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空间与新方法——第一届全国空间经济分析学术研讨会综述【转】

摘    要：第一届全国空间经济分析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9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会议以“新时代、新空间与新方法”为主题, 围绕区域经济、城市经济或管理中的空间分析、空间分析方法及其应用以及经济学中的空间分析与模型等内容, 展开了深入交流和讨论。王铮、赵作权、贺灿飞、薛领、李仁贵、吕拉昌、沈正平、张鸿辉等知名学者, 分别围绕区域与空间科学、城市经济或管理中的空间分析、空间分析方法及其应用、经济学中的空间分析与模型以及中国经济学家与未来诺贝尔奖的距离等内容做了主题学术报告。会议认为: (1) 当前国际经济学发展越来越重视对空间的分析, 新理论新方法有了新突破; (2) 新时代, 我国更加重视国土空间开发的优化, 空间经济分析要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密切结合, 在我国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可服务于新型城镇化、“一带一路”、乡村振兴、长江经济带等研究领域; (3) 空间经济分析的发展要特别注重结合大数据和开展新方法的开发与应用, 要与其他学科如地理学等进行交流互鉴。

关键词：空间经济; 学术研讨; 会议; 综述;

1 会议概况

2018年9月12—14日, 第一届全国空间经济分析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召开, 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等数十家单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研究生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论文50余篇, 评选出6篇优秀论文。

本次会议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空间分析专业委员会、《经济地理》杂志社、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联合主办, 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和湖南省自然资源学会承办。会议以“新时代、新空间与新方法”为主题, 围绕区域经济、城市经济或管理中的空间分析、空间分析方法及其应用以及经济学中的空间分析与模型等内容, 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赵作权研究员、湖南省经济地理研究所所长魏晓研究员、湖南省科协学会学术工作部余佳桂副部长等出席开幕式并分别致辞。

15日上午的大会特邀报告上, 中国科学院王铮研究员、北京大学贺灿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仁贵研究员、长沙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张鸿辉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沈正平教授分别做了专题报告。15日下午进行了期刊编辑与作者、读者面对面活动以及分组报告, 《经济学动态》《经济地理》《区域经济评论》《商学研究》等期刊编辑部与参会代表就期刊论文写作、投稿与发表等事项进行了交流。在分组报告上, 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究院所的22名青年学者、研究生代表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并回答了现场提问。

16日上午,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吕拉昌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薛领教授、中国科学院赵作权研究员分别做了学术报告, 多角度探讨了空间经济学、城市发展等的前景、理论与应用。16日下午, 在赵作权研究员的主持下, 举行了“新时代·新空间·新方法高层论坛”,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吕拉昌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薛领教授、江苏师范大学沈正平教授、山西财经大学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院院长郭淑芬教授、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玉素甫·阿布来提教授作为论坛嘉宾, 共同就区域发展、精准扶贫、“一带一路”等话题展开讨论。现场气氛热烈, 互动频繁, 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闭幕式上, 赵作权研究员对大会做了总结, 沈正平教授代表下一届会议承办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淮海发展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院进行了发言。

