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响应《管理世界》3.25倡议(一)

鉴于我国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中出现的过度“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管理世界》李志军、尚增健于3月25日在该期刊2020年第四期“编者按”发表《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一文（简称“《管理世界》3.25倡议”），呼吁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

作为学术研究者，我们深感这一倡议能够敦促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者扎根中国土壤，发现中国问题，探究问题本质，提出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为此，我们致力于解读《管理世界》3.25倡议，并推送一系列文章，从实践、理论、方法、价值取向与学者行动等角度进行回应。本文中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什么是“好的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是一个“好的故事”？Colquitt和George（2011）为我们提供了三个衡量标准：重要的、新颖的和令人好奇的。

首先，一个好的故事所反映的本质问题一定是重要的，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为能够回应与解决重大问题和重大挑战。例如，中国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养老保障不仅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更会成为国家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短板。李海舰、李文杰和李然（2020）创造性提出“时间银行”这一新型互助劳务养老模式，为解决世界养老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其次，一个好的故事应当是新颖的。新颖的故事能够为我们带来新的知识，能够改变特定文献中已经发生的对话。例如，传统的组织行为研究认为信任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表现具有积极作用，然而Baer等（2015）的研究却发现被信任可能会增加员工的压力和情绪耗竭，给员工带来负面影响。Baer等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在信任文献里的对话，启发管理者在将信任员工作为管理与激励他们的一项策略的同时，重视信任可能产生的代价。

最后，好故事总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始终让读者保持好奇心。一个吸引人且始终让读者保持好奇的故事不仅在于让你猜不到故事的结局，更在于让你始终有兴趣知道“为什么”。例如，Matta等（2017）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问题：“领导者时而公平、时而不公平会不会比一直不公平更加糟糕？”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引发人的好奇心，让人进一步去探索答案是什么以及为什么。

什么是好的“中国故事”？

毫无疑问，“重要性”、“新颖性”和“令人好奇”三项标准，适用于讲述好的中国故事。只不过，以上三点，尚不足以保证能够讲出好的“中国故事”，原因在于：中国问题必须扎根于中国社会与管理实践，但目前经管类的主流研究范式和研究理论依旧是西方主导。一些学者将西方的变量直接用于中国研究情境或借由西方的理论逻辑解释中国的管理现象，我们不否认西方理论的正确性，只是西方理论真的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社会情境吗？

中国与西方在文化认同、社会发展阶段、政治制度和经济产业政策等诸多维度上，都存在巨大差异，在西方被验证和推崇的管理理论未必能“普适”用于中国社会与组织——生搬硬套会导致“用正确的方法解决不恰当的问题”。因此，讲好中国故事，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本身，发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组织管理过程中的真问题，真正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经千年浮沉，文化宝藏多不胜数。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争鸣，到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潮商等商帮的兴起，再到近年华为、阿里、腾讯、海尔等企业的崭露头角，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商业思想在历史的潮流中纠缠前行。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建立学术研究中的文化自信、传播中国传统智慧，应成为本土学者的神圣使命之一。

由此可见，一个好的中国故事应当：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那么，如何通过“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讲述好的中国故事？我们将通过以下五个案例来分析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些小策略。

策略1：根植传统思想，开发中国概念

王庆娟和张金成（2012）的《工作场所的儒家传统价值观: 理论、测量与效度检验》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工作场所儒家传统价值观（CTVW）”这一概念，认为CTVW本质上是一种以关系和谐为核心的儒家关系导向，包括遵从权威、接受权威、宽忍利他和面子原则四个维度。

无独有偶，张燕等（2015）的《Paradoxical Leader Behaviors in People Management: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基于道家“阴阳平衡”的思想提出了“悖论式领导（Paradoxical Leadership）”的概念，帮助领导者掌握在复杂、动态和竞争环境中赢得竞争优势的领导策略，为解决领导面临的不同需求和矛盾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思维方式。

