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综述【转】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作为中央一号文件发布。2018年8月10~11日,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人口科学》杂志社主办、兰州大学《西北人口》杂志社承办的“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 会议旨在研究探讨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并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7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60余篇。现将会议的主要议题综述如下。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少数民族人口状况

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155个民族自治地方,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5%, 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尽管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很广, 但其人口仍主要集中在西部及边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 少数民族人口地域分布越来越广, 城乡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有学者从稳定人口理论的角度,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 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问题进行探讨, 并对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情况进行最基本的历史检验。研究发现, 从2000年开始, 汉族人口总和生育率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 少数民族人口总和生育率则略高于更替水平。不同民族人口发展的历史和进程的差异使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状况差异很大, 其中最高的是维吾尔族, 0岁人口规模超过基准人口规模的53.5%, 最低的朝鲜族, 0岁人口规模与基准人口规模相比, 缺口为58.4%。从发展过程看, 18个百万以上少数民族中基准人口0岁比例低于1的民族从1990年的1个提高到2010年的4个, 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距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目标越来越近。此外, 从年龄结构对人口增长的作用角度分析也可以发现, 部分人口生育力已经接近于静止人口生育力。同时性别结构失衡不仅打破了人口自然规律所对应的男女比例, 还影响到粗出生率水平或出生规模。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和部分民族人口的快速增加或衰减都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西部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日趋凸显。有学者利用1982、1990、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依据联合国人口年龄结构标准, 分析了西部地区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总体而言,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年龄结构都在向老龄化方向发展, 1982年有19个民族人口属于年轻型, 到2010年只有3个民族属于年轻型, 而老年型的民族已从1982年的1个增加至2010年的15个。有的民族人口老龄化进程较快 (土家族、侗族和毛南族, 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从1982年的4.63%、4.54%、4.54%上升到2010年的8.76%、8.73%和8.63%, 分别增加了4.13、4.19和4.09个百分点) ;有的则较慢 (1982~2010年, 哈萨克、柯尔克孜、景颇、达斡尔、阿昌、鄂温克、德昂、门巴和独龙这9个民族增加了不足1个百分点) ;有的民族还出现“逆老龄化”现象 (维吾尔族1982年老年人口比例为5.21%, 1990和2000年为4.77%, 2010年为4.79%;塔吉克族和珞巴族也如此) 。

人们一般把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在中国众多的民族当中, 有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有学者利用GIS空间方法, 分析了1953~2010年中国穆斯林人口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 结果发现, 1953~2010年中国穆斯林人口分布不均衡趋势趋于缓和, 但2000年后, 随着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 穆斯林人口重心有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趋势。中国各大区之间的穆斯林人口偏移增长量历经了先增后减、又迅速增长的过程, 反映中国穆斯林人口流动趋势趋于增强的态势。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 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将日益增多, 人口的流动迁移现象将日趋显著, 穆斯林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小集聚”的格局将逐步发生改变, “大杂居”的格局将得到不断强化。这一变化趋势将会为各民族增进了解, 促进民族团结, 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创造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

为了解流动穆斯林人口城市融入程度, 有学者选取西安和兰州两个典型少数民族聚居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 运用SPSS因子分析方法, 探究流动穆斯林人口在不同流入地的居住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 流动穆斯林人口规模从市中心向近郊、远郊呈现由多到少的逐渐过渡。西安、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在清真寺周围和城中村社区。回坊为西安市流动穆斯林人口的主要活跃聚居区, 由不同规模的居住组团社区构成;西安市城中村社区呈现出“点状+圈层式”居住空间模式, 居住空间分布主要受到职业属性和居留时长的影响。围绕清真寺的传统聚居区和新型回汉混居社区为兰州市流动穆斯林人口的主要聚居模式, 局部区域呈现出“圈层式”分布, 其居住空间分布以居留时长、职业属性和城市归属为主要影响因素。

“乡—乡”迁移现象在宁夏、四川、云南等西部民族地区成规模出现。有学者指出, 在西部民族地区移民与迁入地本地人之间的交往与族群之间的交往相互重叠, 这就涉及族际迁移和族群关系再生产。族际迁移是打破原来族际关系平衡的重大事件, 一个族群面对另一个族群定居地点的改变, 需要双方对族际关系进行再生产。以凉山彝族地区自发移民为例, 通过构建族际关系再生产的指标体系, 测量出目前彝汉族际关系再生产的水平处于融入初期;同时, 族际再生产水平从高到低依次呈现“半山—低坝—城镇”的逆梯级分布, 这说明移民在乡村聚居空间更有利于族际关系再生产,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乡—乡”迁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有学者研究发现, 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空间上的交流交融存在3种模式: (1) 正向互嵌。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均匀, 与汉族的互嵌化程度越高, 如彝族与汉族; (2) 逆向隔离。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集聚, 与汉族的隔离化程度越高, 如回族与汉族。 (3) 特殊模式。即少数民族空间分布越集聚, 与汉族的互嵌化程度越高, 如满族与汉族。因此, 建议通过统一各民族的生育政策、有序控制和引导国内跨境人口迁移与流动、强化多民族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提高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一体”性的认同感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推动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融合。