2 大会报告的主要内容

2.1 空间经济理论与区域发展

中国科学院王铮研究员以“首先是区域, 然后是空间”为题, 深入分析了“区域”与“空间”的联系与差异性。区域是具有空间特征的经济体, 一个系统;区域有自己的本性 (nature) 和动力学性质;多区域并存和合作是必然的, 区域科学需要发展多区域经济学;比空间相互作用更广泛的是区域溢出。区域的地理本性经历了三次演化, 冷战结束至今, 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产业革命使得区域表现出第三次地理本性: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大发展, 使空间出现枢纽网络结构, 心脏—边缘结构已经破缺, 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1]。当代区域经济学是多区域经济学, 多区域经济过程是发生在共存的多区域经济网络上的;多区域经济学面对不再是0-维现象, 刺激消费可能与区域出现复杂性, 理论应该是带有空间特征的区域动力学;区域优势特别是区域的竞争优势的发挥是新的前缘经济问题;多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经济学, 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多区域治理经济学的出现, 基础的不再是地缘政治学而是地缘政治经济学。王铮研究员提出区域经济学发展面临的六个关键问题: (1) 区域经济体如何通过区域溢出形成合作增长与发展? (2) 伴随着资源有限和创新发展的区域是如何增长的? (3) 区域结构在区域创新和合作中是如何优化的? (4) 有结构层次的区域总体如何得到普遍的发展? (5) 区域相互作用下区域相互作用的规律有哪些?如何作用? (6) 区域溢出具有些什么形式, 它们如何测度?基于协方差模型的中国区域溢出研究表明,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溢出中心;地方中心的溢出正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云南、新疆对全国有面上的正溢出作用。区域的创新优势表现在文化与研发产业, 中国研发产业的发展表现出三种区域治理模式, 即市场主导的上海模式、草根主导的深圳模式、政府主导的北京模式。区域新的优势为复合出新型区域优势即地理结构优势, 空间上表现为出现枢纽网络结构, 未来的空间战略应该重点放在建立研发枢纽城市[2]。最后, 王铮研究员还简要论述了空间经济学与空间计量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

新经济地理学 (NEG) 因其全新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使得多年来被经济学家所回避的空间问题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但新经济地理学在本质上关注的都是运输成本与规模经济之间的故事, 而且集聚都是故事的最终结果之一, 对于微观异质性的观察显得不够。区别于新经济地理学, “新”新经济地理学 (NNEG) 更加关注空间选择效应和渐进式空间自组织, 微观异质性在研究视野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3]。北京大学薛领教授在以“计算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空间经济:机遇与挑战”为题的报告中系统总结了计算社会科学 (CCS) 对空间经济学的反思, 主流经济学家进行数值模拟时通常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 空间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 均衡结果对于模型非常重要。空间经济模型的假设确保了复杂模型均衡结果产生的同时, 也使模型描述的现象与真实世界相关甚远。由此设想, 如果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直接策观建模, 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建模层次顺序为异质性—动态性—交互性—适应性—层次性……, 在数值模拟方法的求解结果中, 每种情形都准确对应一种结果, 不存在随机性, 求解结果都是最优的均衡, 求解结果只有两种, 即完全核心边缘结构和完全的对称分散状态。计算社会科学超越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均衡系统假设的局限, 充分纳入有限理性、分散的相互作用、没有全局控制者、层次交叉的组织、连续的适应性、动态进化、非均衡等思想, 形成基于代理的计算经济学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ACE) 。ACE、NEG和CS三种学科思想和交互融合, 就形成了基于代理的计算经济地理学 (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ACEG) 。ACEG有五个基本步骤: (1) Return to the NNEG (始于新新经济地理) ; (2) Recast it in terms of agents (ACE重构) ; (3) Reproduce a new computational platform (平台) ; (4) Relax some specifications and run (放松假设) ; (5) Repeat by selecting another unrealistic specification to relax (重复实验) 。通过实证和计算得出, 从NEG到ACEG有三个新的发现:初值敏感效应、替代弹性放大效应、地区固定成本效应。

中国科学院赵作权研究员作了题为“空间经济分析:捕捉空间的身影”的报告, 系统介绍了基于“5维度、2状态、3空间”的空间椭圆化模型。克鲁格曼在其著作《地理和贸易》中指出传统的区域分析存在两个缺陷, 即因人口规模差异, 不同行政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会有所差异, 同时, 经济区域分布并不服从行政边界的约束[4]。空间数据或空间格局往往具有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空间形态需要使用不同的空间统计模型方法。在空间经济理论发展进程中, 产生了诸如同心环、线段、三角形、六边形等空间格局形态[5]。标准差椭圆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SDE) 是空间统计方法中能够精确地揭示经济空间分布多方面特征的方法[6,7], 该空间模型认为空间具有5个维度, 即中心性、展布性、密集性、方向性和形状;空间格局的状态特征有两种, 即空间集聚和空间差异, 它们代表了空间格局与特定空间的关系。空间随机是空间聚集的参照系, 其因空间差别而有三个不同类型, 即完全空间随机、足迹空间随机与相对空间随机。空间格局统计中共有21个参数, 包括椭圆表征的15个参数 (地理空间、足迹空间、对象空间这三个空间每个空间都有重心、面积/轴、长轴、尺寸/面积、长轴/短轴等五个参数) 和状态计量6个参数 (空间聚集计量与空间差异计量这两种状态对应地理空间、足迹空间与对象空间) 。空间格局聚类发展到今天, 面临的挑战是椭圆的局域化。赵作权研究员还对空间聚类的方法进行比较, 并以2008年中国城市制造业格局为例, 探讨了可以准确计量空间聚集的途径, 展示了基于城市区位空间的中国制造业随机格局的距离椭圆分布、基于城市区位空间的中国制造业随机格局的标准差椭圆分布;分享了运用空间格局聚类识别我国城市群的实践。