这两篇文章都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开发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学术构念。儒家的“和谐思想”和道家的“平衡思想”被恰当地应用于组织管理领域。这些学者们没有直接将西方概念应用于中国情境，而是深入发掘具有中国文化色彩的构念，并对其进行操作化，为解决情境性的问题和普适性的问题提供了中国思路。

因此，讲好中国故事，途径之一可从开发具有中国情景特殊性的构念开始。基于儒、法、道传统文化，提出具有中国智慧的管理学概念，为解决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策略2：挖掘文化宝藏，建构中国逻辑

潘安成、张红玲和肖宇佳（2016）的《“破茧成蝶”：知恩图报塑造日常组织活动战略化》通过对央视纪录片《记住乡愁》中的乡村故事进行质性分析，构建了“施恩-知恩-报恩”的组织实践在解决组织危机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理论模型。

该研究揭示了知恩图报的关系交往规则塑造组织日常战略实践的自组织行为机理，即知恩图报通过构建组织成员的情感性资源、工具性资源和社会性资源，进而增加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交往。当组织活动在某一环节出现危机，“恩情的施与报”机制会被启动，这种机制能够将组织成员组织起来，自发地、共创性地解决问题。以人为本的“恩情的施-报”机制不仅具有“防患于未然”的战略性，同时兼具“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共创性。

恩情，是中国情理社会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尽管西方研究者在心理学的层面围绕“感激（gratitude）”这一情感概念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潘安成等的研究独具匠心地从中国乡村日常互动活动出发，深刻地揭示了“施恩-知恩-感恩-报恩”这一以人为本的自组织机制如何组织村民共创性地解决乡村活动中出现的危机，使得古老乡村在文化传承方面不断继往开来。

我们认为，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好的中国故事，好在它扎根于中国乡村的社会实践，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感恩文化，提取纪录片中的材料并用“叙事”的手法向我们勾勒了一副组织日常活动战略化的画卷。所以，不妨试着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例如和谐、平衡、关系等），并结合身边的社会实践（如组织中“礼物”的流动、恩情的交换等），建构中国逻辑，用本土化逻辑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讲好中国故事。

策略3：巧用文化对比，凸显本土优势

陈维政和任晗（2015）的《人情关系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比较分析与管理策略研究》对人情关系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比较分析，鲜明地将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人际互动关系呈现出来，为我们勾勒了中国文化的人情关系和西方文化的社会交换关系如何通过影响组织关系管理策略和员工关系偏好，最终塑造组织文化形态和员工态度和行为。通过文化对比的视角，梳理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理论，明晰了人情交换关系和社会交换关系在人际交往原则和交往方式上的差异。

通过文化对比，他们讲述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下不同的人际交往原则与方式，鲜明地凸显了中国文化中“人情”的情理社会规范。这样的讲述方式不仅清晰易懂，同时将不同文化下组织中人际交往优势和弊端清晰地呈现出来，帮助我们识别中国文化中的优势与不足，同时能够启发我们借鉴西方文化中的长处来规避我们的短板，最终实现以“公平公正”为前提、以“情感相依”为核心的管理策略，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

由此可见，对比是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对比能够为读者呈现清晰的中国故事和西方故事，能够让读者更加深刻地体悟中国现象、中国实践的独特性，从而发展中国理论。

策略4：扎根中国实践，横向归纳总结

武亚军（2009）的《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双重性：基于华为、联想和海尔实践的理论探索》基于华为、联想和海尔的战略实践提出了本土新兴成长型企业的战略双重性理论，即本土新兴企业需同时具备战略复杂与战略简练的双重性特征。战略复杂性包括经营能力选择、组织能力建设、自主技术发展、制度环境应对和产权及内部治理优化五个维度；中国的权威文化和“阴-阳”思维指导企业对多维战略要素进行协调和整合，进而形成战略简练性（遵循价值创造和利益分配两项基本原则）。

通过对本土新兴企业战略的分析和内容提炼，武亚军提出了本土新兴企业战略双重性框架，并对其应用策略进行了讨论。这样的故事不仅扎根于中国现实的企业战略管理实践，同时结合中国“威权”、“平衡”这些优秀的文化思想，最终构建出了能够指导新兴企业战略设计的框架。不仅讲述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故事，同时将西方战略理论和东方管理智慧巧妙结合，对企业战略实践也提供了有益指导。

