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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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袁世凯
下篇

© 袁静雪／文

　　十一．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里也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扫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带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辞岁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的女眷，就一定要过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己家里的人，要来也必须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总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珠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十二．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4个人，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会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倦容。
　　上面已经谈过，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3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住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是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或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重要的来客。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一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时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慢慢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5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公历6月6日）的早晨6时，就死去了，终年58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的（昏迷不醒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我父亲死亡前数日，早已人事不醒。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病情最严重的时刻，家里人很着急。二哥就埋怨大哥说：“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二哥的意思是，大哥为了想当“太子”，想做“嗣皇帝”，所以纠合了外边一班人搞假版《顺天时报》来蒙蔽我父亲，才使得他一败涂地，病势越来越重。其他的人认为二哥说得对，也都同声地埋怨大哥。偏偏贝希叶大夫又是大哥亲自请去的，偏偏我父亲就因为贝希叶大夫为他导尿，竟导出血来，以致从此一瞑不视，所以外边就有了大哥害死我父亲的谣传。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是毋庸讳言的，但是要说我父亲的搞帝制，完全是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影响，那也是很不全面的。大哥无论在威望、在实力方面，也都不能和我父亲相比。这是他必定能够估计到的情况。他当然明白，只有我父亲在世，他或者还有“父死子继”的希望。如果我父亲死去，他又凭借什么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所以说，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
　　我父亲刚死，我娘就在旁边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着说：“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的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哭了又说，说了又哭，弄得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好说话。二哥看看局面很僵，就带领着姨太太们所生的弟弟、妹妹们跪在她的面前，要求她“赐”大家死，以免累赘了她。大哥一看局面这么僵，如果再继续闹下去，势必闹得不得下台，就出来一方面给弟弟、妹妹们赔礼说好话，另方面又劝我娘不要再闹，才算了事。可是五姨太太却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趁着全家忙乱的时刻，叫佣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了她的屋里，甚至连墙上挂的大钟也摘走了。这两桩事情使大家感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马上就要在我家里出现了。
