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手机端阅读的特点，我们特地邀请作者撰写了文章精华版，与全文一起推出，方便读者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文章内容。对该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全文。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精华版——
这篇论文缘起对国内城市地理学、规划学界对“空间生产”话语广泛误读的反思。2000年代以来，差不多与国外研究同步，关于列斐伏尔城市与空间理论的研究热潮逐渐在国内兴起。以“空间生产”为名的讨论和研究广泛出现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社会学、文化批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刊物和教学研讨中。然而，受制于语言隔阂、英美学界的早期误读、列斐伏尔思想本身的艰涩等因素，对其思想的解读，尤其对“空间生产”话语的理解存在着明显偏差。今年适逢列斐伏尔逝世30周年，也是他的两部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空间的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批判（第1卷）》（图1）被翻译成英文的30周年。借此机会，本文基于原著作品深度解读，试图从认识论根源上检讨这种广泛的误读。
图1 《空间的生产》和《日常生活的批判》（第1卷）1991年的英文版
可以说，正是大卫·哈维的早期解读及其理论支配了国内城市规划和地理学界的误读。当类似的研究尝试沿用列斐伏尔给出的理论框架去分析社会现实时，这些研究却无法有效推进。这种困境源于列斐伏尔总体和开放的理论阐述与社会科学常规的还原论、实证主义式机制解释间的鸿沟。自然而然，它们会使用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替代品。哈维的学说因其形式上的科学性、逻辑的精密和对当代国家权力支配下的新资本主义城市化现实的强大解释力而成为多数人理解“空间生产”的实质基础。于是，许多文章在转述了一些空间生产话语之后，就匆匆转向了哈维。在这些论述中，“空间生产”与“空间政治经济学”不分，“资本的三级循环”取代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哈维与列斐伏尔混同。权力、资本、空间三元视角下的“空间生产”已成为一种固定的论述范式。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哈维的学说对城市化条件下的建成环境生产有强大解释力，但这种“科学化”解释恰恰封闭了我们的认知能力，阻隔了实践突破的可能。无论是学界、政府部门还是实践者，如果只从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循环的机制角度看待城市问题，往往忽视人的能动性，既失去对不确定性清醒认识，也抹杀了创造的可能。若要打破这种僵局，首先需要突破固化的认知范式，而“空间生产”理论本身就是一种范式突破。本文首先梳理了列斐伏尔学说在英美和中国学界的传播历程。1970年代，卡斯特的结构主义社会学批评和哈维的激进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式挪用是第一阶段（图2）；1990年代以索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式解读为第二阶段（图3）；进入2000年之后，一个新的研究共同体形成，主要研究者分布于北美和欧陆的重要大学和研究机构，这是列斐伏尔研究的第三阶段（图4）。在中文世界，列斐伏尔的城市与空间思想首先始于港台学者，后被大陆的建筑学、哲学、文学批评等领域学者引介（图5）。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领域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关注要晚一些。但相关论文自2009年后呈现出逐年稳定增长的态势。
图2 卡斯特《都市问题》（1972）与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1973）
图3 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1989）和《第三空间》（1996）
图5 中文学界的列斐伏尔城市与空间思想研究成果和译介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展现出的雄心远不止于发展一套专门的都市和空间理论，他试图以此来清算西方思想传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科学至上论、二元论、逻各斯中心论和还原论的影响，恢复社会实践、生活经验、诗与艺术应有的地位。通过解读《空间的生产》中“知识与意识形态”“辩证与逻辑”“反逻各斯与诗、爱欲、节庆”“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学说”等关键概念，可以看出列斐伏尔对自笛卡尔以来统治西方思想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绝对真理观的拒斥。类似的认识论会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浮现出来，比如1960年代的结构主义，1970年代的新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尽管不乏合理性，但当这些理论尝试以某种绝对机制来统一解释变动不居社会现实时，它们会丧失思想应有的开放性和总体性平衡。文章随后探讨了“空间与空间生产”“生产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市与都市化”等与城市地理学、规划学密切相关的概念。大多数文献忽视了空间三元的同时性和统一性，即空间生产的过程是同时被构想、被感知并在生活中，这三要素间的联系是变易的，而非静止的，这意味着提及空间生产时候不能舍弃任何一个要素。而生产不是狭义的物的制造，生产有多重结果和样式，有些形式的生产甚至不会留下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印记。知识、艺术品、甚至欢愉、享乐和犯罪都可算作广义生产的成果，最高级的生产是人的自我生产。受哈维影响，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中常见的权力—资本视角更多关注集中和强制的硬权力。这种视角盘旋在上层结构上（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策、制度），无法深入和下沉到基础与微观的日常生活中。由于不能将生活经验和生活空间纳入空间生产的分析中，不能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组织形式从国家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视角，这些研究都不能算作真正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生产研究。延续列斐伏尔的思路，本文提出连接总体层面（G）和私人层面（P）的中间层面视角，即霸权（hegemony）视角，以达到修正前述权力—资本视角不足的目的。通过融会宏观和微观的现实，突破一般政治经济学的骨架式讨论和空间文化生产的视角，霸权视角可以转向矛盾的生活经验。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权力作为社会关系具备多重性，它可能以软的和硬的、分散的和集中的、默会的和强制的多重形式出现。在霸权视角下，应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不止反抗一种形式，还有顺势而为的形式，前者是反霸权（anti-hegemony），后者是逆霸权（counter-hegemony）。
——全文——
【摘要】“空间生产”理论是列斐伏尔最重要的学说。自问世以来，这一理论在英美学界经历过三次重要的传播历程。在前两次的传播中，空间生产被不同程度地误读。在我国，这种误读在城市规划和地理学领域较为明显和严重。大多数以“空间生产”为题的城市规划学论文其理论实质是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本文通过检讨产生这些误读的认识根源，梳理“知识”与“意识形态”、“辩证”与“逻辑”、“反逻各斯”与“诗意”、“空间”与“生产”等重要基础概念，以此批判我国城市规划学科的误读，澄清对空间生产的理解，并提出与霸权共存的“逆霸权”式的研究视角。