江苏师范大学沈正平教授以“‘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江苏实践与理论思考”为题, 在回顾“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历程后, 剖析了其重要内涵, 认为江苏省是“一带一路”交汇点, 主要体现在历史与现实的交融点、区域与世界的贯通点、海洋与陆地的统筹点、经济与人文的融合点。随后, 沈教授回顾了江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政策引导、设施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平台支撑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并指出仍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思想认识误区多、风险防范意识弱、政策支持力度小、金融资源获取难、人才需求缺口大。江苏省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战略布局, 要深刻理解一带一路是一个全球尺度的时空大系统, 必须充分遵循这一系统发展的时间节序性和空间秩序性规律, 从江苏开放发展的实际出发,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工作。江苏省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的战略布局有五大发展路径: (1) 推进重点产业“走出去”, 深化国际产能合作; (2) 推进境外合作园区建设, 带动企业“走出去”; (3) 推进重点国家经贸合作, 拓展对外开放新空间; (4) 推进设施联通, 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 (5) 推进节点城市发展, 优化“交汇点”功能布局。江苏省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 在学术上要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开展“一带一路”学的学术构建;在实践上, 要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复杂系统建设工程, 其网络化建设过程为:建网→联通→畅流→汇聚→拓展。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看, 要注重“流空间”的经济分析, 开展多空间尺度研究[8]。沈正平教授认为, 关于这个课题, 未来在学术上有必要进一步深化研究, 深入推进实践, 并将成为有关学者成长的一条路径选择。

2.2 产业演化与城市发展

随着产业转移、转型和升级的不断加快, 中国区域需要发展新产业来替代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区域产业更替或演化规律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北京大学贺灿飞教授在“中国区域产业演化”为题的报告中, 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全面探讨了这一问题。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机制是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中国经济转型与区域产业演化路径是制度创新、外生力量、地方力量与路径突破。实际上, 路径依赖是内生发展模式的结果;中国的经济转型为内生力量创造了条件, 尤其是是市场化, 激活了市场力量;中国的经济改革, 发展路径突破了过去生产能力和技术的限制, 借助外生力量实现路径突破, 形成对路径依赖理论的挑战;全球或国家层面的技术革新、经济危机、政府刺激性发展政策等因素, 都被看作是避免区域路径锁定的外生力量[9]。从城市产业进入与退出、产业进入与退出、区域产业演化及其区域差异、区域产品演化及其区域差异、技术关联与区域产业演化等视角全面展示了中国区域产业演化的动态。中国区域产业演化表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特定产业与区域内已有产业的技术关联越强, 该产业进入的可能性越大, 退出的可能性越小;技术关联也具有跨区域的溢出效应。研究认为, 中国区域产业演化是内生技术关联、外部联系和制度力量共同驱动的过程。由此得出了推动中国区域产业科学演化的政策启示:政策制定要遵循区域内已有的产业知识积累和相关比较优势;利用投资贸易等外部联系引入新知识, 实现路径突破;对于经济发达的区域, 主要依托技术关联发挥作用, 政府提供辅助性支持;对于后进地区, 可以利用外部联系和政府干预创造产业演化新路径, 摆脱“弱者恒弱”的困境。并对未来研究方向提出设想:拓展技术关联:制度关联、市场关联、资源关联、资本关联等;企业、政府的能动性和战略性行为 (企业创新行为、产品多元化战略、空间市场拓展、衍生过程等是区域产业演化的微观机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度会给企业和政府创造经济和政治激励) ;行为主体与区域环境互动 (市场、集聚、制度、社会网络等环境) 。

