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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河流往往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起点，在居民与自然水系的长期磨合中，形成了地方性的空间形态、生活模式与文化品格。美国南部城市圣安东尼奥市通过市中心区滨河步道的持续建设，充分发挥河流的生态、景观与休闲的综合价值，将原本解决城市防洪问题的普通河道转化成繁荣而又绿意盎然的公共活动场所，并带动城市复兴，成为当代中小尺度河道保护性利用的典范。本文追溯圣安东尼奥河及其滨河步道的历史演变过程，探讨河道功能转型、地方文化传承与自然生境修复等更新设计理念与策略，并从空间形态设计、功能活动组织、滨水场所塑造、城市联动发展和建设运作机制五个方面剖析其成功制因，为国内城市存量更新背景下的河道环境综合治理、活力复兴与转型发展提供借鉴与启发。
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国内城市正进入关键的转型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城市建设要由“以土地和经济为导向”的外延式增量扩张转向“以人和生态为本”的内涵式存量更新，倡导实施“精明增长”“城市修补”“生态修复”等。河流往往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源头，在居民与自然水系的长期磨合中，形成了地方性的空间形态、生活模式与文化品格。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市政工程导向的建设理念与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将城市与水隔离，很多城市的河道沦落为毫无生命力的泄洪渠。如何让城市河道充分发挥其生态、景观与休闲的综合价值，重塑水空间的独特魅力和持续活力，已成为当前城市更新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圣安东尼奥河（San Antonio River）是美国南部城市圣安东尼奥的母亲河，凭借其滨河步道（Riverwalk，或称Paseo del Rio）的成功建设，将原本解决城市防洪问题的普通河流转化成繁荣且绿意盎然的公共活动场所，是全美最著名的25个景点之一，成为当代中小尺度河道保护性利用的典范（图1）。该项目于1965年首获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的优秀奖，并于2005年再次获得该协会的25年杰出城市设计成就奖。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是指市区莱克星敦街与诺瓦街之间的河段两侧步行道，其中核心区指市中心的马蹄形的“大弯曲”河道（Great Bend）和连通其首尾的泄洪道，以及东侧延伸至会议中心和商业中心的人工河道。滨河步道的方案构想最初由建筑师哈格曼（Robert Harvey Harold Hugman）在1929年提出，至今已有整整90年的历史，期间建设历经坎坷，但不断发展与完善。目前圣安东尼奥滨河公园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公园，显著提升了圣安东尼奥的城市竞争力和形象，被著名旅游杂志《柯尼旅行家》评为“全美第2位，全球第9位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本文主要对圣安东尼奥河的建设历程进行梳理与分析，探讨其设计理念与成功经验，希望为国内城市河道的环境治理、活力复兴与转型发展提供借鉴与启发。
图1 圣安东尼奥市区的滨河步道范围