1 理解列斐伏尔——积极的社会实践者与多变的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或许是当代哲学家中对社会实践关切最深的一位。他不仅亲身经历了20世纪各种重大历史事件，也是这些事件的积极推动者。1901年，列斐伏尔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的阿热莫村（Hagetmau），成长于纳瓦朗镇（Navarrenx）。此后一生，他参加过1920年代殖民地反帝斗争，1928—1958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二战时期参加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68年5月推动了法国学生运动。他的传记作者雷米·埃斯贴切地称其为“世纪冒险者”（l’aventure du siècle）。列斐伏尔思想上的多变一点不逊色于其政治实践。他早年是法共黑格尔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专家，中年转向日常生活批判，晚年转向都市、国家和空间问题，直到最后提出节奏分析的课题【准确地说，从1940年代开始列斐伏尔从未偏离“日常生活”的主题。三卷本的《日常生活批判》分别出版于1947、1961和1981年。列斐伏尔最后一本著作《节奏分析》的副标题为“空间、时间、日常生活”】，列斐伏尔从未将自己囿于一个特定的领域，而是不断开拓新的问题域（problematic）。他驳杂的思想来源赋予其学说以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除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他的论说中不难看出尼采、布列东、海德格尔、加斯东·巴士拉、葛兰西、德波、卢卡奇的影响。但这种折中色彩或许只是表面，更深层次上，“日常生活”“都市（化）”“国家”“空间生产”仍然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异化”、“实践”、“总体人”（the total man）、“社会总体性”（social totality）等命题的延续。前述四个主题主导着列斐伏尔晚期作品，它们相互关联，可以组成一个总体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空间”是个综合范畴，而其他则与特定时空的空间层面相关。列斐伏尔毕生复杂多变的（政治）实践和（哲学）思想使他的思想有强烈的异质性与开放性，强烈的社会责任与参与意识。然而与列斐伏尔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相随的是对其作品和思想的严重误读。这些误读往往来自空间实践的专业领域，尤其是城市规划、地理学等学科。而只有回到认识论层面，才能有效地清理这些误读，从而正确地理解列斐伏尔的思想。语言障碍是造成误读的主要原因。列斐伏尔的母语是法语。在长达60余年的研究和思考中，他写过60余本书，300余篇文章，但翻译成英文的仅20余本【列斐伏尔英文版更详细的著作信息参见本专辑导读《“总体性”与“开放性”的延续：“再读〈空间的生产〉”导读》的注释】；他的作品虽陆续翻译成中文，但多数集中在美学和早期异化哲学的讨论上。2000年之后，也只有三本（套）都市与空间研究、日常生活批判相关的作品翻译成汉语出版【分别是《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日常生活的批判》（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都市革命》（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空间的生产》的节译散见于：晓默, 译.《空间的生产》(节译)第一章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六节[J].建筑师, 2005,117: 51-60；刘怀玉, 译.《空间的生产》(节译)第一章第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节[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06(3): 94-110】。列斐伏尔晦涩曲折的写作方式是理解其思想的另一个障碍——为了不落入他自己强烈批判的逻辑还原论（reductionism）或连贯性（coherence）的覆辙，他有意采用了这种写作方式。更严重的影响来自英美学界早期对列斐伏尔的错误解读。至少在中文学界，2000年以来，多数以“空间生产”为题的论文其立论基础正是英美学界的这种早期误读，但更本质的一点在于，实践学科内在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倾向会简化和扭曲空间生产理论的复杂内涵。而《空间的生产》的一个目的就是想瓦解这种学科话语的局限。在批判汉语学界的误读前，我们有必要简要梳理列斐伏尔思想在英美学界的传播历程。列斐伏尔学说在英美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有关列斐伏尔学说传播史划分的权威论述可见斯蒂芬·基普弗等合著的《论亨利·列斐伏尔的生产》（On the Production of Henri Lefebvre，中文篇名为作者所译），原文收录于伽腻色迦·古纳瓦德纳等编辑的《空间、差异、日常生活——阅读亨利·列斐伏尔》（Space, Difference, Everyday Life: Reading Henri Lefebvre）一书中。有关列斐伏尔思想传播不同阶段的区分同时还散见于当代比较权威的几位列斐伏尔研究者的论著中，他们是克里斯蒂安·施密特、斯蒂芬·基普弗、伽腻色迦·古纳瓦德纳、斯图尔特·埃尔登等人。虽然列斐伏尔的理论之前在南美（特别在巴西），西欧（特别是西班牙、德国），以及法国本土、日本等地都有相当的传播，但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英语的国际地位，列斐伏尔学说才获得遍及世界的影响力，其中包括中国。到第三阶段，这种传播已经是世界范围的】。1970年代，曼纽尔·卡斯特的结构主义社会学批评和大卫·哈维的激进地理学政治经济学式挪用是第一阶段；1990年代以爱德华·索亚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式解读是第二阶段；2000年之后，一个新的研究共同体形成，其研究主题集中在“空间”“差异”“日常生活”上，主要的研究者分布于北美和欧陆的重要大学和研究机构，这是列斐伏尔研究的第三阶段。2.1 卡斯特的结构主义批评——城市作为集体消费单元“68风暴”后，列斐伏尔转向了都市问题的研究。1970年，他发表了《空间的生产》的前奏《都市革命》（La révolution urbaine）。两年后，列斐伏尔曾经的学生、阿尔都塞主义的忠实信徒卡斯特出版《都市问题》（La question urbaine）严厉批评了这本书。他认为，列斐伏尔已经从都市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域的都市理论化。书中，他质疑“都市”（the urban）作为连贯的科学研究目标的可能性，对列斐伏尔提出的“都市化”（urbanization）【在我国，urbanization通常被译为“城市化”，但是这个术语在列斐伏尔思想体系中有特殊的含义，译为“都市化”更准确。其释义详见下文分析】取代工业化成为推动历史发展驱动力的浪漫观点不以为然。延续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分的分析方式，他认为城市是围绕劳动力再生产而结构起来的空间单元，其中对结构影响最大的空间类型是“集体消费”（健康、教育、住宅、设施等），它不光发生在市场，也是国家机器的产物。卡斯特的批评是1960年代—1970年代盛行于法语思想界的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个缩影，其代表人物有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等。列斐伏尔所坚持的鲜活且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正好是这种僵硬的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很显然，在当时的法国，这样的立场不受主流欢迎，因此列斐伏尔的作品和思想在他的母国一度被低估，处于边缘化状态。相比于卡斯特的苛刻批评，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城市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态度更为微妙和复杂。一方面，哈维让英美学术界意识到列斐伏尔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正是哈维的解读造成了对列斐伏尔的广泛误读。