自“三普”后, 贵州成为全国待识别人们共同体和待识别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份。有学者指出, 民族识别中民族成份的恢复、更改和识别, 不仅直接影响少数民族人口的数量及构成, 而且还通过相关人口政策影响区域各民族人口的增长状况。贵州省未识别的民族人口主要分布于毕节地区的织金县、纳雍县和大方县, 六盘水市的钟山区、水城县和六枝特区, 贵阳市的云岩区、南明区及乌当区, 黔东南地区的黄平县和凯里市等地, 其地理分布特点是沿滇黔、湘黔古驿道一线分布。

二、摆脱贫困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前提

由于历史、自然与地理的原因,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育程度相对滞后, 贫困问题较为突出, 是乡村振兴的“短板”, 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与会专家学者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实际情况, 认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脱贫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实施异地扶贫搬迁是补齐贫困地区发展“短板”及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有学者利用乌蒙山少数民族地区9个易地扶贫搬迁贫困县的调查数据, 运用有序Probit模型重点探讨物质保障、社会环境和贫困程度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1) 物质保障维度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有显著影响。其中, 人均年收入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有最显著的关系, 与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素依次是增收渠道、人均住房、养老保障, 而就业环境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没有显著关系。 (2) 社会环境维度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有显著影响。其中, 公共服务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有最显著的关系, 其中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的因素依次是基础设施、邻里关系、环境卫生, 而扶贫政策了解度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评价没有显著关系。 (3) 越是来自深度贫困县的搬迁群众对易地扶贫搬迁实施效果评价越显著。因此, 政府要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 以就业和增收为核心, 着力提高搬迁群众后续发展能力;以解决扶贫搬迁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作为新的突破口, 调动搬迁群众充分参与扶贫过程, 激发脱贫的内生动力;从人身上下功夫, 提高人口素质, 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和历史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地区减贫, 整体上呈现出旅游业发展与居民减贫同步协调发展的景象。有学者通过建立Panel Data模型, 利用民族八省区2001~2016年的数据, 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和居民减贫的关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与居民减贫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 旅游业发展对降低贫困发生率具有重要作用。推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 应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致力于完善相关制度, 发展旅游业 (如全域旅游) , 统筹城乡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 促进城乡融合。

近年来, 随着国家对于生态文明的重视和推动, 花海以“生态旅游”之名风靡全国, 但因为花海的大规模开发而导致的许多隐性的自然生态灾变因素往往被忽略。贵州黔北地区多地广泛推进的人造“花海”旅游开发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农田性状, 影响当地粮食安全, 消解当地农耕文化, 割裂了当地生态与文化的共生关系, 在具备短期经济刺激作用的同时, 存在给地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带来负面影响的隐忧, 也造成了生态美学观念的异化。对此, 有学者指出, 在花海开发过程中, 必须将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放在首要位置考量, 不能以盲目、短视地蜂拥式发展, 使花海开发脱离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禀赋, 进而出现短暂“昙花一现”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 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旅游精准扶贫开发是滇西北地区实现减贫发展的重要选择。在对滇西北地区的贫困根源分析表明, 多维致贫和地缘性贫困表现突出, 区域资源环境难以承载贫困地区的发展, 滇西北旅游精准扶贫开发的困境与矛盾复杂多样。因此, 旅游精准扶贫策略包括:通过旅游发展引领公共服务均等化惠及贫困区域;全域旅游发展格局下旅游产业链的延伸惠及贫困区域和帮扶对象;开展旅游城镇化推进和搬迁扶贫双向治理;募集旅游扶贫基金;开展爱心扶贫旅游等。在此基础上从考核主体与方法、考核内容、考核对象与分类、考核结果运用反馈等方面构建旅游精准扶贫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贫困问题, 有学者根据对浙江省义乌市的调研, 认为应当引入一种全新的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路径, 即“空间异位战略”:积极创造各种条件, 把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引入义乌市场或企业, 并以此为起点形成“雪球”效应, 带动更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在义乌就业、创业。由此一方面直接提高这部分人的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为仍然留存原地的人让出更大的生存空间, 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进一步强化这种“空间异位战略”, 需要调整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政策和措施, 使一部分政策的目的地从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转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区域, 以市场的力量实现推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战略目的。

