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非必要不出校”政策？

最近，全国各个地区的大学陆续开学。由于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学校都加强了校园管理。许多快递、送餐都进不了学校，学生出学校要申请，非常不方便。学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举措呢？从经济学角度，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外部性的话题。更多视频请在西瓜视频APP关注李永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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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福利

300年前，英国的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写成了巨著《国富论》。

亚当.斯密

他认为：充分自由的竞争市场效率是最高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而应该指定明确的法规保护商业行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生产资料自然就会流向最需要的生产领域。例如：如果种植苹果比种小麦更加赚钱，更多的农民就会去种苹果，直到苹果的需求被满足，这种流动才会停止。

可是，时间到了20世纪，人们发现古典经济学有很多的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危机反复出现等。此时，许多新的经济学分支诞生了，其中之一就是以马歇尔、庇古和帕累托等人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它是研究社会福利变化的经济学分支。

马歇尔

庇古

我们首先来简单介绍一下社会福利的概念：

❍ 假如市场上有一群生产衣服的厂商，由于不同生产商的技术水平不一样，每个厂商的成本也不同，有些厂商的成本低，有些厂商的成本高。所以，当商品价格越高的时候，会有越多的厂商来生产衣服，衣服的供给量越大。而商品价格越低，衣服的供给量就越小，于是出现了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

❍ 同时，不同消费者对于同一种类衣服的心理价位也是不同的。爱美的女孩愿意花更多的钱买衣服，也有些普通人只有在大减价的时候才买衣服，所以衣服价格越低，才会有更大的需求，于是就形成了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

此时，这件衣服的价格会定到什么水平呢？

大家看图会发现：如果价格定的比较高，供给就会大于需求，衣服卖不掉，厂家自然会降价。如果价格定的比较低，供给就会小于需求。供不应求的时候，商家自然会提高价格。如此一来，最终这件衣服的价格和产量一定会取到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上。这就是均衡价格P和均衡产量Q。

到达均衡点后，一部分心理价位高的消费者，觉得这件衣服好便宜啊，有些人觉得值200元，有些人觉得值150元，结果现在100元就买到了，他们觉得自己占了便宜，这就是消费者剩余，相当于一种社会福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

这时候，只有生产衣服的成本低于100元的厂商会继续生产衣服，有些成本需要80元，有些成本只需要50元，于是对他们来讲这件衣服就有了利润，这些利润之和就叫做生产者剩余，也是一种社会福利。

于是，通过生产这种衣服，社会的总福利会增加，总福利等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可以证明，市场达到均衡的时候社会福利之和是最大的，改变价格或者产量都会让整个社会福利减少。

这种均衡是依靠市场上“看不见的手”达到的，政府完全不需要干预，此时，市场就是有效的。

但是，20世纪之后的经济学家门发现：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许多情况会导致市场失灵，供给和需求偏离平衡，从而损失整个社会福利。比如垄断公司操纵市场价格、信息不对称下市场会萎靡、人们容易对公共品进行过度消费等。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失灵情况——外部性。

2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也是马歇尔和他的学生庇古提出的。

这个概念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公司进行某项经济活动时，对其他人造成了影响，但这个公司或者个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回报或者或者承担责任。

传说庇古是在坐火车的时候想到这个理论的：他发现火车和铁轨之间冒出的火花，会毁坏铁道附近的庄家，但是铁路公司并没有因此补偿农民。

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正外部性是说：个体经济行为对他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打了疫苗，既保护了自己不被感染，同时也阻断了传染链条，保护了其他人；一户居民修缮自己的房屋，路过的人看着干净整洁的建筑赏心悦目，也获得了愉悦；一个人努力学习，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不光自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还能为社会创造价值；一个人把自己的燃油汽车替换成了电动机车，减少了环境的污染。而在这个过程中，其他人作为受益者，并没有对打疫苗的人、修房屋的人、努力学习的人、油改电的人进行补偿。总之，正外部性的意思是：经济行为对自己和社会都创造了收益，但是成本却由经济主体自己承担了。

正外部性

反过来说，也有一些经济行为具有负外部性。例如：吸烟者在自己愉悦的同时，让其他不吸烟的人的健康受到损害；造纸厂生产时向外界排放污水，污染了环境，让周围的农民受到了损失；买一辆燃油汽车，享受了坐车的便捷，但是污染了城市的空气；有人饭前便后不洗手，不讲卫生，不光造成了自己生病，还成为了传染源；养狗的居民对邻居和环境造成了影响……负外部性就是：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其他人和社会造成了损害，但是并不因此承担责任。