城市化过程的定量分析研究势在必行, 城市空间规划作为城市化过程的重要管理手段和调控工具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地理信息系统作为一种计算平台已被广泛运用于城市空间规划分析。长沙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鸿辉研究员以“耦合多源时空大数据与多智能体模型的城市空间规划辅助决策研究”为题, 对现行的城市空间规划辅助决策模型进行评述, 认为其侧重对城市空间变化本身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实施城市规划空间决策行为的行为主体的研究, 难以模拟城市规划空间决策过程中行为主体的选择或决策行为, 即无法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意志, 在研究分析社会体制及宏观政策等对城市规划空间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作用也存在一定难度, 而基于智能体的城市空间规划决策模型综合了城市空间变化和城市规划行为主体决策过程, 可以弥补其它地理模型缺乏行为主体的不足[10]。

大数据具有的数据规模海量、数据类型多样、数据价值巨大和数据流转速度快的特征, 为地理模拟提供了精细化可能;基于大数据的手段, 可以挖掘城市人口、交通、空间等多样数据, 如精细尺度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城市人群的时空动态变化、城市人群的流动性及集散点、城市开发空间的基本规律、城市空间建设开发强度信息, 可以识别高精度的出行路径, 以及对城市的功能空间进行理解。引入大数据, 可以推动地理模拟从“经验模拟”到“精细模拟”, 使得不精细、不精准、不连续的传统数据的地理认知转变为更精细、更精准、更动态的大数据视角下的地理认知。由于实时动态的海量数据为地理模拟提供了精细化可能, 相对成熟的大数据挖掘方法为地理模拟所需要素提供支撑, 使得大数据与多智能模型可以实现耦合。其耦合路径为引入深度学习的方法, 促进大数据与多智能模型的耦合。以城市开发边界精细模拟为实证, 开展了大数据与多智能模型集成的探索, 基于“刚性”与“弹性”城市开发边界协同管控的视角, 以融合新数据环境下的位置服务大数据与已有城市数据为基础, 以耦合多智能体系统与深度学习算法为手段, 精准刻画城市开发过程中的Agent决策行为特征, 智能挖掘Agent城市开发与生态保护决策规则, 动态反演城市开发过程中的复杂时空特征, 构建城市开发边界精细模拟模型, 探索城市开发边界“刚性”与“弹性”科学划定与协同管控的新方法。通过耦合大数据与多智能模型, 可以模拟建设用地扩张, 辅助规划建设布置, 服务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模拟;辅助空间规划中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方案决策, 服务于土地优化配置;辅助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方案决策、模拟土地利用优化配置过程及进行空间格局比较, 服务于土地利用优化配置;辅助三大空间划定及三线划定, 明晰“刚性”与“弹性”管控边界, 实现空间管控一张蓝图。

