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经济状况分析的最新知识，并讨论了女性主义经济学当前的课题和方法论。首先，本文重点介绍了英国学者Elson Diane提出的全球化是由金融领域、生产领域、再生产领域以连接关系构成的方法论。其次，详细描述了金融危机之后，非主流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共同意识到，一向忽视再生产领域研究的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后的财政、金融调整措施对种族、阶级、性别的分层化影响以及经济危机起源的认识是空白的。最新的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提出“家庭金融化”和“金融过度包容”等概念，为重新理解金融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连接方式、开展金融危机起源分析、了解阶级分层和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了方向。最后，作者通过对美国次贷经济危机的实地调查采访，借助中层分析方法发现，次贷贷款经理人充当了市场权力的“中介”。
一、序言
目前的学术体系框架将一个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经济、社会分析的基础单位，并将国际关系理解为几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当代全球化的特征是，在上述学术体系框架及其发展方向中开始出现一些无法被理解的现象和无法被归纳的事物。比如，当今国际经济学研究主要围绕资本、劳动力、资源等国民经济基本要素构成的各国国民经济关系展开。然而，在现有国际经济学框架下，伴随着国际贸易、资本自由化、生产国际化的出现，以下问题引起很大争论：如何理解跨国企业内部复杂的组织结构以及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状况？劳动力商品化产生的困境和粘性(译者注：粘性一词出自凯恩斯经济学中的价格粘性，这里是指劳动力在国际流动中呈现某种特定模式)如何在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中呈现出个体认同和规范性？总的来说，围绕宏观层面、全球层面的分析方法以及理论前提的讨论，依然是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非常重要的课题。
本文将介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世界经济状况分析的最新见解，并讨论女性主义经济学目前的课题和方法论。
最新的女性主义经济学研究指出，全球层次的分析不应只停留在“生产领域全球化”“再生产领域全球化”与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些研究聚焦2008年后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世界经济，实证分析了以往女性主义经济学中从未涉及的题目——金融领域全球化和社会性别关系。最新研究促使人们产生了理解当代新课题的紧迫感。
下面简单介绍Elson Diane提出的金融领域、生产领域、再生产领域这三个专业用语。这三个概念的使用在女性主义经济学中已非常普遍，它们具体是指如下方面。
第一，生产领域是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财物、服务的总体。另外，还包括正规经济统计中不包含的非正规(informal sector)生产活动，以及无利润、以基本维持生存为最终目的的小农生产和个体经营。也就是说，生产领域不仅包括资本主义企业的活动，而且包括不易获利或非营利性、非资本主义组织体的活动。提到生产领域全球化，不只可以让人联想到个体经营者、小农阶层对资源、种子、农药等生产手段的保护和国际贸易，而且可以让人联想到它们已成为跨国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一环。
第二，再生产领域是指生命、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近年来，家务、育儿、看护、介护等照料/再生产劳动相关领域备受瞩目。进一步讲，再生产领域是指人们为了经营日常生活、接受教育和社会化而补给、调节直接关系中某种服务的生产领域。同时，该领域也包括身体器官(脏器、血液、卵子)等以生命科学为基础的交易行为。因此，再生产领域全球化囊括伴随劳动力国际流动产生的再生产劳动全球化和生命、身体资源的国际交易。再生产劳动力不仅包括有酬劳动者，而且包括有酬劳动和契约劳动之外的“雇员”和被强制劳动的“奴隶”。
第三，根据Elson Diane整理，金融领域是指：①制度化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各种国际金融机构；②公共储蓄组织、地区信贷组织、有部分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公共融资机构(如公库等)；③非正式的金融机构等。换句话说，金融领域包括正式、非正式、非营利性金融机构以及它们组织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活动。
到目前为止，女性主义经济学领域中有关金融领域全球化的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主导的结构调整政策及其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相关研究还聚焦于发展中国家针对女性个体经营小组发放的小额信贷。本文关注的金融领域全球化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而且涉及发达国家内部正在出现的现象。
沿用Elson Diane的构想，金融领域、生产领域、再生产领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同时相互重叠。根据重叠方式不同，三个领域不断进行调整和循环。但是，某领域经常作为属系统运转，而重叠部分则会出现破产和危机。在这里，主要讨论三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及特征。
