变化适应型空间规划的编制实践依赖于长时段精准的气候变化数据、区域气候模型预测技术和大量的适应资金，所以相关研究和规划实践主要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通常受到国际气候适应项目的资助），而且关注对象多为海岸带发达城市，研究对象有待进行多元化拓展。伴随着极端气候事件强度和频率的增加，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转带来的影响逐渐显现，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空间治理也提上了日程。2017年3月，我国启动建设28个气候适应型城市试点的工作，但是几个相关的基础科学问题在国内的研究尚不完善。基于本文对适应气候变化的空间规划研究现状的综述，未来我国此方面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深入探讨。（1）加强气候变化对区域综合影响的定量评价研究，尤其需要纳入对公平问题、社会脆弱性、人口脆弱性的关注。（2）完善区域空间格局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理想空间格局的特征量化研究和不同尺度空间格局适应气候变化的自然过程研究，为调控和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提供科学依据。（3）加强国外最佳实践案例研究，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尚未对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的设计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总结。需要注意的是，空间规划根植于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所以在借鉴最佳实践案例的经验时需要进行“本土化”转化。（4）探索空间规划随气候变化进行动态循环调整的合理合法化途径。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空间规划适应气候变化需要打破传统规划范式，采用动态的规划方法，兼顾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作者：杨柳青，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lqyang@niglas.ac.cn
陈雯（通信作者），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wchen@niglas.ac.cn
吴加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孙伟，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艳，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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