至少在中国，大多数以“空间生产”为名的文章，所行之实却是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1960年代，当哈维和激进地理学派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城市地理学研究时，同时期的学者中只有列斐伏尔出版了数本城市和空间的著作。哈维并不讳言列斐伏尔对他的影响，但他真正的理论依托是马克思的晚期学说，尤其是《资本论》的价值学说。哈维延续了马克思晚期的科学主义倾向，将价值学说引入建成环境再生产的分析，将城市研究发展成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都市革命》出版后不久，哈维也出版了激进地理学的代表作《社会正义与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书名包含着激进地理学关注的两个领域。《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关于房地产作为第二部门成为资本和剩余价值形成的主要来源的简要叙述或许启发了哈维，但他同样对都市化替代工业化成为晚期资本主义主导力量的论断不以为然。对哈维而言，工业资本主义持续创造都市化的条件，而资本积累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循环是都市变化得以成形的原料，都市化不过是资本循环的赘生物。沿着哈维路线，空间生产被贬抑成类似商品生产的事务。空间要么成为剩余价值的载体，要么成为权力与资本的意象符号或消费符号的载体。日常生活的差异与生活经验虽同为空间生产的组成成分，却被哈维的理解排除在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立足于资本积累和价值循环角度的解读，必然偏离列斐伏尔的本意。不可否认，资本循环和剩余价值生产学说对城市化条件下的建成环境生产有强大的解释力，我国40余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和许多研究【比如吴缚龙的研究《为增长而规划：中国城市与区域规划》（Planning for Growth: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in China, Routledge, 2015）】都为之提供了经验和理论上的佐证。然而反过来，这种“科学化”解释又恰恰封闭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进而阻隔了实践突破的可能。无论是学界、政府部门还是实践者，如果只从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循环的机制角度看待城市问题，往往会忽视人的能动性并抹杀了创造的可能。若要打破这种僵局，首先需要突破固化的认知范式。2.3 索亚的后现代地理学——第三空间的空间本体论1991年《空间的生产》英文版出版后不久，英美地理学者【这些学者包括德里克·格里高利、米歇尔·迪尔等人】掀起了第二轮列斐伏尔研究热潮。当时正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兴盛，这些学者试图找到列斐伏尔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在批判结构主义、经济至上论、还原论时，列斐伏尔展现出广博的理论视野与知识积累，他的写作采纳了文化批评、心理分析、语义学等多种理论工具，后现代理论关注的“语言”“认同”“身体”“主体性”“文化”等主题也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自然而然，人们把他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索亚认为，“列斐伏尔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开启了后来的批判后现代主义、空间女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许多现在称为文化批判研究、关于身份和差异的新的文化政治学等理论。”应该说，这些学者复兴了列斐伏尔研究，他们对卡斯特和哈维的批评也很中肯，但在诠释列斐伏尔思想时，他们要么隐匿了“都市社会”“空间”“日常生活”“差异”等重要概念的原意，要么按自己的意图剪裁或重新表述，而不顾它们的整体关联，这使得他们的解读滑向了另一种还原论的境地。例如，索亚以空间三元论为基础，创造性地误读出自己的“第三空间”理论。“第一空间”是具体的物质性空间，事物在其中可被经验测度。“第二空间”是理念的空间，呈现出精神和认知的状态。“第一空间”是“真实的”（real），“第二空间”是“想象的”（imaginary）。“第三空间”则是混合了真实和想象，既是物质也是精神的彻底开放空间。建构“第三空间”的重要步骤是“他者化—第三化”。从“第一”到“第三”意味着空间生产的序列性和等级性。然而，“空间生产”的三元并无先后或等级之分，三元素相互平等，相互包容，随时有向另两极转变的可能。索亚试图将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解读成一种“空间本体论”。这种解读废黜了历史的重要性，简化了时间的丰富性，是对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静态、非辨证的理解。对列斐伏尔而言，问题的终点从来不是作为先验实体的空间，空间生产的过程才更重要，而这个过程必然是历史的，这也是为什么列斐伏尔会将他最重要的作品称之为“空间的生产”的原因。由于列斐伏尔都市和空间研究方面的著作在2000年之前鲜有中文译本，因此分别于2004年和2005年出版的《后现代地理学》和《第三空间》遂承担起传播这方面思想的功能。书中节选的原作和索亚自己的诠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文读者对列斐伏尔的理解。但索亚自己的“第三空间”再诠释并未在中文学界引发太多的共鸣，真正占据主流的还是哈维式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进入21世纪后，欧美学界掀起了新一轮列斐伏尔研究复兴。更加国际化的学术共同体兴起，其成员不仅仅限于英美学术圈，也包括欧陆许多重要研究者【其中的活跃成员包括尼尔·博任纳、斯图尔特·埃尔登、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卢卡茨·斯坦尼克、伽腻色迦·古纳瓦德纳、斯蒂芬·基普弗、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理查德·米尔格龙等人】。自《空间的生产》英文版出版后，列斐伏尔的其他作品被陆续翻译成英文【1991年《空间的生产》英文版出版后，其他陆续出版的列斐伏尔英文版著作包括：Writings on cities. KOFMAN E, LEBAS E, trans and eds. Oxford: Blackwell, 1996; Key writings. ELDEN S, LEBAS E, KOFMAN E, eds. London: Continuum, 2003; The urban revolution. BONNANO R,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Th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MOORE J, ELLIOTT G, trans. London: Verso, 2008;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BRENNER N, ELDEN S, eds. MOORE G, BRENNER N, ELDEN S,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更详细的列斐伏尔英文版著作信息参见《“总体性”与“开放性”的延续——“再读〈空间的生产〉”导读》】，一些富有影响力的列斐伏尔研究发表在新左派地理学杂志《对拓点》（Antipode）、《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和其他期刊上【部分研究论文包括：ANDY M. Lefebvre, Anti-Logos, and Nietzsche: an alternative reading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J]. Antipode, 1995, 27(3): 294-303; BRENNER N. The urban question as a scale question: reflections on Henri