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先生逝世8周年祭：“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

今日，是毛泽东的生日

也是高华先生的忌日

这种巧合，令人称奇

1991年8月21日夜

南京一幢筒子楼宿舍厨房里

收音机传来苏联政变落幕的消息

挽救旧体制的最后努力宣告失败

与此同时，高华写下了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题目

在逝世前，他在病床上说到

当时自己明确感到历史到了临界点

需要克服恐惧和畏难，写下来

高华展开稿纸，是时候了

他要写出这段几近淹没的历史

高华，南京人，1954年出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历史学家，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被誉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代表作有《革命年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2011年12月26日，高华先生因肝癌辞世，享年57岁。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人民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张鸣喊了一嗓子：“高华，天会亮的！”

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

文|张守涛（学者，南京大学硕士）

在2011年的最后一个月，捷克的哈维尔、南大的高华相继去世。他们两人对于这个世界尤其是当下中国的贡献无需我多言，我只想在此谈谈我和他们的“相逢”。毫不夸张地讲，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燃灯者”、领路人。

研二的一个黄昏，在南大图书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我无意中“碰”到了一本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当时，我对哈维尔对崔卫平都一无所知，但不知为什么，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不顾艰深咬牙把它读完，还就重点内容做了资料摘抄，并写了一篇名为《解读哈维尔的“后极权主义”》的文章。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后极权社会的认识，改变了我的思想、信仰。旧的世界轰然倒塌，眼前豁然开朗，心中豪情激荡，我立志要像哈维尔所倡导的那样生活：“在真实中生活，生活在真实中，按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

旧的信仰崩溃，那该信仰什么呢？哈维尔对其回答说：“我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我不需要它们。因为我信仰。信仰什么。很难说，信仰生活，也许。”热爱生活又高于生活，这成了我此后的人生哲学，既要在生活中摸爬滚打，尽情体验享受；又要对生活“作壁上观”，尽力超越逍遥。 如果说和哈维尔的“相逢”纯属偶然，那么，我和高华先生的相逢则是必然。因为，高华先生是南大著名学者，在南大学生中颇受欢迎。我当《南大研究生报》记者时，特意就此写了篇文章，调查高华老师为什么受同学们欢迎，并由此和高华老师相识。

“为什么‘高华’会这么热呢？除了‘史学热’的大背景外，我们更应该从‘高华老师身上’找原因。其一，是高华老师人格魅力使然。和他有过接触的学生，都会提到高老师的坦率和真诚，笔者在联系高老师时也深深感到他的亲切随和。《高华先生印象记》一文中写道：‘他的冷峻潜藏在温和的表象下，那是一种无法言传的纯粹个人化的体验，即便坐在教室的后排，我也能清晰的捕捉到这种早春般的感受。’这便是高老师独特的魅力，相信认识高老师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其二，便是上述高华老师讲课讲得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吸引人。其三，可能许多人是因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著作而敬佩高老师的。魅力来自实力，听说高老师这本书积十年之功而成。”

在调查过程中，我亲身感受到了高华老师受欢迎程度。我提前半个小时赶到诺大的阶梯教室，发现已坐满了一大半，待从外面买了一瓶矿泉水回来便座无虚席了，连后面走廊都站满了人，害得我挤了半天才回到座位。高老师讲课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教室里，依然可以清晰地听得见。他语调平缓冷峻，内容厚实生动，但也不乏风趣，信手拈来的“趣事”常常引起台下大笑。

读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受到的震撼更是永不能忘。哈维尔的书让我对现在有了清醒认识，而高华的书则让我对过去有了清醒认识，我心中的“太阳”彻底陨落了。让我同样受教颇深的，还有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历史真相执著探索的勇气、实证的研究方法、对历史事件冷静而客观的分析。我希望自己能像他一样，秉笔直书只求真知，“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后来，听说他不幸患了癌症，又听他学生说病情稍好，没想到再听到的竟是他去世的消息。闻听噩耗，我默然无语，脑海中涌现的是我文章《高华老师为什么受同学们欢迎》中的话，“很多年后，很多南大人一定都会有这样美好的记忆：我们在讲坛下默默凝视着他，凝视着他的满头白发。在那里，历史的温和与冷峻，生命的色泽和重量，都因真实而显得无比生动。”