深度贫困地区基础条件薄弱, 致贫原因复杂, 脱贫成本高, 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当地的发展不能仅依靠财政拨付, 要充分发挥金融扶贫的重要作用, 各金融机构主体可通过信贷投放等诸多方式启动示范和带动效应明显的扶贫项目和产业, 激发贫困群众人群的内生发展动力, 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脱贫和发展。

三、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核心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人们在物质性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 开始更多追求社会性需要和心理性需要。比如, 期盼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等。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补齐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短板”, 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老有所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在漫长的人类文明进程中, 每个民族都有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独特方式, 旨在实现“老有所养”。随着经济社会快速转型, 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问题逐渐显现, 需要新的理念、制度、机制和方法。有学者认为, 民族地区农村养老保障要注重现代制度与区域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一是加强老年保障体系的整体设计, 老年人有贫困、疾病、失能和孤独等风险, 因而需要建立收入保障、健康保障、照护保障制度, 建设无障碍环境, 并提供精神慰藉服务。二是按照国民基本保障权益均等的原则, 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及医疗救助力度, 并将民族医药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三是普遍实施失能老人照护补助制度, 以客观公正的评估为基础, 财政出资对困难失能老人提供补助, 由其本人或监护人自主决定使用方式, 鼓励家庭家族成员、亲友和邻里照顾失能老人, 鼓励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四是以自然村落和族群为基础建立照护服务互助机制和精神文化活动场所, 充分发挥族群领袖和乡贤的组织引领作用;在乡村规划和公共设施建设中, 逐步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

有学者提出, 构建少数民族特色养老保障体系, 要通过社会保险、家庭支持、个人积累等各种渠道提供资金来源和设施建设, 保证少数民族居民在进入老年后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可以通过财政杠杆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更加优惠的养老保险税收优惠, 通过转移支付提高民族地区社会保险基金保障力度。以健康老龄化为中心构建敬老爱老社会服务机制, 广泛动员和吸纳社会中介组织、志愿者与社会资源参与。在养老模式上, 探索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老年人福利和社会服务体系为依托、以老年社会福利机构为补充的养老安居模式。少数民族地区老年人患病率高, 消耗卫生资源多, 对地区和家庭构成极大的负担, 而少数民族地区又是医疗卫生发展滞后的区域。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医疗资源的投入, 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另外,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显著, 横向与纵向均等化效应越来越明显。因此要提高转移支付总量、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善转移支付计算办法。

有学者基于2015年在中部地区少数民族自治县的调查数据, 对被调查农户在生活水平、教育、健康、发展能力4个维度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 并用Probit模型研究了影响多维贫困的因素。结果显示, 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占家庭人口的比例显著影响了一个家庭是否发生多维贫困, 因病致贫和劳动力不足是导致多维贫困的两大因素。该学者认为, 斩断贫困代际传递, 最为关键的转换因子是人力资本因素, 而教育培训、健康维护和非农就业又是人力资本投资最重要的路径。少数民族集聚地的脱贫攻坚, 须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平台上的产业与就业功能, 将扶贫与扶志、扶智、扶能结合起来, 解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存在的空心化、基层政权“微循环”不畅、基本公共服务短缺、信息闭塞、技术进步停滞等问题。也有学者认为, 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十分落后, 应给予高度关注。与教育投资相比, 职业学习投资的门槛低, 见效快,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收益更加明显。政府应更多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职业资格教育与培训。有学者研究发现, 文化水平对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有显著影响。应确立职业教育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激发少数民族剩余劳动力学习各项职业技能的积极性。

有学者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 分析了贫困大龄未婚群体的性别差异及其隐含的性别定位和歧视。结果发现, 男性贫困大龄未婚群体主要分布在农村, 呈现高龄化、低学历、经济条件差的特点;女性贫困大龄未婚群体则主要分布在城市, 身体状况差、重病重残的比例高。男性不婚是由个人条件和社会经济因素多重原因所致, 而身体健全、健康状况成为制约女性结婚的最关键因素。相对于男性贫困大龄未婚群体而言, 女性贫困大龄未婚群体客观上无自立能力, 更需要社会的救助。建议加大对贫困大龄未婚女性的保护, 防止家庭遗弃和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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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后注：

• 本文转自：潘松刚,杨利春.少数民族地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人口科学,2018(05):120-125.

• 注释、参考文献、英文摘要、关键词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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