Lefebvre, urban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l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0, 24(2): 361-378; BRENNER N. State theory in the political conjuncture: Henri Lefebvre’s “Comments on a New State Form”[J]. Antipode, 2001, 33(5): 783-808; ELDEN S. Politics, philosophy, geography: Henri Lefebvre in recent Anglo-American scholarship[J]. Antipode, 2001, 33(5): 809- 825; KIPFER S. Urbanization, everyday life and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Lefebvre, Gramsci and the problematic of hegemony[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02, 13(2): 117-149; MILGROM R. Realizing differential space? design processes and everyday life in the architecture of Lucien Kroll[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002, 13(2): 75-95; CHARNOCK G. Challenging new state spatialities: the Open Marxism of Henri Lefebvre[J]. Antipode, 2010, 42(5): 1279-1303】，一些专著和经验研究的成果陆续出版【部分研究专著包括：ELDEN S. 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M]. London: Continuum, 2004; SCHMID C. Stadt, Raum und Gesellschaft[M].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MERRIFIELD A. Henri Lefebv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6; STANEK L. Henri Lefebvre on space: architecture, urban research,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or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1; STANEK L, SCHMID C, MORAVANSZKY A. Urban revolution now: Henri Lefebvre in social research and architecture[M].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4; BRENNER N, ed. Implosions/Explosions: towards a study of planetary urbanization[M]. Berlin: Jovis Verlag GmbH, 2014】。新一轮列斐伏尔研究呈现以下特点：首先，这些研究拒绝在第一轮的“政治经济学”与第二轮的“文化研究”两极间徘徊。很多研究从更整体的层面把握列斐伏尔的思想，将研究拓展到列斐伏尔一生多变复杂的主题（日常生活、都市化、空间时间分析、国家），同时也将列斐伏尔复杂的生活经历与其哲学思想联系起来。第二，新的研究将列斐伏尔思想当作出发点，而不是终点，并试图将列斐伏尔学说注入当代的经验研究中。这种态度与列斐伏尔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一致的。第三，这些研究并不试图形成统一的解释，甚至未能形成一个绝对的共识。这与列斐伏尔“异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者气质是相符的。3 “空间生产”话语和列斐伏尔学说在中文语境中的传播大致以1990年代为界，列斐伏尔思想在中文世界的传播可以粗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根据刘怀玉的考证，早在1950年代，列斐伏尔的一些美学和哲学著作就已被翻译成中文。1980年代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列斐伏尔有专门章节介绍。这一时期学界研究主要介绍列斐伏尔文艺批评、异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等观点。从1990年代开始，同步于国外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中文学界也掀起了列斐伏尔思想的研究热潮【2000年以前翻译成中文的列斐伏尔作品有《美学概论》（1957）、《世界观与创作》（1959）、《勒斐伏尔文艺论文选》（1965）、《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1966）、《辩证唯物主义》（1983）、《狄德罗的思想与著作》（1985）、《再论异化问题》（1986）、《论国家》（1988）、《从黑格尔到毛泽东》（1990）、《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列菲伏尔、赫勒论日常生活》（1998）】。当时台湾大学的夏铸九、王志弘等人较早将列斐伏尔思想引入城市地理、规划领域的研究中。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创办的《城市与设计学报》刊载了多篇介绍列斐伏尔学说，或者运用其空间生产理论解释台湾城乡空间生产的文章【发表在《城市与设计学报》的相关文章包括：夏铸九. 再理论公共空间[J]. 城市设计与学报, 1997(2/3): 63-89; 蔡筱君, 夏铸九. 重读达悟家屋——达悟家屋之空间生产[J]. 城市设计与学报, 1998(4): 37-76; 郭恩慈. 空间、时间与节奏：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初析[J]. 城市与设计学报, 1998(5/6): 171-185; 伊恩·波顿. 滑板玩家：当代城市中激进与反叛的市民[J]. 城市设计与学报, 1999(7/8): 25-44; 等等】。进入21世纪之后，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列斐伏尔的思想。前期研究中，汪原、刘怀玉、包亚明三位学者分别从建筑学、哲学、文学批评这三个不同领域进入列斐伏尔研究【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汪原在《新建筑》上刊文，介绍了空间认识论的范式转换和差异空间的观点，这篇文章是大陆建筑和规划领域最早对列氏思想的引介。参见汪原. 关于《空间的生产》和空间认识范式转换[J]. 新建筑, 2002(2): 59-61。南京大学的刘怀玉综述了西方学界对列斐伏尔早期“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并评价了其晚期空间理论。参见刘怀玉. 西方学界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现状综述[J]. 哲学动态, 2003(5): 21-24。2006年刘怀玉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解读》。这本书是国内哲学领域最早的列斐伏尔研究权威专著。同一时期，文化领域的学者包亚明也出版了数本相关研究。参见包亚明. 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近年来，列斐伏尔的都市与空间研究、日常生活批判方面的著作陆续被翻译成汉语出版，包括包亚明主编的《现代性与空间生产》（收录了列斐伏尔部分文章的节译），《空间与政治》以及近年来出版的《日常生活的批判》与《都市革命》。通过这些作品和研究，汉语学界对列斐伏尔思想有了一些概貌了解。相对而言，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学领域对空间生产理论的关注要晚一些。2009年开始，城市规划学界有数篇相关研究发表【例如张京祥, 邓化媛. 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1): 43-47；杨宇振, 覃琳. 