随着互联网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出现了创业城市化 (start up urbanization) , 以创新为特征, 城市作为创新机器这种“流”变, 导致城市发展动因及景观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 传统的城市化的概念难以解释城市现代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特征表现为外向型城市化;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促进城市化;文化、城市文化资本、城市智力资本也成为城市化的动力。因此, 中国城市化需要向城市视角转换的概念。首都师范大学吕拉昌教授作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来自中国27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分析”为题的学术报告。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是创新人口或知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过程, 使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 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得到扩展。其形成机制为:高素质及高技能人口进入城市—与城市人口冲突 (思想) —融合—新的规范、新的思想—城市创新空间。创新城市化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 更多地体现了人本主义, 进入“脑财富”的创造阶段, 创意城市与创新城市不断形成与发展。基于对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迁移人口统计资料数据挖掘, 从中微观尺度上测度中国国内人口流动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考察高技术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创新产出存在空间溢出性, 某一城市创新产出的变化会带来邻接城市创新产出的变化, 在其他影响因子不变情况下, 邻接城市创新产出每增加1%, 本城市创新产出平均将增加0.496%。高技术人口迁移对中国城市创新存在正效应, 其他影响因子不变条件下, 城市高技术迁移人口每增加10%, 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将增加3%。文化多元性水平对中国城市创新存在正效应, 保持其他影响因素不变, 文化多元性水平每增加10%, 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为2%。高技术迁移人口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要高于本地人力资本水平。文化多元性水平表现为负的空间溢出效应, 即某一城市的文化多元性水平提高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具有负效应, 可能的解释是某一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高, 可能会吸引邻接城市人才等创新要素向该城市集聚, 从而对周边城市创新产生了负效应。工业规模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这与相邻地区的产业技术合作与转移相关[11]。

选取创新城市深圳的发展、破产城市底特律的衰落以及欧洲地区人口迁移与创新进行了案例分析。从创新城市化角度理解深圳的发展, 其路径为开放政策—年轻创业者思想汇聚—知识人才的进入—城市良好的学习机制、民主氛围—持续创新与发展, 主要得益于大量多样化人口, 尤其是知识人口、年轻人口的涌入。底特律的衰落缘于汽车产业路径依赖导致的路径锁定,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现为汽车制造业集聚大量低人力资本的产业工人, 使得城市转型困难, 最终导致转型失败。欧洲地区人口迁移与创新的案例表明, 创新与三个因素有关, 即人口净迁入、外国人口的比重、迁入人口的平均技能水平以及移民的文化多样性。

2.3 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

随着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揭晓的日期愈发临近, 公众、学界对诺贝尔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仁贵研究员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我们有多远?”为题, 分享了他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研究认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程序为:前一年9月份发出提名邀请—本年度2月截止提名—4～5月进行专家咨询—6～8月撰写报告—9月, 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10月 (诺贝尔出生的月份) , 评选并揭晓经济学奖获得者—12月10日 (诺贝尔逝世纪念日) ,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事实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根据诺贝尔遗嘱设立的奖项, 而是瑞典国家银行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奖项, 也称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出于宣传需要, 许多媒体喜欢用“爆冷”、“冷门”、“黑马”等字眼形容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 但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结果都具有必然性。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获得者, 获奖时平均年龄为67岁, 获奖前都已经做出过相当的成就, 从其获奖成果发表到最终获奖, 平均时滞为35年。许多学者在获得有诺贝尔经济学奖风向标之称的美国经济的“克拉克奖”后, 往往经历了数十年才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是一个特定成就奖, 而非杰出人物奖, 因此, 历史上不乏两次获奖的科学家, 如波兰裔法籍物理化学家居里夫人等[12]。

随后, 李仁贵研究员简要评述了保罗·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 总结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获诺奖前所担任重要学术职务、所获得重要学术荣誉、当选科学院院士情况, 为人们预判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提供参考[13]。对于国人最关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离我们有多远”的问题, 李仁贵研究员指出, 评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依据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在几十年前所做出的, 我国的市场经济历程还比较短, 经济学还处在不断发展、探索的阶段。经济学家不能为了获奖而投身研究, 要想真正在科学领域有所成就, 就必须对它有兴趣, 必须做好进行艰苦的工作和遇到挫折时不会太泄气的思想准备。

3 结语

空间经济分析是当前国际经济学前沿, 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inbergen在获奖讲座中呼吁将空间因素引入经济模型,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rugman的文章“空间:最后的前沿”在世界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 空间经济分析的发展将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 越来越多的空间分析工具和空间数据正在改变我们的研究方式, 正在揭开经济空间神秘的面纱, 显示着空间经济分析的无限魅力和远大前景。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段宜嘉,吴卫.新时代、新空间与新方法——第一届全国空间经济分析学术研讨会综述[J].经济地理,2018(12):234-239.

• 参考文献、英文摘要略，格式稍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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