第一，三个领域都包含不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非资本主义部分。比如，生产领域中的小商品生产者、小农，金融领域中的开发金融、消费者金融、非正规金融等。虽然再生产领域被商品经济不断渗透和兼并，但其中的一部分依然以无酬照顾/再生产劳动的形式存在于家庭和社区等非市场组织中，这些非资本主义部分最容易凸显性别非对称性。女性主义经济学议题经常选择边缘部分作为性别分析的主要对象。
第二，对三个领域相对独立性和连接(articulation)的认识。对三个领域相对独立性和连接的认识不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在女性主义经济学中诞生的。自第二波女权运动引发的20世纪70年代针对家务劳动的争论以来，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生命、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一直是争议的焦点。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话说，“资本主义和家父长制是否具有相对独立性”，“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modes of reproduction)的相对独立和重叠”，或者是“经济方面考察与文化、政治方面考察的相对独立”。对当时女性主义的主要批评是“相对独立论明显是对经济主义(甚至有人说是对阶级理论)的脱离”。
针对人们对于相对独立论的批判，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指出，相对独立论立场并不是对经济方面考察的放弃，而是对经济还原主义的批判[2]。换句话说，为了反对很多女性主义流派中出现的文化主义、性别劳动分工规范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指出，对女性歧视和压迫的背后存在经济和物质基础。女性主义理论浪潮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性别歧视是有经济基础的，而这个经济基础是包含在资本主义构造之内并与之产生重叠关系的。上述认识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经济学会成立的基础。
Elson Diane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劳动价值论的代表理论家之一。除Elson Diane外，英国的经济学家Simon Mohun和Susan Himmelweit也深受鲁宾学派影响，其学说中的抽象劳动论——通过价值形态之后才能生成抽象的人类劳动——贯穿始终。另外，Elson Diane和她的伴侣Ian Steedman主张的物量体系—价值体系—价格体系理论对价值体系理论的必然性保持了质疑。在英国，特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鲁宾学派反而与欧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保持距离，坚持相对独立论立场。
这一系列的论争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是对“家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吗”等问题的回答——“这并不是形成价值的劳动。形成价值的劳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劳动。但是，以家务劳动为代表的不形成价值、不直接接受货币评价的无酬劳动也是一种劳动”。另外，Himmelweit主张，只要满足三个条件——机会费用的产生、社会分工的一个部分、第三者可替代——就可以视作劳动[3]。因此，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利润追求理论领域的劳动，是有可能作为劳动进行分析的。这个由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的“暂时的”解决办法，理论上承认系统之间的相对独立，同时根据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部的商品经济理论解决问题，所以依然存在理论上无法解释的“边界领域”“连接部分”。这对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全球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笔者看来，女性主义者主张的计算非酬劳动时间实际上是计算生命能量支出时间平均值，是“实体主义”的东西，和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时间概念很接近。但是，劳动时间的付出无法用商品经济理论解释。劳动时间的付出通过反复的劳动投入，逐渐接近社会的必要劳动水准，在过剩的情况下，会作为假定劳动被消耗掉。只有在付出劳动时间不足的情况下，才会以再生产危机(译者注：此处指生命、人、劳动力的再生产危机)的形式出现，与社会再生产产生关联。
Elson Diane认为，在当下生产领域、再生产领域之外，有必要单独讨论金融领域。这时女性主义经济学不能只停留于现象分析，而应该考虑理论课题。这是因为，如果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理解为一般性的生产或商业危机，那么它对于性别方面的影响就表现为女性失业和就业不稳定，或是相对低工资导致恶劣条件下更多受雇男女的失业等。但是，如果只是如此，那么理论上金融领域无须具有系统独立性。
也就是说，三个领域互相连接的理论构造中，有必要理解金融领域本身具有的相对独立性，需要将金融领域发生危机现象作为与“一般性的生产、商业危机特殊阶段的货币危机”不同的“货币危机”(译者注：马克思认为有一种货币危机是可以单独产生的，其对工业和商业起反作用。这种货币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它的直接影响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问题进行考察。