拼贴历史街区磁器口：空间的生产、去地方化与生活状态[J]. 建筑师, 2009(4): 20-26；江泓, 张四维. 生产、复制与特色消亡——“空间生产”视角下的城市特色危机[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4): 44-49；魏开, 许学强. 城市空间生产批判——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研究范式述评[J]. 城市问题, 2009(4): 83-87】。虽然对空间生产概念理解深浅不一，但它们都明确了空间生产这一主题，并尝试运用这一概念来诠释中国城市空间现象。自此，每年都会有数篇以“空间生产”为主题的文章出现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学相关期刊上，并呈逐年稳定增长的趋势：2011年80篇，2013年增长到114篇，2018年则增加到381篇。这些论文研究主题广泛，除去综述性文章，城市更新与旧城保护、新区发展（高新区+新城）、消费空间、区域协同与发展、乡村建设等是常见的研究主题。大陆学界的研究有明显不足。仅就空间实践领域而言，首先，这些研究与世界同类研究间有一个代际时间差，并呈现出哲学（认识论）与空间实践相互分离的倾向。其次，中文学界主要集中于对列氏后期作品《空间的生产》的解释，对其早年和中期关注的一些议题（如“日常生活”和“国家”）关注不够，也未能深入其哲学和认识论的内核（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刘怀玉一语中的地指出：“由于法语障碍和研究者受专业性限制，国内研究大多停留于对其个别著作的简要介绍，而少有‘同情式’的深入理解，更罕有整体全面的研究，基本上脱离开列斐伏尔极其复杂且丰富多变的微观思想世界与创作语境。”造成这种片面性的重要原因是过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解读。尽管哲学领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些问题，但并未改变空间实践学科的认识。并且，由于依赖二手和不完整文献，即使对“空间生产”这一重要概念的理解也存在较多错误。这些误解封阻了理论和实践突破的可能。因此，下文将针对这些认识论层面上的误读展开详细论述。大多数接受列斐伏尔理论的人既不熟悉也不理解列斐伏尔的认识论，这是造成其误读的深层根源。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展现的雄心远不止发展一套专门的都市和空间理论，他试图通过空间生产理论的建构来清算西方思想传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科学至上论、二元论、逻各斯中心论、还原论的影响，恢复社会实践、生活经验、诗与艺术应有的地位。列斐伏尔的认识论大致有两部分源流——以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为代表的19世纪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情境主义为代表的20世纪法国先锋艺术运动。黑格尔的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赋予其思想的总体性（totality），但尼采的浪漫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法国先锋艺术运动也在他的思想上打上了鲜明的人本主义烙印，使其得以克服科学主义、结构主义、新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僵化，获得某种原创性和开放性。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目的不在于穷尽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此非本文力所能及。梳理列氏的认识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与空间实践密切相关的概念。《空间的生产》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对西方逻各斯中心论、理性主义传统反复且多层次的批判，包括由知识（savoir）和意识形态组成的认识论体系，也包括由还原论和连贯性构成的方法论体系。它们具体指与空间生产密切相关的学科，如政治经济学、城市规划、都市设计，运用这些知识体系操控空间生产的主体则是技术官员（technocrat）和专家（specialist）。当抽象逻辑压抑了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多样性，形成了脱离“生活经验”（lived experience）的空间生产模式时，抽象空间主导下的匀质和破碎的日常生活随之产生。列斐伏尔区分制度化的知识（savoir, the established knowledge）和来自生活实践的知识（connaissance）。他批判了前者，它们与权力（政治实践）共谋，而后者则具有颠覆性和批判性意识形态是修辞、元语言、赘语，在寻求连贯性和内聚性（cohesion）上，它与逻辑（或者说知识）并无不同，两者时常不可区分。因此，列斐伏尔用“再现”（representation）这个宽松的概念替代知识和意识形态作为空间分析的工具，其中属于再现的知识是savoir。再现是纯粹抽象的领域，它切断了与社会实践、积极政治批评的联系，是和本体论、形而上学、系统论一类的东西。作为“精神空间”或“真理空间”（true space），它将“真实空间”（real space）还原成抽象，并引导最小差异（minimal differences）。比如，再现中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脱离实践知识，另一方面则隐匿实践，删除所有生产活动的痕迹、劳动者留下的记号。如此，意识形态创造出一个没有紊乱的幻象，服务于解决官僚体系与权力、地租和利润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也只有如此，这些本来与实践无关的精神空间才得以与空间实践发生关联。在此过程中，社会空间已经被简化为规划师、政客和管理者构想的空间。《空间的生产》的基本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是对立于逻辑的思维方法。施密特的论文详细论证了列斐伏尔辩证法的来源、形成过程和内在实质。作为补充，本文试图从逻辑角度给出对比证明。辩证法源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社会现实由一系列矛盾组成，矛盾的不断转换是推动现实变化的动力。德语词aufhebung（扬弃）很好地传达出矛盾的演变状态。扬弃一方面是矛盾的克服和排除，另一方面则是矛盾因素的保存，并向更高阶段发展。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和都市现实的所有关系都是辩证的，而非逻辑的。都市空间的三个层次（整体[G]、混合[M]、私人[P]），空间生产的三个维度（空间再现、再现空间、空间实践）的相互关系，都市化的各种状态（中心与边缘、内爆与外爆）都处于辩证运动中。反过来，逻辑是纯粹的形式主义，它是知识、话语、哲学和科学、感知性和概念性、时间和空间、理论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枢纽。逻辑关系与已有的“现实”和“真理”没有关系，它体现的是数学关系的（必要和充分）理性，比如，关联性、转换性、传递性和分布性。因此，逻辑与现实矛盾没有任何关系，但现代思想试图将整个现实置于逻辑规则之下，将具体领域当作可确定和定义的现实，以符合逻辑命题内在的凝聚与连贯、平衡与控制的需求，借此，逻辑消除和隐匿矛盾而成为支配现实的工具。控制抽象的空间生产的主导原则是逻辑，理解抽象空间的生产，只能将逻辑从辩证中抽离出来，将矛盾冲突还原为伪连贯性，搅乱那些还原后（不可还原的）剩余物（residua）。逻辑掩盖矛盾，错误解释现实的手段和措施是还原主义与连贯性。还原主义是《空间的生产》中重点批判的对象——科学和意识形态组成的精神空间借助还原论简化现实矛盾，主宰着社会空间的生产。极端情况下，它将时间还原成空间，将使用价值还原成交换价值，将物体还原成符号，将现实还原成象征，将辩证运动还原成逻辑，将社会空间还原成纯粹的精神空间。这一过程获得权力（或者说暴力）的加持。暴力一方面来自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源自逻各斯。逻各斯是所有权力的来源。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逻各斯的作用是支配、操纵、系统化所有事物【关于对逻各斯的传统批判，可参见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虚构的一段东西方文化的对话，借用对话中东方人的口吻，列斐伏尔批判了“我思故我在”、科学、技术等西方强势逻各斯传统】。