　　接着，外间又有着我父亲是自杀身死的谣传，所以死后没有立刻入殓，暂时停放在居仁堂的楼下，等候着我五叔、六叔的到来。那时天气正热，虽然在尸体的周围摆上了很多冰块，身上还放了很多香菜，但还是不能阻止尸体臭味向外发散。正在我们兄弟姐妹依照“礼法”，跪在灵旁举哀，全家上下忙乱一团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飞跑着来报：“三姨太太吃了东西了！”骤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自然是更加忙乱。幸亏呆了不久，有人来说：“大夫来看过了，三姨太太吃的东西已经吐出来了。”大家这才把心放下。这件事情，很自然地加深了全家上下那“树倒猢狲散”的感觉。我母亲则因此留下了吐血的病根，后来终因吐血身死。
　　到了第二天，不但我父亲的尸体向外散发臭味，而且他的嘴角也流出了血。同时，他的肚子更膨胀起来（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在这以前，始终没有断饮食）。直到我五叔、六叔先后从彰德、项城赶来，我父亲的尸体才入殓，这是他死后的第三天（旧历五月初八日）。入殓的时候，穿的是祭天的礼服，头上是平天冠（那上面有着日、月、星一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串所谓“旒”的东西），脚上是朱履，身上穿的是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了。那年很热，他又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入殓的，因此，除了他的尸体还在继续散发着臭味以外，他那原来就比较胖的躯体，到此时也就更加胖肿起来，因而死前刚刚做好的所谓“十二辰”的阴沉木棺材里竟放不进去。实在无法，只得把这个加工定做的棺材抬了回去，另换了一个普通的阴沉木棺材。入殓后，棺材抬到居仁堂正厅存放，布设了灵堂。我们家从我娘以次，各个姨太太以至我们子女们都半跪半坐地在灵旁两侧的草垫子上守灵。特别是子女们，到了晚间，还要留在灵旁，不准回房，因此，大家只好在草垫子上轮流休息，轮流守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段祺瑞要带兵围困总统府，杀死我们全家。大家一听非常惊慌。大哥、二哥赶紧去问个究竟。段祺瑞为了证明他绝无此意，就让他的太太张氏带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守灵，并且让他们住在府里，以示无他。段祺瑞本人也天天来看望和照料，只是不在府里住罢了。我们家里的人，由于这场虚惊，心中更是留下了暗淡不安的阴影。

　　十三．在恐惧中归葬彰德

　　我父亲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被派来承办大丧典礼，在怀仁堂左近设立了“恭办丧礼处”。另外，经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指拨银币50万元，充作丧葬经费。其间，所有有关丧事的重大事项，都要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以后才能办理。当时丧礼处实际办事的大总管是袁乃宽，和我们家里人往返联系的也是他。真正做具体工作的是郭葆昌、童杰（童是当时总统府庶务司的人，以前的大典筹备处里也有他）。
　　在我父亲死后的十几天，我们家就会同恭办丧礼处把他灵柩从北京移往彰德，停放在洹上村的住宅内。我们全家也随着灵柩回到了彰德。按旧时代的一般习惯说来，我父亲死后在中南海停灵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是由于当时政府的催促，还是由于受了段祺瑞要带兵杀死我们全家这一谣传的影响，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当我父亲的灵柩还停在北京的时候，恭办丧礼处就已经派人到彰德查勘了墓地。接着，当时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抚使田文烈经理墓地的建筑工作。最后决定墓址在离我们洹上村的住宅约有二里的太平庄，这已经是在灵柩移在彰德之后了。那时候，恭办丧礼处已经撤销，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处”已经成立。原来由这个工程处计划招商修筑的坟墓，打算用混凝土修成一个类似城门洞样子的“穹室”，另外还要修上隧道、石门和石墙。修成后大约很像一个小型的地下宫殿。后来，由于当时的时局很不平静，我们家里人都主张死者“入土为安”，这才在原来勘定的墓址，先示个砖圹，然后于当年旧历八月二十四日安葬。安葬以后，仍然由这个工程处继续招商施工，一直到1918年6月方才完成。
