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检验管理理论的真理性——响应《管理世界》3.25倡议(四)

李志军、尚增健于3月25日在《管理世界》2020年第四期“编者按”发表《亟需纠正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中的“数学化”“模型化”等不良倾向》一文（简称“《管理世界》3.25倡议”），呼吁中国学者“倡导立足中国实践，借鉴国外经验，着力构建有中国风格的话语体系….倡导负责任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自娱自乐，要有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感，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作为管理研究者，本人深感这一倡议能够敦促管理学研究者直面中国现实问题，消除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提出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新洞见。刘军教授等已先后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模型与思想的博弈与互补”，“把研究扎根在实践中”等议题进行了富有洞见的讨论。接续他们的探讨，本文梳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严重性，归纳了现代科学革命的起源与数学崇拜的产生历史背景，并进一步基于科学实践观和现代科学观，指出在实践中检验管理理论的真理性的意义和研究启示。  

理论与实践脱节导致管理研究信任危机

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功，无疑奠定了数学分析思维的合法性和权威地位，这对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起源于实践的管理学，在科学范式上具有先天的不足。于是乎，1950年代后期，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报告对商学院缺乏学术素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由此，从1960和1970年代开始，管理学等研究领域做出承诺，更加重视严谨和规范的分析，管理学研究开始大量从其他基础学科引入更为严密的数理方法，将提升自己的科学化水平、获得其他学科的认可成为管理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应该说，这一发展路径有它的积极作用，也促进了学科的快速发展。然而，近些年来伴随着数理方法的过度泛滥和学术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作用，管理学科似乎逐渐陷入“为模型而模型”，“为理论而理论”的困境(Hambrick, 2007)。管理学科同样存在的“唯A(刊)”、“唯SCI”、“唯SSCI”现象的背后，似乎表明管理学的研究目标是获得同行认可、其他学科领域的认可、权威认可，而不是致力于解决管理实践问题。

这种现象严重到，理论与实践犹如两条平行线，井水不犯河水。专注于发表理论文章的AMR两位副主编Ployhart 和Bartunek (2019)，在阅读流行的商业期刊后发现，AMR和其他期刊的理论文章就没有被主流商业期刊引用过，AMJ的实证文章也只是很少被商业期刊引用。换句话说，管理学众多研究成果，并没有对实践产生实质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呼吁“现象驱动的研究”刻不容缓。

管理学在数学化、模型化上大踏步前进的同时，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管理研究信任危机”。有些学者直接呐喊，“顶尖学者请停止错误的示范”(Harley, 2019)。2020年国际管理学会的年会主题，也开始呼吁管理学者拓宽视野，反思“唯A”导向的问题，整合理论与实践的关系(Aguinis, 2020)。  

现代科学革命的起源与数学崇拜的产生

现代科学革命的起源是在1500年到1750年之间的欧洲，这一时期，科学巨匠不断涌现，科学迅速发展。科学革命之前，亚里士多德主义主导着西方世界观。1542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起对亚里士多德核心世界观（宇宙的地心说）的攻击。哥白尼提出，宇宙的太阳中心说——地球和其他行星都在围绕太阳的轨道上运行。伽利略(Galilei)是哥白尼学说的支持者。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了铁球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的学说。伽利略被公认为现代物理学第一人，也是显示数学语言可以用于描述物质世界真实物体运行的第一人。在这之前，数学被认为仅可描述纯粹抽象世界，因此不适用于物理实在。

伴随着牛顿科学革命的高峰，数学也一起成为了现代科学的权威手段。牛顿发明了微积分数学，并以极高的数学精度和严谨性阐述了三大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原理。牛顿的代表作就是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同意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机械哲学的观点，但他试图改进笛卡尔的运动定律和碰撞规则，并将之前的理论，统一在他运动和万有引力定律之中，这些牛顿定律就是采用精确的数学阐述的（Okasha，2002）。

由于牛顿理论的巨大成功，牛顿物理学在后续200年间，为其他科学提供了基础框架，并至今影响着管理学研究范式。科学界也一度信心满满，普遍认为牛顿理论揭示了大自然的真实运作，其他学科都能还原到牛顿物理学。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科学和管理学研究范式引入中国，数学化、模型化也很快成为管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

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管理研究中由于过度数学化和模型化，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领先管理学期刊和管理学者的重视(陈春花, 吕力, 2017)。在国际上，包括AMR等期刊在内的主编也开始撰文批评唯理论驱动的研究，提倡现象驱动的研究(Ployhart 和Bartunek, 2019)；国内一些顶级期刊如《管理世界》、《管理学报》等，也不断地通过主办案例论坛、管理实践会议，鼓励现象驱动的管理学研究、呼唤新的研究范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也对申请项目的科学属性进行了分类界定与评审，四大分类中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类别，尤为强调“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主战场，且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

其实，在哲学和方法论上，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讨论历来有之。1509年，明朝思想家王守仁就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李平, 杨政银, 陈春花, 2018)。1845年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成的批判费尔巴哈的11条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方法论学者Guba 和Lincoln(1982)批判性地指出：“按照主流的定量科学研究范式，必然走向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国内受到“唯SCI”等考评制度的影响，唯论文现象突出。理论与中国实践脱节的问题，相较于国外管理学界或许更加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讨论数学化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揭示“自娱自乐”研究倾向产生的原因，提出新的研究倾向。

