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精粹 | 基于手机大数据的职住关系空间尺度问题探讨——以上海市和深圳市为例【抢先版】

【编者按】为了更好地推广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将不定期地推送一些尚未见刊的稿件的精华观点，以飨读者。本文为本刊已录用文章《基于手机大数据的职住关系空间尺度问题探讨——以上海市和深圳市为例》（“尺度”议题）的精华版，作品的发布已取得作者授权。欢迎读者指正、讨论。在此感谢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撰写精华版的作者，你们的努力让学术论文的阅读体验变得更好。 

在美国郊区化的背景下，罗伯特·塞韦罗（Robert Cervero）提出了“职住平衡”（jobs-housing balance）的概念，即在城市中某一给定的区域内或较短的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内，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数量大致相等，使得大部分居民可以就近工作，从而缩短通勤距离，缓解交通拥堵。

尽管职住平衡被认为是减少通勤时耗和交通拥堵的重要策略，但国内外研究关于职住平衡对通勤的影响有不同的结论。原因之一是已有研究多依赖传统调查数据，局限于某一空间分析单元进行分析，由于分析尺度不一致，导致测度指标受到空间尺度的干扰，无法真实反映研究区的职住关系，从而影响相关研究验证职住平衡改善通勤这一经典结论的可靠性。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可以识别提取出样本足够大、信息详细的通勤出行数据，且此类数据可被聚合在不同大小的空间单元中进行分析，这为厘清职住关系研究中的空间尺度问题提供了新的数据基础。

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以上海和深圳为例，从职住关系的测度和职住平衡能否缓解通勤问题两个方面，系统梳理了职住关系分析中的尺度效应。

1  指标测度中的尺度效应

为测度职住关系，评估职住平衡程度，学者使用了一系列定量化指标，包括通勤距离、职住比（jobs-housing ratio）、就业自足性（employment self-containment）和过剩通勤（excess commuting）等。

笔者发现，随着尺度的扩大，职住比和就业自足性的极值逐渐向均值靠拢，数据间的差异被平滑。也就是说，在微观尺度上更容易发现的局部职住失配，在较大尺度上会被掩盖而难以发现。同时，随着分析单元从较小的单元，如街道，拓展到较大的单元如行政区，职住平衡水平也会上升。最后，随着测度城市整体过剩通勤水平的空间单元的增大，区内通勤比例升高，跨区出行的可选择性降低，从而使得过剩通勤比例逐渐减小最后到达0。 

图1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测算上海不同尺度的职住比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2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测算深圳不同尺度的职住比

资料来源：ZHOUX, YEH A GO. Understanding the modifiable areal unit problem and identifying appropriate spatial unit in jobs-housing balance and employment self-containment using big data[J]. Transportation, 2021, 48: 1267-1283.

在针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中，通常采用街道、行政区划、交通小区等单一尺度测度职住平衡，这些大小不一的单元可能会导致测度结果的不可靠。利用统一的栅格单元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传统的行政区分析单元带来的尺度问题，但如何选择合适尺度的栅格单元仍需要多尺度的对比分析。

2  职住平衡对通勤影响的尺度效应

选择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分析，不仅会使职住平衡测度指标产生波动，同时会对变量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随着空间分析单元的扩大，职住比与就业自足性的相关性以及职住比与通勤距离的相关关系都显著加强，也就是说职住平衡政策的有效性在各个尺度上存在差异，若把某空间尺度的分析结果应用于另一空间尺度上，很可能会产生一个有偏差的结果。只有选择了合适的基本分析单元，通过职住平衡来提高就业自足性的规划策略才是有意义的。

同时，由于不同城市在空间结构组织、配套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居民出行行为偏好等方面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即使是相同大小的栅格单元，在应用于城市比较时，也需要考虑单元尺度的选择对两个城市是否同时适用，能否真实反映出职住平衡的现状。

因此，职住平衡作为缓解城市交通问题的公共政策被运用时，必须考虑尺度效应带来的影响。在规划研究和实践中，可以通过合理收集、使用个体尺度的精确数据以规避尺度效应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同时需多尺度验证、对比职住关系研究的结论，从不同尺度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通勤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尽可能在多尺度空间单元中计算测度指标的变化规律，从而发现尺度效应影响最小的分析单元，还需要综合考虑个体的行为特点以及政策实施效率和目的，以划定合理的空间分析单元。 

作者：周新刚，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

孙晨晨（通信作者），东京大学大学院学际情报学府，博士研究生。[e-mail]

钮心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专家意见】作者通过手机大数据研究城市职住空间关系问题，以上海和深圳两个案例，探讨城市不同尺度的职住空间平衡与职住分离话题，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性和应用价值。在理论参考、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有许多值得探讨之处。例如，Cevero和Giulano理论观点的差异，更在于职住平衡是空间上的绝对问题，还是时间上的相对问题（可以沿交通走廊采用差异化的土地政策来解决）。不同的观点是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再引发对于什么样的尺度更能支持结论的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采取同样的逻辑进行上海和深圳案例的分析，更容易增加可比性，理解两个城市职住空间关系的结构性差异。例如同样采取区、街道、社区尺度，并且明确城市与城郊、乡村环境中手机数据本身尺度的差异和空间分析基本单元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在结论方面，可以进一步提升和总结上海和深圳两个不同城市的职住空间规律和特征，以提升本文对于职住空间关系理论的贡献。例如上海呈现出多中心、多组团的局部职住平衡，而深圳就业中心和远距离职住分离更加明显。

延伸阅读

编辑、排版 | 张祎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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