　　墓地完工以后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到了墓地，迎面首先看见的是很大的一座绿琉璃瓦顶的石碑楼，接着便是左右对称的石柱、石马、石虎、石狮、石人等。再走过一座碑亭，便是所谓“飨堂院”了。这个飧堂院，有大门、有围墙。墙里修建了七开间的飧堂，取名叫做景仁堂。景仁堂的两边还修建了东西配房。景仁堂内，除了供奉我父亲的“神位”以外，还陈列了我父亲生前惯用的家具器物，其中从硬木的书桌、书柜、办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脸台、小便柜等等，无一不备，甚至于连托盘、醋酱碟，都一一陈列齐全了。过了景仁堂，再经过一道铁门，便是我父亲的灵墓。上面已经谈过，在安葬的时候，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不能按原定的计划修筑，只是造成一个砖圹。后来，大家认为砖圹既不能持久，也不甚安全，这才决定在这砖圹的外面，加修一层洋灰钢筋的套墙。在地面上还修了一座三层的墓台。记得第一层的尺寸是；南北长28丈，东西长25丈5尺，高9尺。这个墓台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我父亲的墓地，一共占地将近140亩。墓园之中，除了上述这些建筑以外，墓地四周还种植了很多松、柏、梅、槐，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们家移种的。按照河南的旧俗，凡是树木苍郁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林。因此，他的墓地也由政府明令规定叫做袁公林。袁公林设有一个管理员，由我们家推荐委任。管理员以下，还雇用了司事、打扫夫、夫头等十几个人。另外，还典了祭田10顷，就用这些祭田的收入充作日常费用。为了监督收支款项，并且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袁公林，还成立了个袁公林董理社。每年推出几个人轮流值年，主持和管理袁公林的各项事务。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当时由政府拨款50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9万元，其后的移灵，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50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都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1万元，最少的是2000元，总计共收到捐款25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

　　十四．树倒猢狲散

　　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12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我约略记得，他们弟兄每人还分得10条金子，这是否也包括上述的钱数以内，因事隔多年，已记不甚清了。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8000元。我娘和各个姨太太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当分家的时候，我父亲生前的贵重衣物，大部分都没有了。上面曾经谈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她的屋里去。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生活上的一切，后来都由她一手经管，是否还有类似偷走铁柜的其他情况，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时候，按着房头，每房分了一只皮箱，箱内只盛半箱衣服，那还都是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每个箱子里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篷。我母亲分得的那一件，却是极其陈旧的了。
　　我父亲生前所置的房产，向来是由袁乃宽负责管理的。据袁乃宽说，只有北京、天津房产各几处。北京城内，计有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区，有海淀挂甲屯房产一所。在天津，计有英租界小白楼“矿务局”一个大楼，这是我父亲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们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个地方。还有河北地纬路房产一所，便是二哥后来在津所住过的那一处。这些房产，是他弟兄在以后才分的。至于到底是怎样个分法，我们姐妹们谁也没有过问了。袁乃宽所说的房产情况，大家认为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是，管房产的人既没有这么说，我父亲又没有留下什么遗嘱，最后只得罢休。我父亲还在彰德置有地产，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这些地产是怎样分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