“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记录下来，永远给与评价。”哈维尔的这句话是哈维尔与高华二人最好的墓志铭。

人终有一死，唯有思想、精神永不灭绝。他们的生命虽已远离我们而去，但其深刻的思想、高尚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启蒙着我们，改变着我们和时代。

近代史学界塌了一个角

文|张鸣（学者，人民大学博导）

早晨起来，吃罢饭正在看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是高华的学生，我的头顿时嗡的一声。接下来，他告诉我，高华已于昨晚22点15分走了。

高华的走，我有预感，所有他的朋友，都有预感。早在几个星期前，他的病情就开始恶化。上星期六，我去看他的时候，感觉他的生命在一点点地流逝。强忍心里的难受，跟他聊了好些学术和时局的事儿。他的思路还是那样清晰，对发生过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甚至比我这个健康人还清楚。

高华走了，真的走了。长歌当哭，应该是在痛定之后，此时脑子一片混沌，说点什么呢？高华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真正意义上的良师益友。我出道晚，认识高华是在2003年，我们系组织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高华是我的论文评议人。记得当时我写的是一篇讨论土改的论文。此前，我已经读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对于当时的我，他就是一座高山。我们认识了，一见如故。会后，系里的几个人意犹未尽，拉他去吃饭，再聊。高华不能喝酒，但我们以茶代酒，很尽兴。

比较长时间在一起，是此后不久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访学，高华是那里的常客，两个月下来，几乎天天在一起。他烟瘾很大，不肯在办公室过瘾，怕熏了别人，只能隔一小时下楼抽一支，每次都拉我陪他，我们绕楼一周，边走边聊。在史学界，我是野狐禅学者，如果说在我这一生中，有点拨过我的治学的人，高华绝对算一个。只是非常惭愧，尽管有这样的良师益友指教，我却时常撒野如故。好在，后来我写的东西，高华十分喜欢。他的夫人告诉我，在他生病的4年里，他们都是我博客甚至微博的读者，看我的博客，是他每天的功课（其实是消遣）。我出版的每本书，都会寄给他。我知道，我写得太多、太糙，总是暗下决心，下一次，一定写一本像样的让他看。可是，书还没写出来，他人已经走了。

2005年，我和他曾经一起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上了半年的课。因此，我有机缘听过他的课。高华讲课非常有风格，内容就不用说了，容量之大，思想之刺激，每每令人应接不暇。更妙的是，他还非常幽默风趣，声音极具磁性。这样的声音，只有优秀的话剧演员才有。

认识高华，也逐渐认识了好些他的学生，每个听过他课的学生，都跟我有同感，也都超级热爱他们的老师。高华和他学生关系之好，每每让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嫉妒。当然，这样的关系，是他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他重病期间，还在病床上修改学生的博士论文，一本厚厚的“砖头”，四十多万字。

高华是一个在我看来过分严谨的人，做学问，甚至平时说话，都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多说半句。做的是不时髦的学问，令主流生厌，自然在学校和单位里，就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他的著作，是国内罕见的具有国际声望的著述，几乎无人可以匹敌，但在他的学校，教授评级，他却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四级。没有课题、没有外快，住的房子很小，连过道里都塞满了书和资料。不消说，他是个穷学者，穷到这么小的房子，都要借钱才能买得起。但是，他肚子里的学问，却富有海内。我知道，他有太多的东西要写，有太多的东西可写，可是，正当壮年的他，就这样走了。

高华其实是一个非常谨慎小心的人。这样一个富有才华的人，如果用他的才华来求富贵，甚至我们开玩笑说去做古代史，也一样会有很大的成就，那种可以为当道认可、褒扬的成就。即使做不了什么长，混个什么江的学者，料无问题。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十分艰难的路。资料难找，成果国内发不了，还时常伴随各种有形无形的风险，想换个学校，都做不到。他的病，说到底，也跟他的这种选择有关。毕竟，高华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对外界的压力无动于衷。