由此看来，讲述一个好的中国故事，在内容上需要扎根中国管理实践，从实践中发掘现象，从现象中提炼问题；最后用中国传统智慧和逻辑解决中国实践中发掘的现象，真正讲好、讲完整中国故事。在形式上，采取“横向”策略观察管理实践，通过不同企业案例的对比，发掘现象的共同点，讲出令人信服的中国故事。

策略5：把握时代脉搏，持续追踪观察

刘意、谢康和邓弘林（2020）的《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组织惯例适应性变革视角的案例研究》通过对韩都衣舍的纵向案例研究，提出从基于经验的产品研发转变为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的两阶段转型模型，剖析了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的组织惯例适应性变革机制，对“数据驱动”的内涵进行了创新性阐述。该文不仅构建了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理论，同时对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驱动产品创新的企业实践提供了政策启示。

信息时代到来，大数据分析对于企业构建动态能力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刘意等对韩都衣舍的追踪研究，为我们生动展现了韩都衣舍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模式，并提供了数据驱动产品研发转型路径与实现机制框架，同时帮助企业通过组织惯例适应性变革解决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冲突。

因此，把握时代脉搏，才能站在中国管理实践的土壤上讲出符合时代特色的中国故事，并为引领世界的未来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同时，采取“纵向”的追踪策略深入观察企业，能够为我们提供更为动态和生动的故事脚本，让读者真正“透视”组织实践。

通过对以上研究中“讲中国故事”的策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遵循“重要性”、“新颖性”和“令人好奇”三项准则的基础上，“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和“立足于中国社会实践”是我们能讲好中国故事的两根指挥棒。在三项准则与两根指挥棒的规范、指引下，“讲好中国故事”可以从以下五个方向入手：

一、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提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构念。

二、基于中国社会观察，结合文化传统，建构中国管理逻辑，用中国管理智慧解释本土组织现象。

三、巧用文化对比，识别中国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虚心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来构建更具影响力的中国理论。

四、寻找优秀企业实践的共同点，提炼适合中国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组织管理策略。

五、紧扣时代脉搏，用心追踪企业实践的变化和发展，讲出具有发展性的中国故事。

当然，以上案例的选择分析及其对应的策略建议，并不能完全反映“讲好中国故事”的全貌，一定还有其他更有洞见的策略与建议……我们仅是抛砖引玉，学术同仁对“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若有独到见解，期待共同沟通交流。

参考文献

[1]Baer, M., et al. (2015). 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bears the trust: The effects of feeling trusted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6), 1637-1657.

[2]Colquitt, J. A., & George, G. (2011). From the editors: Publishing in AMJ--Part 1: Topic cho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4(3), 432-435.

[3]Matta, F. K., et al. (2017). Is consistently unfair better than sporadically fair? An investigation of justice variability and str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0(2), 743-770.

[4]Zhang, Y., et al. (2015). Paradoxical leader behaviors in people management: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8(2), 538-566.

[5]陈维政, 任晗. (2015). 人情关系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比较分析与管理策略研究. 管理学报, 12(6), 789-798.

[6]李海舰，李文杰，李然. (2020). 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研究——基于时间银行的拓展路径. 管理世界, (3), 76-90.

[7]刘意，谢康，邓弘林. (2020). 数据驱动的产品研发转型：组织惯例适应性变革视角的案例研究. 管理世界, (3), 164-182.

[8]潘安成, 张红玲, 肖宇佳. (2016). “破茧成蝶”: 知恩图报塑造日常组织活动战略化. 管理世界, (9), 84-101.

[9]王庆娟, 张金成. (2012). 工作场所的儒家传统价值观: 理论、测量与效度检验. 南开管理评论, 15(4), 66-79.

[10]武亚军. (2009).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双重性:基于华为、联想和海尔实践的理论探索. 管理世界, (12), 120-136.

作者简介

刘军，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特聘教授；

朱征，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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