　　分家以后，这就到了真正“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过了不久，大、二、三、五、六、八6个姨太太先后带了自己的子女搬往天津居住。我娘在彰德住了两年多，后来也移住天津。九姨太太先还住在彰德，最后也搬到北京去住了。

　　十五．我的大哥袁克定和二哥袁克文

　　谈谈我大哥袁克定和二哥袁克文的情况。
　　大哥生下来的时候，由于额上长着一块记，所以他的小名叫记光，也叫做小记儿。这一块记，到他长大就没有了。他是我父亲的嫡出长子，从小就跟着我父亲在朝鲜任上，由大姨太太抚养以至成人（后来大姨太太在天津病死，他反穿着白羊皮袄，穿孝穿得很重）。他曾到德国留过学，德文和英文都很好，书房里的书架子上大多是德文书籍。他从在朝鲜跟着我父亲起，以后到济南、天津、北京，一直随着父亲在任上。所以他对旧时官场中的事情，非常熟悉通达，因而他在政治上也很有野心。我父亲原来很喜欢他，也很信任他，经常让他做代表外出办事。直到他骑马摔伤，变成残废，我父亲对他才比较差了。但是他毕竟是一个长子，所以在家庭和亲友中以及在我父亲的老部下面前，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还是被人重视的。他通晓两种外国文字，又和英国人朱尔典、日本人西原很要好，所以我父亲还经常让他替自己会见一些外国人。到了洪宪帝制时期，由于他所搞的假版《顺天时报》被我父亲发觉，认为他是“欺父误国”，才真的不喜欢他了。
　　他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旧时代里“道貌岸然”、“循规蹈矩”的人物。他在我父亲的子女中，和我父亲接触最多，受我父亲的熏染也最深，所以有时就流露出和我父亲一样的专制作风来。还因为他是嫡出长子，处处要做弟妹们的表率，所以他总要摆出一副恪遵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样子来。他不抽烟，不喝酒，一举一动，都合乎旧时代里所谓的“规矩”。他对父亲和娘极其恭顺，每逢他们生气的时候，他总是恭恭敬敬、和颜悦色地跪着回话。他对待我父亲的各个姨太太，也同样地周到尽礼；特别是对大、二、三3个姨太太，更显得特别尊敬。他是由大姨太太抚养成人的，对她自然应该有所不同。可是在二、三两个姨太太的生日，或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总是给她们磕头的。他对弟妹们也极为客气，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笑容，但弟妹们都认为他是虚情假意，都不愿和他接近。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年十二月间，我母亲死在天津，这时候他在彰德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立刻打电报给二哥及其他弟妹们，说不准我母亲穿着凤冠霞帔入殓，将来安葬时，也只许埋在袁公林的地边。他为了贯彻他的主张，又派了专人由彰德到津，分派一切。后来，虽然没有依照他的命令办事，但是，从他这种专制的作法里，却很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他表面上虽然处处显露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他的私生活，却和他的形象完全不同。他娶的是吴大澄的女儿，名叫吴本娴。他的这门亲事，也同样是由我父亲包办成功的。由于大哥属虎，大嫂属龙，认为龙虎相斗，是会互相冲克的。按照迷信的说法，只有找一个属鸡的女性来“牵一牵”，才能破解得开。因此征得我父亲同意后，又说定一个小户人家的马姓姑娘，作为大哥的大姨奶奶。大嫂过门还没有满月，这个姨奶奶也就进门了。大嫂耳朵很聋，大哥和她说话只好笔谈。大姨奶奶长得不好看，也不能如他的意。所以过了不久，他又娶进了一个唱“髦儿戏”的二姨奶奶。这个二姨奶奶对待大哥非常厉害，大哥很怕她，可又很宠爱她。大哥还背地里偷偷地搞“男宠”。我们家住在中南海的时候，大哥在府里府外很有几个住处。名义上他和大嫂、姨奶奶们住在福禄居，实际上他还是住在d字廊前边的一个院子里，或是住在北海的团城，有时他也在锡拉胡同住上几天。他所以需要这么多的住处，主要是为了个人行动方便。
　　我父亲死了以后，大哥原来是以家长自居的，同时各个姨太太有些问题不能解决的时候，也经常说“请示大爷去”，或是对着我们说“问一问大哥去”。因此，他在那一个时期里，很施展了一些家长作风。后来，我们分了家，除了我娘和九姨太太还留在彰德以外，其他各房都陆续搬到了天津。在那样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他还是分派了三姨太太的丧葬大事。在这以后，他看到他的“命令”已经由于家庭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有行不通的趋势，因此也就不大过问各房的事情了。他在我娘病死以后，就把全家由天津搬到北京，住在宝钞胡同。他自己却经常带着一些“男宠”在颐和园、西山、汤山，尽情地玩乐，尽情地挥霍，终于把他的全部家私完全花光。解放以后，他始终依靠着政府的救济来维持生活。他于1958年死去，终年80岁。
　　他有一子二女。子家融，曾到英国留学，现在天津教书。女家锦、家第。
