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建生 | 乡村振兴是一场持久战: 五大敌人和五大战略【转】

*本文转自公众号“平民教育”，推荐关注；标题有改动，原标题为"乡村振兴是一场持久战";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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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天在福建接待了一批韩国农民联盟的朋友，交流中，他们对中国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不断竖起大拇指，并且很羡慕我们这些乡建人二十年前就意识到了乡村的重要而投身于新乡村建设中。他们说：我们觉醒太晚了，你们还来得及。

这不禁让我有点困惑，因为从新农村建设以来，我们的学习标杆之一就是韩国的新村运动，很多地方都组织干部去那里学习，而且学界在研究乡村问题时，一般都认为日韩台模式是乡村发展的典范，那里的农民组织化程度很高，乡村生产生活服务系统完善，村庄环境优美，农民收入不低于城里人，等等。为什么韩国的农民朋友反而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呢？联想到我前年去韩国乡村调研的情况，基础设施齐备，环境整洁优美，一二三产融合到位，农协组织充满活力，但这光鲜背后的一个事实我却忽略了，那就是韩国农村人口比例已不足5%。

我在这个数字里理解了韩国农民朋友的忧患，也理解了他们对中国农民的期待，他们说：中国农民要拯救世界农村。他们这么说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农村人口比例还有将近一半，还有丰富的乡土文化。只要有人，乡村就还有希望。

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我们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际上就是一场乡村保卫战。这场保卫战的主要目标，就是使乡村成为农民安居乐业的所在，减缓乡村人口不断外流的趋势，并且能够吸纳一部分的返乡人员和下乡人员，使乡村人口比例保持在35-45%的水平，而不是如日韩台只有不足10%，更不是如欧美在5%以下。唯其如此，乡村振兴才有可能是有根有基的振兴。

那么，这场保卫战应该如何来打？我们有必要先来稍微分析一下敌情，都有一些什么敌人？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战略战术？再来对症下药，各个击破或整体歼灭。

对“五化”的迷恋是乡村的头号敌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这“五化”对中国乡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们是乡村现代化的发动机，但同时也是乡村不断走向衰败的引擎，它们是乡村曾经的朋友，如今则是头号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呢？难道我们不要工业和城市吗？难道我们不要市场和走向全球吗？当然是要的，问题在于对它们的迷恋使整个社会的人心变得越来越贪婪，物欲横流，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肆虐乡村，同时也把适合在江河湖泊捕鱼的乡村推向惊涛骇浪的大海而失去优势，进而沦为资本大船的盘中餐。“五化”需要乡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成为大工业时代的廉价劳动力，需要渲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更多的人成为消费社会的奴仆，需要“大量地生产，大量地消费”，从而实现资本的不断增值并进一步强化其掌控社会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乡村生产要素大量外流，一方面资本文化和工业品强势进入乡村，使乡村的经济系统和文化系统双双走向瓦解。这种在根本上俘虏乡村的身体和灵魂的敌人，需要在战略上给予高度重视。

“去乡土”的教育是乡村的二号敌人。在教育产业化的思维主导下，乡村教育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成为乡村衰败的重要推手，目前乡村流出人口中的30%以上是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外出的，乡村提供不了好的教育，家长们被迫离开乡村，一所所乡村学校也因此关门大吉，农民因之每年要增加1-2万元甚至更高的机会成本。更要命的是，城市取向的单一知识体系，使乡村教育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大量乡村孩子被培养成“不城不乡”的城市边缘人。曾经刷遍乡村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口号，成了某种梦呓。乡村教育成了抽水机，一方面使乡村会考试的人才通过教育这条管道被输往城市；一方面又使无法通过考试的乡村人才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乡村教育无法为乡村培养建设者，反成了祸害，这种“抽穗式”的敌人，不可不察。

乡村的三号敌人送给化学农业。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激素抗生素，如今成了农村种养业的标配，其造成的农业面源污染对全球气候暖化的贡献率达到21%，远高于工业（14%）。化学农业的这种负外部性一方面使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受到极大的挑战，一方面也严重地破坏了乡村的生态系统，使乡村内部的生命系统变得越来越脆弱，农民的生产生活进入恶性循环状态。不健康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必然是不健康的身体，不管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深受其害，这种敌人，要坚决予以打击。