我知道，如果不是良知，不是那种按捺不住的良知冲动，他是不会作这样的选择的。既然已经选择了，就无怨无悔，直到最后一刻。

我们这一代学者，只要还待在教授、研究员的位置上，基本上就不缺什么了，有的人甚至有了荣华富贵。我时常问自己，如果我处于高华的位置，贫寒到这个地步，连书都没有地方放，我还能不能坚持我的理想，做高华这样出力不讨好的学问？惭愧的是，虽然我是高华的好朋友，却一直没有确定的答案。最大的可能是，我会先去挣钱，挣够了钱，再回过头来做学问。只是，我也不能确定，到时候我还能不能坐得下冷板凳。

写到这里，高华聊天时的声音，一直在我脑际回响，“醉里吴音相媚好”就是这个感觉，亲切，低迴，沁人心脾。这是我这一生最喜欢的声音。高华的为人，他的治学，他的教书育人，都是这个感觉。

高华，坐得住冷板凳的学者

文|张鸣（学者，人民大学博导）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据说是史学界前辈范文澜老先生的名言，但是，即使在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历史学界，这些年来，真正能实践这句名言的人，也是凤毛麟角。很多大牌学者，尤其是有着各种显赫头衔的学者，不是各种长，就是什么奖的学者，手上课题一大把，享受多种高额津贴，多个学校的兼职和大笔的补助。他们最显著的特点，不是冷，而是热，超热。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参加各种评审，大小的庆典，也少不了他们的捧场。而且，这样的大牌，成果也相当多，多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好多做了校长、副校长，院长副院长的人，公务繁忙，经常一年有小半年在国外，小半年在会议和酒席上，小半年在飞机上，但每年成百万字的著述都能问世。

当然，这样热的学者，写出的文字，即使有人代劳，也只能是假大空，不是半句空，而是整篇整本地空。只要把课题费花掉，书出版，寿命也就结束了，不会有人再多看它们一眼的。

不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在糊弄之外，也是有辛勤工作的。中国之大，坚持坐冷板凳的人，还真就是有，刚刚去世的南京大学历史教授高华，就是一位。

这个年头，即使是历史界，选择做时髦学问，歌德式的学问，即使不一定出名，但利益多半不小。即使利益不大，也肯定没有风险。反过来，如果选择做冷学问，难做的学问，甚至多少带有一定风险的学问，那么肯定会遭到冷遇。成果不多，发表很难，因此发表量就少，拿不到课题，评职称就难，至少会比别人落后。一步赶不上，就会步步赶不上，房子、票子、车子就全泡汤。如果做的东西有风险，那么生活中肯定也会有风险。

高华是一个做冷学问的人，这个选择，是他自己找的。本来，在民国史重镇的南京大学，他作为一个出道很早的民国史专家，选择做民国史，尤其是抗战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拿课题容易，得资助容易，出成果容易。以他的才华，数年之内，硕果累累，顺便赚大笔的课题费，易如反掌。但是，他偏要一头钻到难做的中共党史里去，炒冷饭。在他做延安整风研究的时候，他还住在南大的一间筒子楼里，晚上写作，为了不妨碍夫人和孩子休息，就搬一张小桌子，坐在厨房里，一盏20瓦的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资料铺得满地都是。冬天的南京很冷，风从门缝里吹进来，所以他总是感冒生病。他那些影响巨大的著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十年磨一剑磨出来的。

即使成名之后，高华依然很贫寒，因为他拿不到课题，没有补助，也没有什么高额津贴。直到去世，一家人依然住在不大的三居室里，所有的房间，包括过道和厕所，都堆满了他的书籍和资料。即使这样的房子，也是他借钱买的。后来他那本书出版后，才一点点还上。

人们都说，做学者要甘于贫贱，可是，自古以来，守愚容易，守贫难。可惜，偏偏只有能守得住贫寒、守得住寂寞的学者，才能做出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