　　二哥袁克文，小名叫招儿，从小过继给大姨太太为子。他小时候很顽皮，既没有正正经经地念过书，也没有正正经经地练过字。但是他极聪明，有着“过目不忘”的本领，所以他对于写字、填词、作诗、作文章，都有着比较好的成就。我父亲对外比较重要的信件，有的时候由他代笔。我们彰德老家的花园（怡寿园）内的匾额、对联，就是我父亲让他撰拟和书写的。我父亲对他是比较偏爱的，有时候得了好的古玩，总是叫了他来，当面“赏”给他。有时候看到饭桌上有好菜，也经常叫他来同吃。大姨太太对二哥更是溺爱，二哥向她要钱用，她从不驳回；如果实在不能满足二哥的要求，她也会向我父亲转要回来，供给他用。因此，二哥从小就养成了用钱如流水的毛病，以至最后不得不靠着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说起来，这是和大姨太太对他的溺爱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的。
　　我二哥吃、喝、嫖、赌、抽，样样都来。他会唱昆曲，好玩古钱。他收集了许许多多的外国金币，包括各个国家各个时代里所用的金质硬币，形状有方有圆，体积有大有小，都装在一些特制的盒子里。听说，后来因为穷的缘故，把这些金币都押给了别人。他后来又入了青帮，花了很多钱，当上大字辈的“老头子”。他有了钱，随手用尽；没有钱，却丝毫不以为意。他死了以后，只在他书桌上笔筒里找出了20元。他一生一共娶了5个姨奶奶。他纳宠的方式，是走马灯似的。这5个姨奶奶的顺序是：情韵楼、小桃红、唐志君、于佩文和亚仙。这其中只有情韵楼是一个没进门的姨奶奶。她是上海的一个妓女，由二哥赎了身，住在上海，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不料这件事情被我父亲知道了，就让二哥把她们母子接进府来。但是，情韵楼不愿接受那大家庭的束缚，二哥无法，只得把他在上海另外结识的一个妓女叫做小桃红的，冒名顶替带着孩子一同进府，上面曾经提到，他和二嫂刘梅真的婚事，原是匆促之间在天津结成的。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很坏，可是由于二哥浪荡成性，所以他的5个姨奶奶就这么一个一个地进门，又那么一个一个地离去。在他刚一纳宠的时候，二嫂哭闹得很厉害，并且还哭闹到我母亲处。我父亲听到以后，就说：“有作为的人才有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对的。”
　　二哥的有名分的姨奶奶，只有5个人，那没有定名分的，据说先后有七八十个了。
　　他在我父亲死了以后，是经常住在上海的。他入了青帮，当上了“老头子”。青帮中的辈分，是按“大、通、悟、学”这4个字来排定的，二哥是个“大”字辈。据说，当时“大”字辈的师父已经没有了，因此“大”字辈的人可以代替师父收徒。二哥的这个“大”字辈，毋庸讳言是用了很多钱才买到手的。二哥在天津住在地纬路和两宜里的时候，都开过香堂。开香堂时，是不准许帮外人偷看的（就是二嫂也不准偷看）。可是二哥深深知道我的性格，我要偷看，他也无法。现把二哥开香堂的情况，比较详细地介绍下面：
　　开香堂总是在夜间举行。开堂的时候，先在屋内的香案上供上两个纸牌位，供的是潘、钱两位“祖师”；在屋门外摆一个茶几，也供上一个纸牌位，那是一位姓张的“祖师”。这个茶几，是有一个人在旁看守的。他每次开香堂，总有上百的人来参加，还准备很多桌酒席。仪式完了，大家分坐，又吃又喝。酒席的费用，是由他的徒子、徒孙们分担的。在拜师的时候，首先由二哥点上香，磕过头，接着便是拜师的人向上磕头。他一共要磕120个头，每磕一个就站起来，然后再继续磕。磕完了头，他还要跪在那里发誓。誓词内容大致是这样：一不许奸盗邪淫，二不许欺师灭祖，三不许倒采菏花（意思是帮里的人不准和本帮人的家属发生暖昧关系），四不许泄露秘密。如果犯了其中的某一条，就要受到“五雷轰顶，仰面还家”的惩罚。发完了誓，还要向师父、师兄弟行礼。对师父和大师兄是三跪九叩，对一般师兄弟就是一跪三叩了。当时到场的师兄弟们，也要向师父和大师兄道喜，行的是三跪九叩礼。开香堂时，是不准女人参加的。开香堂的情况也不许向外人说，说了是要犯“帮规”的。帮里还有这样一些“规矩”：师兄弟间，先拜师的是师兄，后拜的是师弟，他们不是论年龄的；大师兄执掌生杀的大权，师兄弟们犯了错误，先由大师兄负责处理，或是打，或是罚，犯了错误的人丝毫不准违抗。如实在不能解决时，再禀告师父处理。徒弟们把师父、师娘叫做爸爸和娘。师父死了，由大徒弟和他的妻披麻带孝，打幡抱罐，大徒弟手里还拿着哭丧棒。这打幡、抱罐的事情，师父的儿子、儿媳反倒不能插手。家里有一个人入了帮，其他的人就不用再入了，意思是，他一个人在帮，他的家属自然能够得到帮里的照应。另外，还有一些“规矩”，像帽子要仰着放，吃饭时不许在桌上戳筷子，喝酒时不许说“干”，以及怎样在茶馆里求助盘缠等。
　　二哥还会唱一口好昆曲，最初他是唱小生的，在他戒烟以后，身体发胖，才改唱丑。他所擅长的剧目，有《卸甲封王》、《游园惊梦》、《长生殿》等等。他还和京剧界的老艺人，如孙菊仙、程继仙、肖长华、程砚秋等人交往很密切，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好。所以有的时候他也唱一下京剧里的丑角，例如《审头刺汤》里的汤勤，在当时京剧界中是很博得好评的。有一次，他回到北京，准备和陈德霖在新民大剧院合演《游园惊梦》，这已经是我父亲死了以后的事情了。大哥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他这是“玷辱家风”，就通知当时的警察总监薛松坪派警察准备把他关起来。这时候，他就分派他的徒子徒孙们把着戏院的前后门，不让警察进来。薛松坪无法，亲自来到戏院，劝他不要唱。他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了，我就不唱了。”结果还是演唱完了才算罢休。据说这两场戏，一共用了三四千元。
