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哪些男人在嫖娼？
作者： 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摘自《中国性革命》，标题为学术君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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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人接受性服务
1．发生率
在各种多伴侣性交中，收费的性服务（商业化的性交易、嫖娼卖淫）一直被认为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的。（尽管中国的预防工作在这方面投入得最少。）那么，社会实况究竟如何呢？
在20－64岁的男性总人口中，承认自己在一生中曾经与“性服务小姐”（暗娼、性工作者，以下简称为小姐）发生过性交合的人占6.4％。
按照年龄组来看，40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1.5％的人这样做过；而39岁（含）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2％。在35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3.6％的人这样做过；而35岁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9％。其中最高的是25－29岁的人，高达12.7％之多。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话，那么35岁（含）以上的人里只有5.5％接受过性服务，而35岁以下的人里却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约8个男人里就有一个曾经接受过收费的性服务。其中，25－29岁的人也是最多，高达16.5％；也就是大约6个男人里就有一个。
2．社会意义
这意味着什么呢？许多人可能又要大声疾呼“救救青年”或者愤怒声讨“男人有钱就变坏”。
可是，首先请不要忘记前面讲过的道理：作为一般女性，男客（找过小姐的男人、男客）的妻子或者女同居者，再次传播给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只有5.5％。
其次，请不要忘记：男客们不仅可能把艾滋病带回家来，更可能传播给性服务小姐。否则，那些刚刚走出农村的、小到未成年的、往往是在性产业里被“开处”的“小姐”，她们的艾滋病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我们总是更容易把她们看是第一传播源，而不是第一受害者？
第三，男客里，谁更加危险？是那些“大款”。
按照主要职业来分类，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当中，接受过性服务的比例是最高的。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是城市中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可是，他们肯定会觉得冤枉，因为其中许多情况是为了“应酬”。那么谁被“应酬”了呢？恐怕更多的是那些可以出租权力的人。
这些男人之所以更加危险，还不仅仅在于他们“先嫖起来”；更在于他们同时最可能成为性传播的最主要的“桥梁人群”。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倚权杖势地与更多的“二奶”、“小蜜”、“情人”发生性交；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和更多地强奸手下的各种女性。这种“性的阶级霸权”表现为：他们平均有过6.41-6.27个其他性伴侣，是工人的1.95-2.60倍，是农民的2.87-3.37倍。
3.接受性服务的详细情况
在男人们所找过的小姐当中，有13.7％的女性是“二奶”，而不是标准的性服务小姐。
调查数据还表明：在那些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里，有39.2％的人是发生在调查之前3个月以内，在6 个月之内的占50.0％，在一年之内的占71.6％，在5年之内的占88.5％。
也就是说，在1998年8月－2000年8月之内，中国性产业曾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比此前5年之内的规模扩大了4倍还多，比自从性产业重现以来的规模也扩大了2.5倍。
从找过几个小姐来看，在男客中，有23.3％的人只与一个小姐性交过；有65.8％的人是与两个到五个小姐；还有10.8％的则是超过五个。此外，在调查之前的3个月里，在与小姐性交过的男人里，有38.8％的人只有过一次；有34.0 ％的人是有过多次，还有27.3％的人则是发生在3个月之前。
这说明：一旦男人“开了戒”，与小姐性交过，他们往往不会仅仅一次就罢手，但也不是多多益善，而是倾向于找2－5个小姐。他们与小姐性交的频率也并不高，在3个月里可能超过一次，但也不会是很多次。这里面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小姐是要收费的；小姐也不是随叫随到的；找小姐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因此再疯狂的男人，也不大可能单靠小姐来解决自己的日常的性需求。
按照中位数来看，那些与小姐性交过的男人，第一次是发生在自己大约29岁的时侯；小姐则是大约23岁。这些男人与小姐性交过的总次数大约在1次以上5次以下。
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场所里找到小姐的呢？其中有31.6％的男客是在歌舞厅里找到小姐的；有15.4是在发廊或者按摩场所里；有14.2％是在各种旅馆里；有5.3％是在大街上；还有31.1％的人则是在其他类型的地方。这与我们一般人对于性产业的感性认识是一致的：歌舞厅、发廊、按摩和旅馆是小姐们最主要的营业场所。