数学和模型是产生管理理论的辅助而非充分或者必要条件

数学和模型有助于清楚地表达理论关系。但是要用数学和模型表达理论关系，就依赖于对现象的一系列抽象假定。形式逻辑的目标是避免矛盾，前后一致，但是这并不必然产生真知（truth)。因为关系的可证伪性包括逻辑充分性和经验充分性，前者要求管理学者必须在命题和假设中包含一个明确的陈述，说明前因是结果的必要、充分或充要条件；后者要求关系在经验上存在被否证的可能（Bacharach，1989）。

换句话说，包括数学和模型在内的形式逻辑，可以帮助学者避免前后矛盾，在逻辑充分性上支持真知的产生，但是形式逻辑不是产生知识的充分条件（穆勒, 2014)，甚至不是必要条件。相反，管理学者需要区分先验知识与后验知识、形式科学与经验科学的区别。

数学属于形式科学，它可以不依赖经验，通过推理产生先验知识，这种科学可以去情境化。但是管理活动作为人的社会活动，必然与人的感官体验和价值观有关，管理知识作为后验知识，不应该期望去情境化。

所有理论都受到其边界假设约束，包含理论家的隐含价值观和时空的明确限制。价值观通常是理论家的创造性想象和意识形态取向或生活经验的特殊产物。也就说，理论在价值观层面是不可比较的。一个理论要被正确地使用或测验，就必须了解理论家蕴含的价值观。理论家不同的价值观对于组织理论构建具有不同影响。社会学家Weber指出理论隐含的假设具有价值观负载的本质，并且是不可消除的（Bacharach, 1989)。

虽然，普适性是科学家的目标。但在社会科学中，强调普适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社会文化或政治差异存在的情况下，认识普适性的局限很有价值（Linton，2020）。因此，数学化、符合一致性的形式逻辑，不保证就产生充分的管理知识。

特别是，如果数学的假定不符合管理现实时，这种模型的弊端就突显了。比如一些数学模型研究管理现象要求随机抽样、假定现象是可分的、自变量间独立起作用等，这通常并不符合管理现实，通过数学等科学范式必然产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Guba 和Lincoln,1982）。

哲学家Mill甚至认为，产生真知的途径只有一条，即从经验推断产生。他认为只要经验可靠，就一定可以归纳，并检验其是否可靠。  

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说管理理论的科学标准是可证伪性，那是实践证伪理论，而不是理论证伪理论。这既是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也是现代科学观。

1845年春，马克思写成了批判费尔巴哈的11条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简称《提纲》）。《提纲》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马克思在《提纲》中揭示了社会活动的实践本质，指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马克思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Popper(1959)指出：一个经验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有可能被经验驳倒。在经验科学中，理论与实践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理论是关于实践的抽象陈述，时刻准备着被实践否证，实践通过否证理论促进管理理论的发展。

几点启发

好的理论需要满足两条标准：可证伪与实用（Bacharach，1989）。实用确保管理理论服务于人的目的。把科学手段等同于科学目的、把理论与实践二分、定性与定量二分、学者与实践者二分是导致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重要原因。为了改进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需要树立新的研究倾向。认识到：

1.理论真理具有暂时性特征，数学模型和理论不是目的，改造实践才是。翻开科学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数学工具及其发展起来的理论真理的暂时性特征，一个发现推翻另一个理论，但它本身也是暂时的“真理”。理论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实践性。

2.定量分析方法帮助理论建构严谨的分析逻辑，但是扭曲现象去“附和”数学模型，会导致理论与实践进一步脱节。管理研究需要更多关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定量方法的严谨性帮助构建逻辑充分性和分析共性特征，定性方法对实践和现象的丰富描述，有助于准确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独特性。

3.人是社会人，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制度背景都具有时空边界。管理学研究需要关注情境。数学等形式逻辑，可以产生先验知识，可以有助于形式逻辑的建立，但是不能以牺牲后验的经验知识和实践为代价。

参考文献

[1]Aguinis, H., et al. (2020). “An A is an A”: The new bottom line for valuing academic research.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34(1): 135-154.

[2]Bacharach, S. B. (1989). Organizational theories: Some criteria for evalu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4): 496-515.

[3]Guba, E. G., & Lincoln, Y. S. (1982).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es of naturalistic inquiry.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 Technology Journal, 30(4): 233-252.

[4]Hambrick, D. C. (2007). The field of management's devotion to theory: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6): 1346-1352.

[5]Harley, B. (2019). Confronting the crisis of confidence in management studies: Why senior scholars need to stop setting a bad example? Academy of Management Learning & Education, 18(2): 286-297.

[6]Linton, J. D. (2020). The limits of generalizability: Why good theory can have bad outcomes? Technovation, 89, 102096.

[7]Okasha, S. (2002). Philosophy of Scienc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Ployhart, R. E., & Bartunek, J. M. (2019). Editors' comments: There is nothing so theoretical as good practice—A call for phenomenal theor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44(3): 493-497.

[9]Popper, K. R. (1959).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0]陈春花, 吕力. (2017). 管理学研究与实践的脱节及其弥合: 对陈春花的访谈. 外国经济与管理, 39(6): 12-22.

[11]李平, 杨政银, 陈春花. (2018). 管理学术研究的“知行合一”之道: 融合德鲁克与马奇的独特之路. 外国经济与管理, 40(12): 28-45.

[12]马克思, 恩格斯. (199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卷：54-57.

[13]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2014). 逻辑体系(一) (郭武军、杨航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杜运周，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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