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围绕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观点，正在掀起一场互联网上罕见的风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告密、政治正确、解雇之类的中国故事，而是讨论一个历史事件中的“具体数据”问题。
我在日本很多年，且在历史学界与左右翼的学者进行过深入的交流，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据争议，可以说贯穿整个议题的讨论，不仅在学界，也在民间，不仅在肯定南京大屠杀的群体中，也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群体中。
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震旦的老师提出南京大屠杀的数据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不能据此就认为她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精日分子”。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日本留学和研究的时代，一直跟我的保证人（著名历史学家）、我的教授、东大、庆应、上智、立教等大学的教授们一起，与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战争罪行的右翼进行斗争，并因为如此而失去了拿到日本文部省奖学金的机会。
但我仍然呼吁，不管是南京大屠杀还是其它涉及战争罪行的案件，受害方有道义上的责任来穷尽一切可能性，来调查和搜索每一个死亡者，而不是在数据上“一团浆糊”。
因为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是历史的见证，都应该被记住，同时也是将加害者定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最佳证据。我甚至举出一个例子，否定侵华战争历史的右翼战争遗族会和其他退伍军人组织，他们不惜花费巨额的金钱时间，在战后深入东南亚的丛林、西伯利亚的战俘集中营和其他地方，去寻找当年战争中或者战后做苦工中死亡的战友遗骸，让他们回日本入土为安，寻找不到的则在当地建碑纪念。
我们再来看犹太人，他们对在纳粹集中营惨死的同胞，一个一个查；对加害者，也是几十年追踪不舍，把他们送上法庭。这是对死去者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真相的尊重。
与他们相比较，中国和其他地方寻找受害者遗踪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也给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制造了“数据不真实”的借口。我至今怀念著有《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张纯如，她以一己之力，唤起了英语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但也因为数据不够，而遭到日本右翼和北美跟右翼关联的势力之威胁。我一直在想，如果中国有更多的努力来搜寻和尽可能确认南京大屠杀的每一个死者（当然，不可能百分之一百，但至少南京的居民人数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有户籍作基础），就可以给张纯如更有力的证据来回击南京大屠杀否定者的攻击。
回到加拿大的场合。联邦政府早就在2008年就针对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不当行为进行了道歉，按理说历史已经翻了过去。但是，当去年寄宿学校的孩童遗骸被发现的时候，全国仍然为之震惊，对这段历史的深度反省乃至更多的合理赔偿被提上了台面。
显然，对事件的整体定性，仍然无法取代每一个受害者的数字见到阳光，它会给历史的定性带来更大的助力和冲击力，也让历史的真相和影响力更加活生生地体现出来，给后代带来更好的启示，有效防止历史的重演。同样，我和我的合作者，对加华历史真相契而不舍的追寻，也是要尽我们作为加拿大华人今天要担负起的责任。
可见，提出对历史事件受害者具体人数的要求，既不等于否定历史，也不等于故意挑刺，而是探寻和反省历史的必经之路，也是作为历史幸存者的我们，对历史悲剧中惨死者的一种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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