逻各斯支配的空间再现生产出的空间遂成为符号交流的场所，是分离和禁忌的所在，是生活的不毛之地。为了消除逻各斯—语言符号体系这种灭活特质，列斐伏尔求助于尼采的思考。《空间的生产》中，可以明显看到把尼采和马克思的思考结合起来的努力。列斐伏尔关于身体、性、暴力、悲剧、差异空间和多元时间生产的论述直接回应着尼采的思考。尼采的思考沿袭并改造了德国浪漫哲学传统【发轫于康德的德国浪漫哲学，经由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席勒、荷尔德林、里尔克等哲学家和诗人发扬光大，然后经过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当代重塑，演化出今天的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哲学流派】。浪漫哲学警惕和反感现代生活世界的轻狂、功利、人的灵性的缺失，试图复原人的情感、想象、幻想、爱的能力。尼采本人对笛卡尔主义、普适真理、偶像、原动力，对理性、系统分析思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与列斐伏尔打破旧传统（iconoclastic）的偏好是一致的。通过还原爱欲、诗、游戏、艺术、节庆等为“生产主义不屑的多余事物”的价值，可以还原生命本体在空间生产中的作用和意义。在空间生产中，它们呈现为身体、欲望、差异、日常生活的再现空间，是反逻各斯的空间。在艺术、诗、音乐、游戏和节庆中，它们展现出狄奥尼索斯精神。后者代表哲学对过度、多余、越轨的背书，它与经济学追求效率的原则背道而驰，却是人性的本能。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反逻各斯的越轨和过度呈现为节庆的方式。因此，“空间实践不由已有系统所决定，不管是都市的还是生态的，也不会适应于某种系统，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相反，各种群体会将匀质化的（homogenizing）空间转换成服务于自身目的的空间，因为这些潜在能量，很容易出现某种剧场化或戏剧化的空间。通过音乐、通过差异的系统与估价（valorizations）……空间容易被爱欲化（eroticized），或者恢复成模糊状态，恢复成需求和欲望的共同发源地。不平等的斗争一直发生在逻各斯和反逻各斯之间，有时候是狂热的，有时是更为低调的。”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学说是列斐伏尔思想的最重要基础。但列斐伏尔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合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全面重构和复原它，把它当成起点而不是终点。马克思主义是理论发展的一个环节（moment）而不应被视为终极教条。对于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目的论、形而上学倾向，他保持着一贯的怀疑和批判态度。因此，列斐伏尔对待马克思早期与后期学说的态度是不同的。《空间的生产》有相当多的篇幅批驳了马克思晚期思想的科学主义、还原论倾向，以及后来教条主义者对这些观点的继承。他将批评的矛头鲜明指向了马克思对“劳动”“生产”“交换价值”等概念的科学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意义窄化。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晚期作品《资本论》上，作为马克思晚年集大成的作品，它呈现出强烈的形式化和公理化倾向。相形之下，列斐伏尔对马克思早期作品《政治经济学大纲》和《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他本人也是这部手稿的法文版译者）倾注了更多热情。相对于《资本论》强调构建准“纯粹”形式的均质理性，更为科学化的倾向，这些早期作品不严格，不强求逻辑一致性，坚持各个层面的差异，为更具体的问题留下了一扇门。在马克思早期作品的解读中，列斐伏尔恢复了后来被教条马克思主义误解和蒙蔽的“实践”“异化”“总体人”等概念，并在创造性挪用中，形成了自己的“活动”“日常生活的批判”“空间生产”概念。基于前文认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进入“空间与空间生产”“生产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都市与都市化”等重要概念的讨论，为后文对误读的批判作好准备。列斐伏尔批判了西方形而上学中两种习以为常的空间观——视空间为纯粹观念、精神和心智的唯心主义空间观，他称之为透明幻相；以及视空间为纯粹客体的机械唯物主义空间观，他称之为现实主义幻相。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空间既非“主体”也非“客体”，而是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一套社会关系和形式。因此，“（社会）空间是社会产品”这句似乎有点同义反复的命题隐含着复杂精心的理论推导。它首先是实践的，也和具体主体有关——空间既不是抽象的理念，也不是物质实体，而是具体主体（个体或集体）的实践产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究竟“谁言说，谁行动，谁在空间中运动？”为何列斐伏尔会使用“空间生产”这一稍显奇怪的术语？原因在于“空间生产”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常规对物的关注转变到重视空间实践过程。相应地，“空间知识的对象应该从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上”。为突破双重幻相的缺陷，列斐伏尔创建了空间三元论。“生产”的具体内涵呈现为三要素的动态辩证关系。空间三元出现在多个层面：现象学层面是感知空间、构想空间、生活空间；语言学层面是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空间类型上则对应了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通过三元论，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分离的各领域统一起来。空间的三个元素既不混同也不分离。它们必须被同时对待、同时构想、同时感知，并存在于生活中。三元要素的每一要素均隐含其他两要素，并以它们为前提。空间生产理论的意义就是将这些彼此互不相关、支离破碎的领域相互连贯（articulate）起来，成为系统的整体。列斐伏尔“描述这一方案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一种空间的话语，而是将各种各样的空间及它们的生成状态放在一个单一理论中，以揭示空间的实际生产。”遗憾的是，许多文章仅将“空间生产”或“空间是产品”的论断当作一种理论装饰，并不深究其背后的真正意义。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导致了以下两方面常见误用。首先，大多数文献忽视了空间三元的同时性和统一性，即空间生产的过程是同时被构想、被感知，并存在于生活中，而这三要素间的联系是变易的（Werden）【“变易”，德文为Werden，英文为becoming，一般译作“变”或“变化”，语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小逻辑》。贺麟借用汉语典籍《易经》将Werden译作“变易”，因为变易包含发生和消灭两个环节，简称“生灭”，形象的说法是“流逝”。参见贺麟.新版序言[M]//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xvii~xviii.】，而非静止的，这意味着提及空间生产时不能舍弃任何一个要素。但往往最先被忽视的是“生活的空间”（livedspace），它被传统的认识论排斥：比如权力和资本视角下的空间生产讨论是不会关注象征、乌托邦、欲望、游戏和身体这些内容的。其次，空间生产不是狭义的产品制造，而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由三个辩证联系且相互关联的过程组成：首先是物质生产，即商品，物体，交换物（衣物、家具、房屋和住宅）的生产——由必需性支配的生产；第二是知识生产或者说知识积累，它们渗透到物质生产的劳动中，在其中发挥作用；最后则是最自由也是最有创意的过程，它预示了“自由王国（reign of freedom）即将到来”。当支配劳动的直接必然性终结后，创造真正作品、意义和快乐的过程就开始了。