伊藤指出，这种直接影响金融并对产业、商业发生反作用的货币危机可以被当作“第二类货币危机”[4]。除理论分析外，伊藤认为，理解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结构性原因时，需要考虑汇率浮动制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重叠，投机性金融膨胀和崩坏的反复出现，以及住宅金融领域投机性扩张带来的劳动力金融化不断扩大加深[4]。
如果伊藤的主张成立，那么女性主义经济学在针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的现状分析中，若将“金融领域”作为方法论，则必须将“金融界成为直接影响范围，并与一般性的生产、商业危机不同的货币危机”“第二类货币危机”作为与再生产领域的连接部分进行处理。换句话说，生产领域并不在金融领域和再生产领域连接功能的链锁反应中。在金融领域和再生产领域的连接面上，两者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与反作用，以及两者如何连接与脱离连接(articulation/disarticulation)，都须成为今后的研究课题。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金融领域和生产领域的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必须考察金融领域和再生产领域连接部分中投机性金融膨胀和崩坏问题。由此，必须思考再生产领域基础单位家庭的金融化(financialiation of households)程度不断加深的现象。
伊藤认为这个层面是由现实资本过度储蓄——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根本性矛盾是劳动力无法商品化这一理解——导致的，主张可以将典型的经济衰退和危机原理作为考察对象。伊藤指出，特别是经过20世纪70年代布雷斯顿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引发的通货膨胀之后，新自由主义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劳动力商品过剩、现实资本过剩、闲置货币资本过剩三种过剩，三者不能有机连接引发了长期性经济低迷，这个过程中，住宅金融等消费者金融取代自筹资金的企业成为新的融资对象，并进行攻击性扩张。伊藤称这是“劳动力商品化之后的劳动力金融化以及不断深化”现象(译者注：伊藤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特征之一就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先驱典范——美国金融体系下，广大的劳动大众陷入住宅金融等消费者金融的同时，投机性泡沫经济发生破灭。劳动大众不仅要遭受剩余价值剥削，而且要承受金融化带来的多重剥削)。
据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把具有性别非对称性、跨境汇款和照顾劳动互惠体系运转的国际范围大家庭作为女性主义经济学中现状分析的研究对象，当前性别分析研究对象要以“家庭组织”为主。全球金融、生产、再生产领域的连接图见图1。
图 1 全球金融、生产、再生产领域的连接图
三、女性主义经济学中的“金融化与性别”
(一)“对话”
基于上述讨论，接下来介绍当代女性主义经济学中有关“金融化与性别”的讨论。
女性主义经济学与异端经济学(也称非主流经济学，hereodox economics)以及将集体之间和集体内部差距、不平等作为研究题目的学者之间，是否有可能就经济、金融危机、不稳定性展开对话呢？2013年，《女性主义经济学》(Feminist Economics)的责任编辑Fukuda-Parr Sachiko、James Heintz、Stephanie Seguino策划了一期特辑。该特辑有一个“刺激”的标题：《有关经济、金融危机的批评意见——异端宏观经济学遇见女性主义经济学》。在该特辑中，首次追问了女性主义经济学会成立20年间这种对话发生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初，女性主义经济学会是由凯恩斯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激进派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理论学派出身迥异的女性主义者组成的跨学科国际学会。因此，与其说女性主义经济学首次与异端经济学相遇，不如从重新确认女性主义经济学理论来源角度用“再会”(再次相遇)一词更为合适。另外，当今女性主义经济学经常被认为是异端经济学中的一个新潮流。对于异端经济学来说，与女性主义经济学首次“相遇”实际上还有着一段距离。
女性主义经济学在过去的20年间，在微观层面上，从对经济人假设(homo economics)、霸权式阳刚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进行批判，到对无酬劳动论、照料劳动论、再生产劳动论、感情劳动论、路径依赖进行讨论；在中观层面上，以分析家庭为主的集体之间或集体内部的协调、对立关系为主；在宏观层面上，对财政、税务制度、社会保障、劳动市场等宏观经济问题进行性别分析，讨论工作生活是否可以兼顾以及福利体系；在国际层面上，对全球化经济相关的跨国企业国际转移、转移价格操作、技术转移、生产过程的分散与结合、劳动力性别化的状况、当地劳动力调配方式、照料劳动力的国际移动等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女性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有：
(1)认识论上，坚持历史现实主义(historical realism)和立场理论(standpoint)[5]。
