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因外国资助被罚款, 鲍哲南指规则反复令华人学者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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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司法部对斯坦福大学为期三年的调查和解协议公布，该协议于2023年9月29日达成，斯坦福大学因为未能按照《高等教育法》（HEA）第117条详细披露与外国合作且超过25万美元资助的研究项目，同意支付130万美元的赔偿和60万美元的罚款。而这项调查所指的外国虽然名义上包括德国、日本、以色列、中国、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但是很明显，与中国的学术合作和华裔美国科学家是调查的重点，这让许多有着类似情况的在美学者感到不安。

图源：MICHELLE FU/The Stanford Daily

一切都要从2020年美国教育部的一份报告开始，这份报告审查了美国大学对1965年《高等教育法》（HEA）第117条的遵守情况，这条法律要求每所大学每年都向教育部报告与外国合作、且接受外国资助超过25万美元的研究项目。报告中认为，许多大学都存在披露不足的情况，如斯坦福大学从2010年5月开始，已经报告了超过6400万美元的身份不明、匿名的资助，其中包括来自沙特阿拉伯的980万美元合同和中国的350万美元合同。

而正是这份报告，让美国司法部开始调查斯坦福大学，要求该机构提供2015年至2020年期间与外国合作项目的详细信息，以便将其与这期间斯坦福大学所获得的联邦资助进行交叉比对，最终司法部根据《虚假申报法》，指控斯坦福大学在2015年7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提交给陆军、海军、空军、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16份资助申请未能披露11名主要研究人员与外国的学术联系和接受资助的情况，以及其他23项获得联邦资助的项目也存在披露不足的问题，所涉及的研究人员横跨计算机科学、化学、生物化学、应用物理学、数学、统计学、机械工程和电气工程等领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总部（NSF）

图源：Maria B. Barnes/NSF

其中的一项和解内容是针对斯坦福大学化学教授理查德·扎尔（Richard Zare）所获得来自陆军、空军和NSF的七项资助的索赔，司法部指出Zare与中国的某家大学有合作并且接受了来自中国的资助，但并没有申报。首席调查员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rcoran）表示，在同另一所大学的一位研究员交谈中，那位研究员表示他们曾经与Zare竞争NSF的一份类似项目的资助，但是失败了。“他非常沮丧，”科克伦说。“如果你遵守规则，但你输了，（而）有人不遵守规则，他们却赢了，这让我也感到很困扰。”

当然首席调查员托马斯·科克伦也强调，调查所针对的对象也只是斯坦福大学而非具体的科学家，最终的索赔也是由大学支付的，并且希望以此敦促大学作出改进措施，确保本校的研究员们在申请联邦资助和与外国开展联合研究时，能够更加清晰明确的了解法律规定并且遵守它。

斯坦福大学10号楼

图源：ADRIAN LIU/The Stanford Daily

虽然和解协议中没有披露获得资助的具体科学家的名字，但是从项目编号和金额中很容易推断出具体的个案，许多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对此表示担心，和解协议可能会造成有着不当行为的假象，并损害他们的声誉。多位PI表示他们是在接到stanforddaily的采访请求时才知道自己的项目被列入了和解协议中，对大学没有事先与他们进行沟通表示失望。前数学助理教授、2016年获得NSF资助的三位联合PI之一的杰克·波尔森（Jack Poulson）认为，美国司法部发布的“含糊不清、极具误导性的断言”—没有具体说明被指控的当事方和具体理由—是“适得其反和不负责任的”。

如果说这些被半公开的科学家还只是担心声誉问题，那么华裔科学家的感觉就没这么轻松了。著名华人化学家、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和材料科学和工程教授鲍哲南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毫无疑问，华裔美国人正在更多的成为目标，更多的中国研究人员在美国受到指控，也被错误地指控。她平时尽其所能地遵守规则，但政府的政策会带来焦虑：如果我不小心遗漏了什么怎么办？那我会被关进监狱还是别的什么？这种感觉并不好。同时，虽然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办公室“非常努力”地支持教师申请资助，但快速变化的联邦规则使这项工作更具挑战性。“我最担心的是，政策本身不是很清楚。”

她还表示，其他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与外国合作时也面临处罚或职业后果，而她自己现在必须获得联邦机构的批准，才能在中国进行学术演讲，甚至是在线演讲。

鲍哲南

图源：stanford.edu

两位物理学教授史蒂文·基维尔森（Steven Kivelson）和彼得·迈克尔逊（Peter Michelson）也赞同鲍哲南对政府政策的批评。基维尔森将政府对国际合作的限制描述为“自我毁灭”。他说，科学研究在很多时候都需要和外国同行打交道，其中来自中国的份额增长迅速。“如果我们切断与中国的交流，我们就切断了获得所有这些知识的途径。”

美国司法部从2018年开始的“中国行动”虽然已经于2022年宣布结束，但是其带来的深远影响则绝不是一纸文件所能消除的，这种有意促成的恐怖氛围引发了学界的寒蝉效应。去年6月一项针对华人学者的调查显示，华人学者正在对学术环境失去信心。有72%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作为研究人员无法获得安全感；61% 的受访者则在考虑是否要离开美国；有45%的受访者希望避免申请联邦资助，即便他们曾经经手过联邦政府的资助项目。

关于华人学者的感受及意向调查

图源：PNAS

首席调查员托马斯·科克伦表示这项调查与“中国行动”无关，也不代表司法部战略的延续，他只是“马里兰州司法部的一名民事律师”，亚裔学者无需因为我感到担心。但是很明显，中国行动计划所撕开的裂口，并不是一道在愈合的伤痕，而是一道正在浮起的深沟。

参考文献：[1]https://stanforddaily.com/2024/03/08/doj-investigator-unveils-Stanfords-two-million-settlement/[2] https://stanforddaily.com/2020/11/24/education-department-probes-stanfords-reporting-of-chinese-financial-gifts/[3] https://stanforddaily.com/2023/10/27/professors-raise-questions-over-1-9-million-stanford-doj-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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