　　他在上海卖文、卖字，是有“笔单”的。后来，他回到了天津，依然靠着卖文、卖字来维持生活，所以，他在当时的《北洋画报》上也是有“笔单”的。他的家里，经常堆着很多纸，可是他并不认真去写，非到实在没有钱，逼的他不能不写的时候，才挑选那报酬比较多的写出几项，送到《北洋画报》换回钱来。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10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的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1000元。由于那张大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正堂里，脱去了鞋，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他的荒唐生活，从他十五六岁就开始了。他经常住在外头，整夜不回来。由于大姨太太对他过分溺爱，首先替他百般隐瞒，所以起先我父亲并不知道。为了替我二哥隐瞒，大姨太太甚至还说出这样的话：“谁要是告诉他爸爸，我就和谁拼命。”有一次，我母亲因为他在外面宿娼，彻夜不归，实在气得无法，把他痛打了一顿。但是大姨太太却因此和我母亲大闹了一场，吓得我母亲从此也就不敢再管了。后来，我父亲虽然知道了一些，但也是在那里装糊涂。
　　我二哥的荒淫生活，他的走马灯式娶姨奶奶以及一批女人和他先后姘居且不细说，只要看一看后来他在天津一个时期的荒唐生活，也就足以说明问题了。他那时住在河北地纬路，却在租界里的民国饭店开了一个长期房间。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在旅馆里，就是住在“班子”里，有的时候连当时最低级的所谓“老妈堂”，他也同样去住。有的时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那仅有的一个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却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了，扬长而去，仍然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
　　当我父亲奉命出山，我们家里人还留在彰德的时候，他回到彰德来了。大家一看，他已经剪下了辫子。这时候，我家还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因此，大家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大、三两位姨太太认为他要闹革命了，都拉着他的手又哭又闹。他实在无法，就说：“好啦！好啦！我以后留起来就是啦！”他这么说，我母亲到底不放心，把他看了起来，使得他行动不能自由。后来，我父亲从北京打电报来叫他，我母亲无法阻拦，他才得以离开彰德。
　　大概是他担任前清法部秘书的时候（他一生只在政府机关中做过这么一回事），有一次，部里派他到东华门大街去会同验尸，由于他不愿意看见那尸体难看的样子，就用墨把他所戴的眼镜涂黑了，糊里糊涂地走了个过场就算交代了这个差事。但是，他回来以后，还是病了一场。
　　他是一个“名士派”的人物。他所结交的也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一些人，如方地山、董宾吉等等，都和他来往得很密切。在中南海的时候，他会客和闲坐的地方是“流水音”，他经常和这些人在那里过着诗酒风流生活。他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也不愿意和当时的达官贵人们往来，所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他就是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也从不向当时的军阀政客——我父亲的老部下“打抽手”。后来，张作霖和张宗昌虽然都邀请过他，他都一一辞谢了。
　　他于1931年旧历二月死在天津两宜里。他本来得了猩红热，发着高烧，后来经过调治退了烧。他又跑到他长期包住的民国饭店四号房间，叫了一个名叫小阿五的妓女来胡搞。回家以后，他就又发起高烧来，过了两天就死了，终年42岁。
　　上面提到过，他死后，只在笔筒里找出20元，因此他的后事都是由他的徒弟们拿出钱来办的。他的大徒弟杨子祥按着帮里的规矩，给他披麻带孝，主持一切，同时给他穿孝的徒子、徒孙们，一共不下4000人。开吊的时候，整日地哭声不断，还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前来哭奠守灵。出殡的时候，除了天津的僧、道、尼以外，还有北京广济寺的和尚、雍和宫的喇嘛都赶来送殡。从他的住处直到他的墓地——西沽，沿途搭了很多祭棚，有各行各业的人分头前来上祭。他的丧事，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
　　他有4子3女。子家嘏、家彰、家骝、家骥。家彰、家骝曾留学美国，家嘏1961年死去，家彰现在美国，家骥现在天津教书。女有家华、家宜、家芷。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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