还有，这些场所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呢？在这些男客中，有26.0％的人是在本市的市区找到小姐的；有25.1％的人是在本市的郊区；有40.9％的人是在本省的其他城市；还有8.0％则是在外省。也就是说，有一半人是在本市范围之内，在自己的家门口找小姐的。这一点很重要。按照社会上的一般看法，女性们往往是在丈夫或者男朋友出远门的时候，尤其是去那些被认为性产业非常发达的地区（例如海南等地），才格外担心他可能找小姐。可是我们发现：其实就在家门口找小姐的并不少；或者说这种事情已经是防不胜防了。
这当然是因为性产业已经遍地开花了。就这些找过小姐的男人而言，在他们自己居住的城市里，有“红灯区”（公开而且集中的性产业地带）的并不多，只占37％左右。可是本市就有各种形式的性产业的却高达98.3％，而且有71％是中等规模，27％是大规模。这些性产业有56％是在各种歌舞厅里，有33％是在发廊或者按摩场所里。
尤其是，在57％的城市里，当地男性居民的多数都知道本地的性产业的一般情况；还有35％的城市则是少数男性居民知道。此外，在我们调查的时候，只有15％左右的城市目前正在扫黄。也就是说，如果当地的男性居民们，既知道性产业的存在，又知道目前没有扫黄，那么他们找小姐的比例要是不增加那才怪呢。
根据logist 回归分析的结果（具体过程从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所在城市的性产业越发达，当地男人找小姐的也就越多。即使在相同年龄的男人中间，如果当地有红灯区，那么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增加8.3倍；如果有性产业存在，则会增加18.1倍。
二、谁更容易找“小姐”？
在一般舆论中，男人找小姐似乎是“本性难移”，甚至有许多人相信：每一个男人都会找小姐的，只不过因为要花钱、有风险和可能的性病，才有些男人不去做。
这无疑是片面的。我们通过logist回归发现以下一些情况（具体过程从略）。
1．什么样的男人最容易找小姐？
首先，男人是否与小姐性交过，最主要的因素是他是不是经常单独外出（在外面过夜的才算）。与那些出来没有外出过的男人相比，外出1－3个月的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是前者的6.6倍；外出超过6个月的则是7.2倍。与此相类似的是：社会交往越多的男人，找小姐的也就越多。每周社交2－3次的男人，与那些从来也不设教的人相比，找小姐的可能性增加4.5倍。还有类似的情况：抽烟多的男人，找小姐的也多，是不抽烟的男人的2.7－2.9倍。这可能是因为抽烟多少与社交多少直接相关。
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三个因素综合起来看，才能发现问题的实质。男人找小姐，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机会多（单独外出过夜多），还要看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如何（经常社交可以培养这种能力）。这是因为，找小姐并不是像到商店里买东西那么简单，更不那么容易；因为这毕竟是一种人际交往。有些男人是因为“没本事”才没有去做，而不是因为“没胆量”和没机会。
其次，我们发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第二位的因素。在男人所居住的社区里，找小姐的人越多，他自己也去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具体来说就是：社区里接受过异性按摩的其他男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自己找小姐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17％；社区里找过小姐的其他人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则自己也这样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32％。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它说明：现在的男人越来越变成一种“社区人”了，既不是以前的“单位人”，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人”。
第三，我们发现，居住在县城与县级市里的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最大。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农村男性居民的6.1倍。可是地级城市里的男居民却只是他们的37％，省会以及直辖市的男居民只是他们的33％。
这里面的原因会有很多。我们初步分析觉得，最主要的是因为：县城里的性产业虽然不见得比大城市多（当然也不见得就少），但是扫黄一般却没有大城市里那么厉害。再加上县城的地域比较小，信息流通多而快；因此哪怕是到城市郊区去找小姐，也不会像大城市里那么困难。
第四个因素是年龄。从20岁往上，男人每老5岁，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降低29％。
第五位的因素是：与未婚的男青年相比，那些再婚的男人们，找小姐的可能性增加4倍。人们通常认为，未婚男人由于没有地方“发泄”，因此找小姐的就会更多。可是我们的调查推翻了这个说法。
第六位的因素是男人自己的文化程度高低。这呈现为一种上下坡的曲线：没上过学的男人只有0.5％的人找过小姐；小学与初中的男人也只有4.8％－4.2％；但是高中文化的男人中却高达17.1％之多；随后，在大专和大学文化的男人里，有下降为6.3％－5.7％。