圣安东尼奥河发源于城市北部的奥姆斯溪。在一片荒野的得克萨斯平原中是救命的水源，先民格外珍惜，后来西班牙殖民者也是沿着这条河流设置定居点修建传教院、军事要塞和灌溉水渠。受自然地形因素的影响，加上河道本身狭窄多弯，市中心区半环状的“大弯曲”河道经常在雨季遭遇水患，严重威胁着市民的正常生活，市政工程师多次提出掩埋“大弯曲”河道的计划。后受20世纪初“城市美化运动”的影响，地方政府于1912年对中心区部分河流段开始滨河公园建设，统一河道宽度，并修筑混凝土堤岸（图2,图3）。
图2 圣安东尼奥市区滨河步道发展阶段示意图
图3 “城市美化运动”时期的滨河公园
1921年市区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洪灾之后，水利工程师支持覆盖河道，为地产开发提供场地；广大市民则呼吁保留自然河道，自发成立了多个民间保护团体来游说政府，最终“大弯曲”河道得以保留。1926年，城市北部的奥姆斯大坝修建完成，之后“大弯曲”河道西侧的泄洪道建成，自此市区处于防洪设施的庇护之中。1929年，本地青年建筑师哈格曼提出将西班牙特色文化融入滨河步道中，结合绿化公园与休闲商业来营造缓慢与慵懒的怀旧氛围，河面上来回穿梭的游船为人们提供闲适的水上体验，与街道层面紧张而喧闹的现代生活形成对比。这个大胆而浪漫的构想激发了市民对于未来河道场景的想象力，获得了大多数市民甚至市长的认同。同年，著名城市规划大师巴索罗缪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将商业和娱乐活动布置在街道层面，人们可以从这里俯瞰河谷的宁静景色。另外，他也支持水利工程师们的想法，覆盖“看似丑陋刺眼”的西侧泄洪道，并在上面建设西班牙风格的步行商街。他的方案成熟、实用且可行，受到市规划委员会的青睐与采纳。然而受当时国内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两个方案都未实现。1936年，为了准备城市庆典的水上游行活动，广场酒店经理怀特组建滨河商家联合委员会，邀请哈格曼参加滨河公园项目的策划与设计。当时，哈格曼正好受雇于美国工程进程管委会（Work Progress Administration），这家企业是“罗斯福新政”的产物，旨在通过公共工程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城市经济复苏。在怀特的游说下，政府通过发放债券和私人投资而获得项目启动资金，工程进程管委会则承担后续滨河公园建设投资。1938年哈格曼被聘为项目总建筑师，首期工程包括增加数座与街道层面连通的入口楼梯、建设沿河步道与步行桥、修筑控水设施以及修建露天剧场、水中小岛和喷泉等多处特色空间节点。然而，现场施工期间对于原有河道景观的巨大改变使得许多人产生误解，纷纷质疑哈格曼“保护原有河道”的设计初衷。1940年哈格曼被解雇，尽管他的绝大多数创意已基本建成。滨河步道在第二年开放，使用率出奇得低，原设想的滨水商店和餐馆并没有实现。由于小汽车的普遍使用，街道越来越繁忙，对于河道的关注日益减少。滨河公园的餐厅开业后，都惨淡经营以失败收场，河道游船项目吸引人数也寥寥无几，滨河步道被长期闲置，一度成为污物堆积场。1952年，沿河北岸的圣玛丽学院提议修建停车库及跨河车行道，尽管保护团体多次强调河道空间的不可覆盖性与沿河严禁设停车场，但仍未能阻止项目的进行，建成后的车道严重破坏了原有的河道景观，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于滨河步道未来发展的关注与讨论。为了振兴圣安东尼奥河，商会企业家施特劳斯在1959年成立旅游景点委员会，并推荐设计迪士尼主题公园的马克工程公司研究滨河步道的改造方案。后者提出“尽可能多地将原有建筑底层面向河岸打开”“在水面增设售卖纪念品的浮桥”等（图4），一些本地建筑师担心这会让商业侵占滨水公共空间，使河流丧失文化特色，因此方案被否决，但是他们提出的“丰富水上活动和事件”的建 议被后来的规划所采纳。更为关键的是，大家由此意识到组建专业管理团队、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对于滨河步道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在施特劳斯的组织下，1962年编制了引导滨河步道发展的城市管理条例（NO.30238），并成立专门的滨河步道管委会，联合当地的美国建筑师协会共同研究如何改善河流。以瓦格纳（Cyrus Wagner）为首的设计团队在详细了解滨水现有用地功能及土地权属状况后，最终提出了滨河步 道的整体规划（图5）。