因此空间生产不应只被理解成物质和知识的生产，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人的自我生产和整体的社会实践，而这一误解与生产概念的窄化极大相关。“生产”是人们耳熟能详却又误解极深的术语。在一般使用中，人们常常将其等同于物的制造，但这正是列斐伏尔所批判的。这一批判又与他对马克思晚期思想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紧密相关。“生产”概念源于黑格尔哲学。对于黑格尔而言，“生产”概念含义广泛且地位重要。他认为，“首先，绝对理念生产了世界，接着自然生产了人，而人反过来通过斗争和劳动立刻生产了他的历史、知识和自我意识，因此也是重现最初和最终理念的精神。”延续着黑格尔的广义生产概念，列斐伏尔理解的生产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生产了自我生活、自我意识、自我世界、历史甚至是自然的全部可能。广义的生产有多重结果和样式，有些形式的生产甚至不会留下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的印记，知识、艺术品，甚至欢愉、享乐和犯罪都可算作广义生产的成果，最高级的生产是人的自我生产。因此，将生产的含义简化成物和可交换物质商品的制造会损失生产概念的开放性、宽广度、包容性。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窄化和精确化的生产概念只留下与产品相关的意义，这是经济学者常用的含义，更接近日常使用，也更乏味。广义生产概念内在的创造性、创新性和想象力被过滤掉。将“生产”等同于“物”的制造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在为构建一个科学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作着准备。包括“生产”在内的一系列概念，如“产品”“劳动”“价值”“资本”等都是这一理论的基石。狭义的生产概念虽有完美而苛刻的科学属性，但其形式化与现实脱节，丢失了对生活实践的洞察力，排挤掉了原来生产概念中的诗意成分，很难达到具体性。不仅对生产，列斐伏尔对行动（action）、实践等概念的理解也是宽泛而开放的。他对劳动的概念比较冷淡，尽管《空间的生产》中反复提及马克思的基础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但他努力在全面、诗意（poetic/poietic）而富有创造性的的上下文中诠释和理解这些概念。列斐伏尔对狭义生产的批判与其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支配地位的批判一脉相承。后两者恰恰是中文语境，尤其在规划和地理学领域最常见的空间生产理解。因为反感于经济学至上论，列斐伏尔的批评相当尖刻，他不客气地称政治经济学为伪装成科学、实为意识形态的学说，其背后的逻辑抽象性抽空了现实生活中人的主体性与能动（activity）的能力。在列斐伏尔这里，城市【ville/city，中文版《空间与政治》译为“城邑”】与都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意指前资本主义的欧洲城市，包括中世纪及文艺复习时期那些有明确物理边界，拥有中心功能（军事、政治、商业、宗教）并在形式上与乡村有显著性质区别的社会空间实体。都市是体现中心性（centrality）的社会空间形式——“都市是纯形式的存在：一个遭遇、对抗、集会同时发生之所。该形式并无特定内容，但所有事物都会在这里聚集和存活。它是一个抽象物，但不像形而上学的实体，都市是具体的抽象物，与实践密切相关”。作为中心性的都市难以确认，因为中心性是一种辩证存在，它可以流动，可以随时创造，也可以随时毁灭，可以随时集中，也可以随时分散。“任何一点都可以变成中心，这正是都市时间—空间的意义。”“任何事物都可能变成中心位置，汇集之地，特许之所，以至于每个都市空间内在地具有这种可能—不可能，它自身的否定，以至于每个都市空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集中之地，而且是多中心的。”虽然中心性与物质性有紧密联系，但类似密度和规模这样简单的物理属性却难以完全代表中心性。中心性只能通过生活实践实现，比如节庆和假日突然汇聚的人群，或是被情境化塑造的空间，如博览会。这样的中心性带来稍纵即逝的都市，却不留下明显的物理痕迹【2020年6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表达了对地摊经济、小店经济的官方认可。之前一直处于地下、边缘状态的城市非正规经济和活动走向了公开化。在笔者所处城市南京，位于新街口附近的丹凤街夜市是南京1410个“外摆市集”的典型。每天晚上5点—11点半，在大石桥街至卫巷路口约200m长，5~6m宽的街道上集中了约70多家夜市摊位】。某种程度上，都市的中心性有如日常生活的节庆。节庆是日常生活日积月累力量的爆发，中心性随即形成。因此，列斐伏尔所说的“都市的权利”指的是界定中心的权利，是关于如何界定中心性内容和范围的竞争。日常生活只有通过都市化的进程才能获得社会实现。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提出“层次”（level）的方法论。作为整体性层面的国家权力、政治战略与作为私人层面的日常生活和栖居通过中间层次的都市层面混合、融汇。在都市化过程中，社会秩序、日常生活、抽象空间和线性时间的生产融汇在一起形成日常消费引导型的官僚社会。作为一种“霸权”（hegemony）形式，它将宏观远端秩序溶解在日常生活中，其实现方式既包括都市规划，也包括道德律令、说服以及不证自明或不言而喻的日常重复。尽管著述颇丰，但我国城市实践学科领域的大多数研究并没有真正理解空间生产的概念。误解出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对空间生产概念自身的误解。关于这一点，前文的概念辨析已揭晓了一些答案；其次，很少有学者能够将“空间生产”放置在更广阔的理论视域下考察，将“空间生产”与列斐伏尔其他重要著述和概念联系起来。虽然许多文章会引用一些《空间的生产》中的典型话语，比如“空间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而是社会的产物”，或是简要介绍“空间三元论”以彰显与列斐伏尔理论的关联，但这样的引用由于大多流于表面而成为理论装饰。比如，没有人会对“空间不是社会关系的容器，而是社会关系产物”这一论断提出异议，但当论述具体的社会现实时，作者们又不自觉地将空间简化为物质环境的生产过程及其产物【例如在《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一文中，作者王丰龙、刘云刚断言“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过程’，是‘社会阶级和特殊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的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在这段论述中，空间的社会关系品质基本消失，空间再现与空间实践相互关系的维度取代了总体的三维空间生产过程。再现空间、生活空间等维度消失。这种“空间生产”的思路将不可避免地滑入专注于物质生产过程及其产物论述的窠臼中。参见王丰龙, 刘云刚. 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11(2): 19-25,36】。当这些论文无法沿用空间生产的辩证方法去深化其研究时，自然而然会使用哈维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替代品。如前所述，哈维的学说因其形式的科学性、逻辑的精密性和对当代国家权力支配下的新资本主义城市化现实的解释力而成为“空间生产”的实质理解基础。于是，许多文章在转述了一些空间生产话语之后，就匆匆转向了哈维学说。在这些论述中，“空间生产”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不分，“资本的三级循环”取代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哈维学说与列斐伏尔学说混同【类似的论文有：叶超, 柴彦威, 张小林. “空间的生产”理论、研究进展及其对中国城市研究的启示[J]. 经济地理, 2011(3): 59-63；郭文.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J]. 经济地理, 2014, 34(6): 32,33-39；殷洁, 罗小龙. 资本、权力与空间：“空间的生产”解析[J]. 人文地理, 2012(2): 17-22；何鹤鸣. 增长的局限与城市化转型——空间生产视角下社会转型、资本与城市化的交织逻辑[J]. 城市规划, 2012, 36(11): 91-96；罗震东, 阮梦乔, 高慧智.