脆弱的公共服务系统是乡村的四号敌人。这十几年来十几万亿的乡村投资，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硬件设施，再偏远的乡村都有水泥公路可以通达，但是这些投资却没有同步改善乡村的公共服务系统，农民的看病养老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改观，八九十岁老人孤身一人在家得不到社会支持的现象还很普遍，医疗资源和教育一样，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乡村顽疾，几十年无解。

被利益捆绑的政策是乡村的五号敌人。比如鼓励农民组织起来的政策，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允许农民在具体的某种产品的生产领域展开合作，却无视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的综合性和高风险低利润特点，不允许农民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展开利润率相对较高的信用保险合作，农民的合作成本无法通过单纯的生产性合作来覆盖，而使众多合作社名存实亡，合作社法规成了一堆废纸，农民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组织起来。再比如涉农补贴政策，在农业资本利益集团的引导下，成为典型的为农业精英制定的政策，众多小农被排斥在这类政策之外。大家可能还能举出不少类似的政策，其共同点就是这些政策只为少数利益群体服务，使中央的善意无法惠及到大多数农民。

以上，简要列出乡村的五大敌人，相信你还可以列出不少，但我认为这五大敌人是比较顽固和强大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主要解决掉的敌人。以下，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些敌人的进攻，进而发起反攻。

一、以“本土化”为战略，重塑本土文化自信和经济自信，抵御“五化”对乡土社会的过度侵蚀。重建乡村互助型的经济系统，以镇域和县域为半径构建一定比例的内部市场，重振乡村手工经济和合作经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恢复乡村经济主体性。扎根于乡土的中华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对外来文化都能“食而化之”，但对近代以来激发人性欲望的资本文化却似乎无从下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子说“镇之以无名之朴”，主张以敦厚笃实来镇住人们的“欲”，诚然。所幸乡土社会尚有众多“无知无识”的村民，由于受教育少而保有更多的“朴”，但这些“朴”需要有更多的自信，才能抵挡住“欲”文化的冲击。

二、促进知识回归和教育回归，以“在地化知识”为基础，发展“在地化教育”，逐步形成符合乡村利益的互助教育系统，真正回到“人民教育人民办”的轨道上来，进而壮大农民力量。教育是人的力量之源，但只有扎根于乡土的教育才是农民的力量之源，乡村教育不是要培养更多的城市竞争者，而是要培养更多的乡村建设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尽可能恢复教育产业化以来被撤销的乡村学校，并且有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到这些学校，其次需要赋予乡村学校更多的地方办学自主权，把乡村学校的目标转到乡村建设上来，转到更为多元的知识生产和学习上来。

三、加强城乡融合，以“一村一社区”为抓手，促进农业生态化转型。一方面以城市社区（社群、企业、单位）为单元，开展持久而广泛的消费者教育，提升消费者的生态意识，推动建立消费合作社；一方面以“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社的构建为抓手，开展农民的生态教育，推动农民的生产性合作向生态转型。在分别开展市民和农民的组织化工作的同时，建立城市社区与乡村的结对互补关系，实现城乡资源的良性互动。

四、加大乡村公共服务投入，大力发育乡村社会组织，壮大乡村社会力量。过去四十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量市场主体涌现出来，未来需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同步，需要大量的社会主体涌现出来，如此才能使整个社会趋向平衡。乡村社会组织是化解乡村社会问题的重要依托，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加大培育力度，使之担负起乡村养老、文化、教育、助残、助教等社会服务的任务来。乡村医疗体系则是一个如何使其回归到为人民服务中来的问题，这一点和教育回归的难度一样大，是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但既然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大战略，乡村的这些硬钉子就要敢于去碰，否则难免又会沦为“口号振兴”。

五、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人民的参与度，最大程度防止政策落地的“精英俘获”。乡村振兴以农民为主体，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有权利参与到相关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需要创新机制扩大农民的参与度，并在这一参与进程中提升农民的参与能力，唯其如此，也才能提升政策制定中的“农民视角”，才能最大程度防止农民利益上的“精英决策”和“精英俘获”。举乡村规划的例子，由于缺少村民的参与，过去大多数规划不是被锁在抽屉里，就是不切合乡村实际，造成乡村破坏，本来就不多的钱被浪费或进入少数人的腰包。

以上，每一项都是系统性的大工程，都是硬仗，都不是短期内能够攻下的，所以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展望到2050年。这场乡村保卫战注定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城乡合力，上下一心，久久为功。

2019.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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