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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传播不如外交硬气？
今天在朋友圈看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是中国外交官，而不是学者媒体站在反击西方第一线？
几个月前，在基层工作的一位朋友也曾问文刀君类似的问题：中国的对外传播为何不如外交硬气？
基层的朋友平日基本不看对外英文报道，更别说读外媒了。文刀君只告诉他一个道理：如果读一下中国主要对外传播媒体的英文报道，会发现，那些强硬的表态、发声（比如《人民日报》钟声系列评论）至少90%以上都曾及时翻译成英文，也不乏借外国学者等“外嘴”讲理互怼。这算不算在第一线反击？这算不算硬气？
问题是，媒体的“对外反击”并非以国内受众为目标，广大国内读者不去看或者看不到，耳濡目染的却是外交官用中文发出的强硬表态，有此“认知错位”，不足为奇，但业内人士最好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这就不得不回归一个关键问题：所谓的“反击”或者说硬不硬，到底是对外传播的目的还是手段？让国内受众爽歪歪的“反击”，对外效果究竟如何？
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应该关注的。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疫情以来，对华负面情绪创近年来新高。《经济学人》最近的一篇文章称，最“鸽派”（dovish）的中国观察家也逐渐倒向“鹰派”（hawkish）。
效果导向，而非“自嗨”导向，才是对外传播的关键。
对外广交朋友，并提高话语影响力，这大概是一个普遍的共识。那么，既然要关注效果，要关注对外传播真正的受众，就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交哪些朋友？或者说，积极争取哪些力量？
在国际舆论场，对华大致有三种声音：“恨华派”、“友华派”、不明真相的“中间派”。
对逢中必反的“恨华派”，自然要反击，而且要有理有据地反击。对“友华派”和“中间派”，现在要警惕的是，涉及国际舆论的内容，不要为了宣泄情绪以及迎合某些狂躁情绪而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吓跑”。
与西方私有化媒体的“群魔乱舞”不同，官方账号具有不容忽视的身份属性。所谓“责任越大要求越高”，官方账号要坚守基本的道义与专业准则，不要“作妖”。如果让原本“中间派”的广大外国读者也对中国敬而远之乃至心生厌恶，甚至“化友为敌”，这就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有些怀着朴素爱国情绪的网民说，管他国际舆论环境如何，管他什么文化差异，只要拳头大，市场大，谁敢不服？在中国国力日渐提升的今天，这种思维逻辑在一些网络平台很有市场。
然而，若把这种论调奉为真理，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一句空话，历史教训就是不值回眸的垃圾堆。
中国社会复杂多元，有些声音有其存在的土壤和心理情结，而在今天这个内政与外交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有时候它们甚至是一种“需要”。这一点中外逐渐趋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任后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曾这样感慨：
More than at any other time in my career – maybe in my lifetime – distin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have simply fallen away.
作为职业外交官，布林肯这番感慨听上去多少有些无奈。历史上，很多影响世界的外交外事决策是需要“曲高和寡”的，有些活动是需要暂时把公众“蒙在鼓里”的，因为怕被狂躁舆论反噬。
内外界限日渐模糊，其实给对外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不是拉低了准入门槛。与内部隔绝搞对外工作，这是一个极端；一味向某些狂躁情绪臣服，又是另一个极端了。能兼顾内外，多做一些对外争取人心，多做一些站住道义高点的事，这才是真本领。
从长远来看，争取人心、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是“中国方案”更好参与全球治理的润滑剂。推动“一带一路”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塑造一个“至少不坏”的国家形象，需要营造于我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
须知，回应、反击，不是对外传播的全部，甚至可以说并非主要部分。如果注重以效果为导向，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某些“自毁长城”的短视之举，就要时刻问一问：
是否真的在意国家形象？是否真的以提高话语影响力为目标？是否真的要对外广交朋友？
戏说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