负外部性

要知道，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情景下，可能具有不同的外部性。例如：有人在傍晚拉小提琴，邻居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听到动人的音乐，而且不用付费，这是正外部性。但是如果在半夜拉小提琴，打扰了别人休息，这就是负外部性了。

庇古等人认为：外部性会造成市场失灵，整个市场的福利有损失。我们看：假如一件事具有正外部性，比如接受教育，那么个人和社会都会获得收益。所以，不光个人对教育有需求，社会对教育也有需求，整个需求曲线会向右移动。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产量高于个人福利最大化的产量。

正外部性时实际产量低于社会最优量

可是，由于个人只考虑了个人从教育中获得的收益，实际产量就会低于社会最优产量。这就说明此时教育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都是不足的，存在社会福利的损失，市场失灵了。

反过来说：如果一件事具有负外部性，它的成本是由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加得到的。比如一个造纸厂，它生产纸张同时污染环境，所以，它的成本等于企业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之和，供给曲线应该向上移动。此时的社会最优产量就会降低。

负外部性实际产量高于社会最优量

可是，由于造纸厂只考虑了企业成本，实际产量就会比社会最优产量大，这一部分多出的产量里社会成本已经超过了收益，社会福利已经有损失，市场又失灵了。

可见，由于外部性的原因，经济主体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对社会的影响，造成正外部性的经济不足，负外部性的行为过多，社会福利有损失。污染企业拼命排污，大家一窝蜂买燃油车，过早的辍学出去打工，在公共场所吸烟等等现象就层出不穷。这些在经济学上讲都叫做市场失灵。单凭市场本身，无法克服这个缺陷。

3解决外部性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呢？方法有好几个：

庇古提出了一种方法：庇古税。

他说：应该对正外部性的行为进行补贴，而对负外部性的行为征税，这就称为庇古税。实际上，庇古税在现在的经济行为中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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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高中和大学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是学生交的钱相比于国家的教育投入来讲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优秀的大学生又有各种补贴和奖学金，这就是为了鼓励大家接受具有正外部性的教育，让大家的需求曲线向右上移动，逐渐靠近整个社会的需求曲线，达到最优均衡。

再比如：为了解决城市拥堵和污染问题，许多城市对公交、地铁进行长期大额的补贴，对电动汽车进行数万元的现金补贴，国家为了节能减排，对节能灯泡进行补贴，也同样是这个目的。

反过来说：国家对烟草行业征收重税，对污染企业征收排污税，甚至对养狗的人征收狗头税，这都是为了提高这些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的成本，让它的供给曲线靠近社会供给曲线，提高社会福利。

不过，税收的问题在于：国家有时候并不清楚多少税收是合理的。比如狗头税，一只狗收300元一年合理，还是1000元一年合理？多少钱才能补偿养狗对其他居民的影响？抽一包烟，应该征收5元钱的税还是10元钱的税？多少钱才能弥补对其他居民的健康损害以及未来吸烟者因为健康受损而占用医疗资源的社会损失？这有时候是不好定义的。

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在60年代提出了一种理论，后人称之为科斯定律：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只需要界定好产权，外部性就可以内部化，市场自动达到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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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哈里·科斯

比如：有两个大学生住在一个宿舍，其中一个要打游戏，而另一个想要学习。此时打游戏就对学习造成了影响，是一种负外部性。此时，只需要规定好，宿舍的使用权到底是属于打游戏的，还是属于学习的，就可以了。

如果大学生A有在宿舍玩游戏的权利，那么大学生B要么就去图书馆学习，要么就给A一些补偿，比如请一顿饭，或者给些小礼物，弥补上A因为不玩游戏造成的内心空虚，让A放弃游戏，这样社会福利还是可以实现最优。

反过来，如果宿舍使用权属于学习的学生B，那么打游戏的人要么就去网吧打游戏，要么就请B吃顿饭，或者给B补偿，让他去图书馆学习或者容忍自己打游戏。这些也是提升社会福利，解决外部性的方法。

不过，科斯定律中明确指明：这种情况必须满足交易成本为零。有些外部性不满足这个条件。例如两个大学生谈判的时候一方愿意请吃牛肉面，另一方非要吃满汉全席，这样协议迟迟不能达成。污染企业和周边的农民，吸烟者和不吸烟者之间，跳广场舞的大妈和周边的居民之间，都存在这个问题，因此这种界定产权用以解决外部性的方式，只存在于理想中。