图4 马克工程公司提出的滨河步道改造方案（1961年）
图5 瓦格纳设计团队编制的滨河步道总体规划（1964年）
为庆祝建市250周年，1963年圣安东尼奥市成功申办世界博览会（HemisFair ’68），这为滨河步道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河道周边的建设也迎来高峰期。次年，由沿河财产所有者及商家组成的滨河步道联合会成立，服务并促进滨河区的商业经营和节庆活动，这标志着私营开发建设的兴起。1967年，“大弯曲”河道的东侧延伸段首先建成，连接了滨河步道核心区与新建的会展中心，之后紧邻滨河步道的希尔顿酒店和改建的圣玛丽学院酒店也竣工开业，这样参会者与观光客就可以通过水陆方式往返于宾馆、会展中心与“大弯曲”河道核心区。随着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圣安东尼奥的滨河步道一举成名，被视作“得克萨斯的皇冠宝石”。为了充分利用“后世博”的红利，1973年政府邀请SOM事务所编制圣安东尼奥河8英里范围内从防洪设施到住房建设等多方面的《滨河廊道可行性研究报告》（图6），为滨河步道的未来发展提供目标与路径。一系列与河道相关的延伸工程也随之展开，1981年建成阿拉莫步道，将滨河步道与阿拉莫战役遗址联系起来。1988年，河道东侧延伸段的北段修建完成，大型滨河商业中心正式开业，相邻新建的42层的万豪滨河中心酒店至今仍是市区最高的建筑物。另外，城市防洪设施也得到加强，新建下游大坝，使游船在核心区实现环游。1997年，4.8km长的城市地下泄洪道工程完成，整个城区从此彻底免于洪水的侵袭。图6 SOM事务所编制的《滨河廊道可行性研究报告》（1973年）1998年由圣安东尼奥市、贝尔县、圣安东尼奥河管理局和市民代表共同成立22人的圣安东尼奥河监督委员会（San Antonio River Oversight Committee），确保公众参与在河流未来发展中的作用，对滨河土地利用、历史与环境保护与设计要求审查等方面进行监督。同时，提出“河流改善工程”，主要包括城区滨河步道段的环境提升、城区以外南北两端的滨河步道延伸与生态修复，从而形成南北贯穿的滨河区步行和自行车道。进入21世纪，连接滨河步道与西侧主广场的门户公园首先建成，“大弯曲”河道周边的宾馆酒店也相继进入建设高峰期，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而2014年完成的滨河步 道南北延伸段项目将现有的滨河公园长度延长至24km，包括向北延伸至圣道大学的6.4km长的博物馆段（图7）和向南延伸至埃斯帕达传教院的14.4km的传教院段，强调洪水治理、生态修复和增加休闲健身游憩设施。整个“河流改善工程”使沿圣安东尼奥河周边的817.5h㎡国有土地串联 起来，成为全美最大的城市公园（纽约中央公园，341h㎡；旧金山金门公园，412h㎡；芝加哥滨河公园，583h㎡）。
图7 滨河步道博物馆延伸段的方案示意图
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的成功建设与建筑师哈格曼当初卓越而超前的设计理念密切相关，他因此被称为“滨河步道之父”。哈格曼认为“河流是上天给予圣安东尼奥的最伟大的资产，它应当被珍惜，并且按照这样来发展”，在其演讲中多次提到“城市历史文化和河流的自然之美应当被保留，并且需要留出发展空间来展示圣安东尼奥的独特之处”，这些理念一直贯穿于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发展的90年历程。随着新的防洪设施建成，汛期可以将泄洪道的闸门打开，水既流经泄洪道，又流经“大弯曲”河道，而非汛期河水则主要流经“大弯曲”河道。这样，市中心的河道可以免受洪水侵袭的危险。