这可能是因为：文化太低的男人既没有那么开放，也没有那么多奢求；而文化很高的男人，或者是其他机会更多，或者是“洁癖”更重。所以处于两者之间的高中文化的男人就凸现出来了。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发挥了显著作用的各个因素。还有一些因素没有显著的作用，但是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例如，人们一般都认为，性欲越强的男人，找小姐的可能性当然也就越大。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只有那些从来也不想过性生活的男人们，找小姐的可能性近乎于零。其他的男人，不管他们是每个月一次、每个星期一次、每天一次想性，还是每天想性好几次，找小姐的可能性都相差无几，不能干出显著的差异。这一点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社交的作用强大是一样的道理，都说明“找小姐”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一种生理化的简单行为。它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相当大的能力的人际交往活动。
2．什么样的丈夫最可能找小姐？
首先，看来男人结婚不结婚都差不多一样，因为在所有男人中发挥了最大作用的那三大因素――单独外出时间、社区里找小姐的男人的比例、男人自己的社会交往频率；在丈夫里面也同样发挥着第一位、第三位和第四位的作用。具体来说，丈夫如果单独外出1－3个月，那么找小姐的可能性就是那些从来也不单独外出的丈夫的14.8倍。社区里其他男人找小姐的比例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自己的可能性也就增加30％。那些社交最频繁的丈夫们，找小姐的可能性是从不社交者的9.3倍。也就是说，结婚这件事，并不能自然而然地阻止丈夫去找小姐。
其次，夫妻之间的爱情才是最可靠的保障。与那些感情已经破裂或者很不好的夫妻相比，如果双方的感情比较深或者很深，那么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就只有前者的6％。老百姓说的“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人们在讨论已婚的男人为什么还要找小姐的时侯，往往会出现一种性别差异：男人们多半会想到，可能是因为夫妻性生活不好；可是女人们一般不这样想，也很难同意。这是正常现象，因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里，性生活，尤其是性技巧，往往是男人们主导的，因此男人会认为它意义重大，而被导的女人们则不大可能这样看待它。
但是我们在分析已婚男人找小姐的原因时却发现：夫妻之间的性技巧非常显著地发挥着第三位的作用。具体来说有如下一些情况：
如果夫妻之间从来也没有采用过女上位的性交体位，那么与采用过的相比，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到3.3倍。如果夫妻从来不进行后入位的性交，那么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到2.8倍。反过来看，把这两种体位综合起来，那么最经常采用的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就只有那些从来不用的丈夫的千分之一。
口交也是这种情况。如果丈夫对妻子做过口交，那么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就只有那些从来不这样者的4％。如果妻子对丈夫口交过，这种可能性就只有7％。把两种口交综合起来看，那么最经常采用的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就只有那些从来不用者的1％。可是反过来，如果夫妻之间从来也没有采用过这两种口交，那么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到1.7倍。
对于这样突出和鲜明的统计结果，我们大概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了。尽管许多小姐实际上也不肯提供体位变化的性服务，尤其不愿意提供口交；但是如果丈夫觉得在婚内缺失了它们，还是可能到小姐那里去寻求的。
第四位的因素是一个人们一般想不到的情况：如果在夫妻性生活里，丈夫觉得自己是勉强在过，那么与那些不觉得勉强的丈夫相比，他们找小姐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到3.4倍。
这是一个很容易引起一些人愤怒的发现。他们通常都认为，男人就是一种“性的永动机”，对性永远都是求之不得，哪里有什么勉强可言！可惜，我们的调查表明：在已婚男性中，确实有30.1％的人认为自己曾经被勉强过；有23.2％有时被勉强；还有2.0是经常被勉强；只有44.7％的丈夫是“合格的男子汉”，认为自己从来也没有被勉强过。也就是说，多少被勉强过的丈夫一共是55.3％，超过了半数。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讨论丈夫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被勉强了；因为我们检索文献之后才发现，古今中外的大小学者们几乎都对此三缄其口或者不知所云。我们只想强调一下：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居然会显著地增加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而且是排列在第四位重要的因素。
以上说的是发挥了显著作用的因素，可是请不要忽视了那些没有显著作用的因素，那里面也有许多有意思的情况――许多人们通常认为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例如，夫妻之间的体贴与亲昵是多还是少、做家务谁多、是不是打架和吃醋、夫妻性生活的次数是多还是少、丈夫们自己的性欲是强还是弱、性高潮多不多、性生活是不是满意等等因素，其实都没有对丈夫找不找小姐这件事产生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些事情上,夫妻们不论做得好还是坏，可能影响其他方方面面，却不会显著地增加或者减少丈夫找小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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