除了税收和界定产权外，还有一种解决外部性的方法，那就是管制。有时候，管制是让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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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吸烟者和不吸烟者发生了矛盾，此时无论是完全禁止吸烟，还是完全放开吸烟，对社会福利都是有损失的，所以政府必须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吸烟的，哪些地方是不允许吸烟的。

再比如：针对广场舞与周边居民之间的矛盾，国家也必须协调和规定时间与地点，既不能完全禁止，也不能让广场舞打扰居民休息。对于排污企业，有时国家会规定排污标准和排污量，允许企业对环境进行一定的污染以发展生产，但是又能让环境的污染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这都是为了让外部性内部化，让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4高校相对封闭管理

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关于校园管理的话题了。

现在我们国家的疫情虽然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是新冠肺炎依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还是要做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工作。

此时，大学生群体其实是防疫的重点人群，因为大学生一直是群体生活，同吃同睡同上课，一旦出现感染者，将会有很大的聚集性感染风险。所以，大学生们出校园，既会增加自身感染的风险，又会增加聚集性感染的风险，前者是个人成本，而后者就是社会成本，这是一种具有负外部性的行为。

如果不加任何约束，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出学校的收益和被感染的风险，一般而言，收益会大于个人感染风险，所以很多大学生们会出学校去做实验，或者撸串KTV看电影。

不过，如果考虑上社会成本——聚集性感染的风险，这个成本不会由出学校的学生承担，而是由其他学生甚至整个社会来承担。这样，这种负外部性就会造成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失。

如何增加社会福利呢？

对大学生征出校园税，这显然不可能。让不出学校的学生和出校园的学生自行协商互相请吃饭，交易成本太大，也不现实，所以只有一种方法：学校进行管制。管制就是要学生申报，非必要不出校。

从经济学上讲，管制其实就是对出学校进行总量控制，将均衡点向社会最优点移动，降低整个社会感染风险，提高社会福利。不过，管制从来不能是禁止学生出校，因为无论是吸烟、养狗还是污染企业，一刀切的禁止也会造成福利损失。

从校园看，有些学校比如清华北大里面超市澡堂电影院一应俱全，有些小学校连个超市都没有，所以管制的最佳情况是社会成本和收益相等的均衡点。如果出学校对学生的收益大于风险，就应该尽量简化申报手续；反过来如果出学校的风险大于收益，就应该加强管控。

我记得2003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SARS刚过，我想组织同学去甘肃参加社会时间。在联络期间，我们物理系的老师多次找我们了解我们的行程，我非常不满，觉得老师在管控我们。我还上网发帖子骂老师，说老师无非是想控制学生，害怕自己担责任。

后来，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董晓华老师、李军会老师找我谈了一个晚上的话，他们告诉我：学校这样做不是不让你们去，而是要保护你们，虽然你们都20多岁了，但是老师还是当你们是孩子。跑那么远，老师们放心不下。

最后，老师们不光为我们开具了证明信，还赠送了我们一些学院的纪念品给当地的学校做礼物，最后还为我们报销了接近4000元的路费，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现在我也成了一名老师，我越来越理解当时董老师和李老师的话。不管是学校，还是老师，从来不会想要通过某些方式控制学生，只有学生的人身安全让我们揪心，学生学习的进步才会让我们感到快乐。

在会宁县教育局

在会宁县农村

裴多斐有句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顾，二者皆可抛。

自由是每个人的权利。有时候，自由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就宛如我们当时去甘肃社会时间，既让我们丰富了自己的见识，看到了贫困地区的教育情况，让我后来坚定信念成了一名老师，同时也让当地的孩子和老师看到了北大学生的素质，让孩子们看到了北大的哥哥们，给他们打开了一扇对外的窗口。

不过也有时候，自由是有负外部性的，比如不遵守交通规则引发交通事故，不搞好个人卫生造成传染病传播，不努力学习浪费大学资源，以及在防疫还没有结束的时期毫无必要的出学校闲逛。这些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

自由不是绝对的，当我们做一个决策时，不光要考虑自己的收益，也要考虑社会的收益，不光要考虑自己的成本，也要考虑社会的成本。多做那些总收益大于总成本的时，多做那些具有正外部性的事，我们就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福利和价值。而所有的大学生，都应该是这样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