哈格曼当初提出的构想之所以能得到市长、社会团体与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其重要原因就是他将这条河流视作圣安东尼奥的灵魂与心脏，不是仅作为泄洪设施和绿化廊道，而是营造公共的亲水场所，将水空间重新还给城市生活。目前，市区约4.5km长的滨河步道上，人们可以轻松地漫步在咖啡馆、博物馆、酒店和桥梁及大柏树之间。并且，这里每年会举办超过十多场公共庆祝活动，还可以为个人或团体举办小型的纪念活动。基于独特的城市文化，哈格曼提出将“西班牙殖民复兴”风格作为滨河步道的基调，以体现西班牙艺术对于美国这个西南部城市的影响。他深受西班牙帕尔马（Palma）的影响，从全步行的流动空间、热情活泼的场所氛围与浪漫雅致的艺术气质中汲取灵感，“……新铺设的步行道是典型的旧式西班牙庭园，从中欣赏沿河的美景……在鹅卵石小路两侧设置西班牙风格小商铺……在最后一个拐弯处，河流分为两股，流经一个可与阿尔罕布拉宫相媲美的下沉花园……”“西班牙式色彩缤纷的小船，将载着游客从特拉维斯街开始，沿着风景如画的岸线游览至广场酒店”。这些设想在今天已基本实现，并成为后继建设者共同遵循的理念与原则。为了避免在建设中丧失河流的原始特点，事先对河道的地理水文特征与植物树种都做了现场勘探与测绘，然后制定综合的设计方案。例如为了保护已有古树，在施工中通过加固树木根部的土壤以保证其存活，并保持已有植被与堤岸岸线的自然形态（图8）。同时，他主张尽量采用自然材料，在对河道的自然特征修复过程中，去除原有石护岸生硬的混凝土保护层，改用本地的石灰石砌筑。河道底部则采用间断的混凝土铺设，既能为游船船桨提供支撑，也尽量减少对水底植物的破坏。他的自然设计与在地建造理念一直延续到当前对河道南北两段的生态修复过程中，使河流呈现自然与人工元素的相互作用与有机结合。
图8 保护古柏树形成水绿交融的滨水岸线
设计巧妙利用5~6m的地形高差进行人车立体分流，将亲水的休闲、商业与文化设施布置于河谷，与街道的快速车辆相隔离，营造舒适、连续而又安全的全步行场所。同时，在街桥与河道的交叉口处设有30多处的楼梯、坡道或无障碍电梯，可以顺利到达河谷，并考虑了与地面公交的无障碍衔接。其中，市中心休斯顿街桥处的楼梯成为滨河公园的主入口，突出从时尚的闹市区下降到幽静的传统滨水区的戏剧性场景。另外，为了保证水面与步行道尽量持平，通过中心区河道的双层水坝修建，将水位高差从原来的2.1m缩减至0.3m，实现人亲近水的愿望，同时也保证了游船的缓慢前行，游客可以尽情体验两岸的美景（图9）。
图9 滨河步道的亲水堤岸
哈格曼曾设想在局部河道段的两侧布置“滨河商街”和“国际美食街”，以平衡旅游观光客与当地居民的不同需求（图10）。虽然这在当时未能实现，但之后的建设都着力于提供丰富的滨水功能支持，促进多种活动的交织。在1964年的整体规划中，平行于河道岸线采用分段与分层的功能与形态布局。沿河道伸展方向有动区、静区和协调区这三种类型，通过动静分区与主题活动的设定，使不同区段的滨河步道呈现不同的空间特色与活动场景；而沿河道断面方向，紧邻水面的第一层面是公共步道，第二层面为面向市民与游客的商业服务设施，第三层面才是渐次升高的宾馆酒店与办公、住宅建筑等，保证了滨水空间的共享与开放。目前，滨河步道已成为世界著名旅游景点，为了保护怀旧的文化氛围不受到新兴的餐饮连锁店影响，正致力于对后者的发展数量与规模进行控制。
图10 哈格曼绘制的“国际美食街”（上）和“滨河商街”（下）概念图
圣安东尼奥河由自然、历史、城市中心区三大景观主题构成，滨河步道将河流、街道、桥梁、堤岸与建筑等要素组成一个令人愉悦且相互关联的整体（图11）。设计关注亚热带气候特征，严格保护原始的高大柏木，起到遮荫蔽阳、净化空气与增湿降温等功效，滨水建筑则增加柱廊、阳台与挑棚等灰空间设计，让人们在河边静心纳凉与休憩。同时，组织各种小广场、架空挑台、亲水平台及面水台阶等，提供立体观水场所。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安纳森露天剧场，利用河道转弯处的缓坡地形设计了一处跨河的观演场所，舞台与观众席分设于河道的凸岸和凹岸，通过石拱桥联系，每当游船从桥下缓慢经过，船客与分处两岸的舞台表演者及观众发生短暂的互动，三方互为彼此的表演者和观众，形成浪漫有趣的活动情景（图12）。