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风景名胜地区城乡空间发展——以溧阳市天目湖地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2): 95-99,118；袁奇峰, 蔡天抒. 基于空间生产视角的历史街区改造困境——以汕头小公园历史街区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7): 68-77；冀福俊, 宋立. 资本的空间生产与中国城镇化的内在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J]. 上海经济研究, 2017(10): 5-14】。权力、资本、空间三元视角下的“空间生产”已成为一种固定的论述范式。列斐伏尔曾用战后美国政府促成高速公路建造与汽车产业间的资本循环的例子，说明这类权力—资本—空间循环逻辑的内在问题是缺乏辩证性的，他评价这种资本循环为“恶性循环”。当推动空间生产的动力和内在机制不再是社会关系的矛盾与社会实践，而是抽象的资本循环与价值增值规律时，空间生产随之转变成“一斤糖和一码布”式的生产，空间不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被还原为“糖、小麦、布匹这类产品的生产场所和场地的聚集”。由于不能将生活经验和生活空间纳入空间生产的分析中，不能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组织形式从国家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延伸到日常生活的视角，这些研究从某种意义上看都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空间生产研究。列斐伏尔研究者基普弗挖掘出了一个新视角——霸权（hegemony）——来缝合前述的分裂，这条隐秘线索串联起都市化、日常生活、资本主义存续等其他重要概念。在《空间的生产》中，列斐伏尔多次提及霸权。霸权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提出，霸权是表达统治阶级利益而且也被实际臣属于统治阶级的人所接受的“一般事实”（normal reality）和“常识”（common sense）。葛兰西的霸权在流行文化与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建立起联系，而列斐伏尔的霸权则在日常生活、国家、资本、支配性知识之间建立起联系，将宏观与微观的现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融合在一起。霸权是中间层次的视角，它融汇宏观和微观的现实，它可以突破一般政治经济学本体论的骨架式讨论，也可以突破空间文化生产效应的视角，转向矛盾的生活经验。霸权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作为社会关系的权力多重性，它可能以软的和硬的，分散的和集中的，默会的和强制的多重形式出现。在霸权视角下，应对资本主义的全面统治不止反抗这一种形式，还有顺势而为的形式，前者是反霸权（anti-hegemony），后者是逆霸权（counter-hegemony）。相反，常见的权力—资本视角更多关注一种集中和强制的硬权力，这种视角盘旋在上层结构（意识形态、国家权力、政策、制度）上，无法深入和下沉到基础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中。这种视角也很少关注反霸权的空间抵抗，更不要说可能与霸权共存的逆霸权式的空间生产。这种不足在消费空间生产的分析显露无遗。由于缺乏日常生活和生活经验的视角，常被引用的“消费的空间转变成空间的消费”的论断实质上被简化为“消费的（物质）空间转变成（物质）空间消费”【参见张京祥,邓化媛. 解读城市近现代风貌型消费空间的塑造：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09(1): 43-47；季松. 消费时代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J]. 城市规划, 2010, 34(7): 17-22；赵丹, 张京祥. 消费空间与城市发展的耦合互动关系研究——以南京市德基广场为例[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3): 53-58】。这种误用难以察觉，却流传甚广。其问题在于，这些论文未能明确阐明消费文化作为霸权是如何渗入成熟的、常规的、重复的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人们的日常行为结构，服务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的。列斐伏尔指出，“空间和时间的教育通过并在休闲空间中成形”。如果没有消费和休闲空间对日常生活和生活经验的转变的配合，宏观层面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运转难以实现。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消费空间的空间生产显然不只是（物质）的空间消费向消费的（物质）空间的转变，而应该是包括日常行为、人群认知、符号象征体系在内的综合中介层面的转变。“和劳动一样，休闲是异化的和被异化的，它自身是被拉拢的成员和被吸收的成员，同时是系统（生产模式）同化和被同化一部分。一旦以带薪休假、假期、周末形式出现的休闲赢得工人阶级的青睐，休闲转变成产业，随即成为新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霸权在整个空间中的胜利的延展。”融汇了社会秩序与日常生活的霸权只能借助新资本主义的都市化进程才能实现。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已经阐明了都市层面是介于国家和资本的整体层面和日常生活的私人层面的中间层面。列斐伏尔的霸权实际上是一种都市霸权，其空间生产分析实质上是都市霸权分析。尽管权力影响无处不在，但在列斐伏尔的辩证法视角下，对权力的逆反同样无处不在。日常生活充满矛盾，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可能之地。都市既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同时也是权力斗争的重要利害。同样，都市既是建设霸权的场所，同时也是资本的“阿喀琉斯之踵”，在商品化的日常生活中，霸权的形式同样也是矛盾和有限的。“休闲空间不仅仅是一种趋势，它往往成为一种张力，一种使用者的越轨，以寻找前进的方向，在这种越轨中，感知和治理，日常与超出常规（节庆）、社会与脑力之间的分裂被克服，而这一空间揭示了何处是脆弱的领域与可能实现的突破点：日常生活，都市地域，身体，身体从重复中（姿态、节奏、循环）中衍生出的差异。”面对这种都市空间中蕴含的“逆空间”（counter-space）可能，尤其当这种空间与生活空间、生活经验、身体这类现象学现实勾连在一起时，大部分国内城市研究论文都集体失语，而这恰恰是列斐伏尔笔下完整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空间生产理论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也最有开创性的空间认识论。自其问世以来，度过初期的默默无闻后，其影响力呈加速度式的传播，到今天它已成为广为接受的经典理论。与其广泛传播相随的是广泛的误读。列斐伏尔晦涩的文风与庞杂的思想体系是导致这些误读的重要原因。然而，传统形而上学对解读者的思想制约是造成这种误读的更深层原因。在传统认识论影响下，强烈的还原主义和科学至上论的倾向让人们在解读社会空间现实时不由自主地滑向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认知境地。作为后者的代表，哈维的理论在空间实践学科中拥有广泛市场和众多拥趸。大量以“空间生产”名义出现的论著不过是在重复哈维式的资本循环论，其内在的决定论特质冲淡了人的能动性，也为认识世界抹上了悲观主义的论调。今天，当我们重读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时，除去准确还原和辨析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推进创造日常生活诗意的实践。只有这样的实践才能破除资本循环决定论的迷障，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这种实践反过来也会促成空间实践学科知识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作者：杨舢，博士，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y_sampan@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