图11 普瑞萨街钢桥下方的弧形浮桥建成前后对比
图12 安纳森露天剧场的活动场景
一个好的滨水项目不能独善其身地只限于项目本身的建设，而应该与城市联动发展。圣安东尼奥河为市区提供了安全且有吸引力的公共步行系统，不仅人车分离而且冬暖夏凉。据测量，河流层面在冬季比街道层面温暖5℃，在夏季则凉爽5℃。同时，充分利用现有河道，开拓新河道，使之成为市区生态景观廊道、休闲活动中心和联系历史古迹的纽带，有效促进了沿河地块的开发，并带动城市复兴。其中，河道东侧延伸段将新会展中心、滨河商业综合体和万豪酒店连为一体，促进东部新区的发展；东北角通过景观步道连通阿拉莫遗址公园；西侧河道则通过公园建设衔接圣费尔南多大教堂，从而形成以水为核心的城市公共空间网络。近期的滨河步道的南北延伸项目旨在整体流域层面的生态系统修复与绿色走廊建设，净化水质和涵养水源，并利用河流将郊外的新鲜空气引入市区，促成自然与城市的融合。圣安东尼奥河作为城市资产而存在，离不开本地市民、政府与营利组织及设计师等多方团体的共同关注与长期努力。其中，市民在河道的保护与发展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在历次的河道填埋或侵占事件中，都是市民首先站出来进行抵制与呼吁，并成立各种民间组织开展拯救河流的活动，如圣安东尼奥保护委员会、妇女俱乐部、滨河步道协会（Paseo del Rio Association）、圣安东尼奥河监督委员会等。政府在滨河步道发展中起到了项目策划、组织建设与开发管控等作用。前期主要利用联邦财政支持与城市债券发放等方式获得项目启动资金，带动私人资本投入，并通过申办“世博会”来助推项目发展与中心区复兴；后期则主要从制度建设方面来引导项目开发，例如颁布相关的城市管理条例与整体规划，对空间治理、特色保护与商业业态等方面进行管控；而近期实施的“河流改善工程”注重更大范围的生态修复与资源整合，使圣安东尼奥河的生态效益及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营利组织，特别是沿河土地所有者和商家，主要起到资金支持、项目运营与市场宣传等作用，他们往往具有敏锐的市场眼光与高效的项目执行力，如怀特与施特劳斯对滨河步道的启动与振兴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设计师主要是在建设过程中协调各方利益、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例如哈格曼的设计构想既符合当时市民对于滨河环境美化的追求，又没有违背工程师修建水利工程的意图，其对河道的自然性设计也满足了政府对于工程经济性的考量，同时商业活动的植入调动了沿河土地所有者及商家的积极性。正是多方利益协同与智慧碰撞的过程，使圣安东尼奥滨河步道经历90年的发展，取得了今天瞩目的成就（图13）。
图13 多方协同机制影响下的圣安东尼奥河及滨河步道发展历程
目前国内滨水区建设日益普及，但主要集中在大江大河等大尺度的城市开放空间，如上海黄浦江两岸地区更新、天津海河沿岸开发、杭州钱塘江两岸新城建设和广州珠江沿线规划等。与其相比，中小尺度河道往往位于用地紧张的老城区，与生活街区交织在一起，不受重视甚至被遗弃，很多成为衰败的“失落空间”，亟须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基于河步道案例的分析与探讨，有以下几点值得学习与借鉴。首先，国内河道滨水岸线的建设往往从单一目标出发，不注重河流的综合价值及其与城市环境的契合度。圣安东尼奥案例证明了滨河空间可以产生多方面的价值，不但改变了滨水区的萧条景象，给人们提供理想的休憩场所，还保护了地方文化与自然特色，在环境、经济与社会等方面实现共赢。其中，滨河公共空间的精细设计与营建是该项目走向成功的重要前提。哈格曼充分利用地形高差，通过河堤后退与水上架桥的方式形成连续贯通的滨河步道，确保了滨水地区的共享开放和亲水体验，为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后继建设者遵循了滨水岸线共享的原则，并将滨河步道的体系建设作为中心区复兴计划的核心，更加注重滨河步道与城市腹地的衔接与联动发展，拓展以水为中心的公共空间网络，推动周边地区城市机能与品质的提升。同时，依据河道所处的区位与功能、景观以及生态涵养等要求思考滨水步道的特色塑造，在全流域统筹与分河段治理之间寻求平衡，而不是无差别的管理与雷同的建设模式。这些经验对于国内目前简单化或片段化的滨河岸线建设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其次，由于河道滨水环境由不同城市要素构成，其空间的多样性、有序性与和谐性来源于要素的合理组织。相比大尺度的滨水空间，中小尺度的河道空间更加宜人与紧凑，环境要素相互交织，如何对其进行整合设计尤为重要。这是项技术集成度很高的设计工作，需要跨专业的综合研究，而且还会涉及不同空间权属与管理部门，已超出常规的建筑设计、景观设计或城市规划所能控制或影响的范畴。滨河步道的早期建设表明，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城市设计介入，对滨河地区的建筑形态、交通组织、历史人文、水体绿化及堤岸桥梁等要素进行综合研究，并结合水利工程需求，因地制宜地对这些环境要素进行有机组织与立体设计，营造亲水空间的场所感与宜人性。值得注意的是，滨河步道的中期建设也说明了城市设计很难通过一次性的设计工作来完成，还必须依靠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城市设计导控机制来保障，政策法规的先行控制及整体规划的编制都对圣安东尼奥滨河地区在世博会前后的私营开发建设起到积极引导作用。第三，优秀的滨河区建设并不仅是描绘一个终极状态的完美地区，而且要以“社会过程”为导向，关注其实施和管理机制。从圣安东尼奥案例中不难发现，不同时期的滨河步道建设背后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动力机制，因此项目建设实施和管理运营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层面的规划设计更为复杂，也更具综合性。这不仅需要应对各时期的社会发展需求，而且需要社会各方协商而谋取共识。随着国内城市逐渐从增量开发步入存量更新，未来的滨河区建设应该更加强调多主体、多领域的协同合作，特别是生活街区的河道与沿线居民及业主的日常生活体验与集体记忆密切相关，他们对于滨河空间的关心程度和集体智慧往往大于政府官员和管理精英。因此，可以借鉴圣安尼奥河监督委员会的组织方式，探索基于多元主体监督的合作建设模式，搭建政府、营利组织与沿河社区居民及业主之间的沟通平台，共同解决滨河区建设、使用与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这有利于调动公众积极性，重建市民与河道的情感纽带。总之，圣安东尼奥的滨河步道建设既是城市整体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也是长达90年的艰难而复杂的渐进演变历程，体现的是一种系统整合发展的城市理念与智慧。中国城市正处于注重生态优先与内涵发展的存量更新阶段，如何通过河道滨水环境的修复与治理促进人、自然环境与地方文化的和谐发展，既需要城市建设理念与方式的转变，也需要向世界上各个典范城市学习和借鉴更多的经验与知识。作者：陈泳（通信作者），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ch_yong2011@tongji.edu.cn吴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同济大学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wuhao27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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