(2)存在论上，以理性经济人男性假设的批判(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批判)为重点，讨论包括“人类存在的相互依存性”“主体间性”在内的“集合性/集团性和个人之间协调/对立的交涉(activity)、操演(performativity)”[6]。
(3)客观性、合理性上，讨论“强合理性”的“目的的选择”“弱的客观性”[7][8]，以及“立场理论”“基于情景的主体性”(situated subjectivity)[5][9]。
(4)分析焦点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积累过程中被连接、边缘化，不可见领域中社会不平等、差距的发生路径、分层化、社会性归因，并考察社会愿景是否达成。
(5)向国家或国际组织提出批判市场中心主义政策的替代方案，尊重少数意见、多种声音。
但是，这20年间的理论成果除了被视为“女性主义者半夜的戏言”，是否值得一听呢？“对话”比“对立”更加需要勇气。
Fukuda-Parr等提出：“异端经济学认为放宽金融监管、资本流入的不平衡以及收入、财富不均衡增长都是导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因此他们主要围绕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但是，这样的分析容易让人忽略经济/金融危机前后经济途径或政府措施对分配的广泛(社会)影响(有什么变化)。”[10]另外，女性主义经济学主要关心“多元途径的分层化(stratification)，即种族、阶级和性别带来的分层化对经济危机发挥了什么作用，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多样分配制度”[10]。总而言之，女性主义经济学重点关注“经济危机引起的分层化以及经济危机对福祉(well-being)的长期影响”，这也是社会再生产研究关注的要点。
异端经济学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之间存在两个主要不同的关注方面：其一，异端经济学更加关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积累过程、结构性矛盾、经济循环带来的‘解决方案’等原理性解释和以此为参照基准的历史理论化和现状分析”，而女性主义经济学更关注“历史性非市场因素路径依存性”，以及“构建一个通过作用与反作用动态度变化的市场开口部的资本主义市场景象”；其二，异端经济学关心“一般均衡理论的批判”等理论，女性主义经济学关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随着危机加重、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和社会再生产结构性(不)可能对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如何打破彼此不同的关注点而进行对话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性影响促使女性主义经济学加速对“金融化和性别”问题的研究。凯恩斯派女性主义经济学者印度德里大学教授Joyoti Ghosh对上述女性主义经济学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如下描述。“当我们意识到金融以及经济危机根据性别、种姓、国际等因素而产生不同影响时，有必要思考对于正在进行正规、非正规经济活动、无偿劳动的女性来说危机意味着什么。”[11]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能理解“几个特定领域采取的经济金融危机应对战略是否具有性别敏感度是如何关系重大”，并且分析“危机产生的不同社会影响”时，只有采取“考虑到对女性产生影响的政策”才能找出“恢复可持续性公平经济的可能性”[11]。Joyoti Ghosh是在考虑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情况下发表此番言论的。我们可以明白，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关注点是金融化的不断深入会对性别、种族、民族、宗教、国籍等差异产生怎样的影响、怎样制造出分层化的路径依存性和社会结果。所以，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引发对彼此理论前提的再思考以及与理论“对话”的可能性。
(二)从异端经济学角度来看家庭金融化
阶级分化、贫富差距/不公平等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关注点与异端经济学的理论见解有什么联系呢？
Fukuda-Parr等在上面提到的特辑中，围绕结构性危机和不平等、金融化、全球不平衡三点展开了讨论。受篇幅所限，本文仅介绍其结论部分中结构性危机和金融化的主要论点。
Fukuda-Parr等对异端经济学的观点做了如下归纳总结。
1.结构性危机和贫富差距/不平等
一国之内、国家之间(指冷战时期的南北方国家)、家庭之间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逐渐增大。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与新国际分工(NIDL)发展带来的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自由化、放宽对劳动市场监管(劳动力的女性化)导致的结果相符。
这样的倾向已被美国国内生产性和实际收益的比较研究等实证统计研究所证实[12](见图2)。也就是说，生产能力虽然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并不能增加劳动报酬，反而出现劳动报酬下滑倾向和停滞现象。总收入中劳动报酬与资产收益比率上升，也就是说，劳动收入和资产收益(非劳动收入)的差距更加明显。
图 2 美国生产领域劳动者的平均实际收益和生产力水平(1964-2009)
重要的是，这样分配的回潮性变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凯恩斯政策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撒切尔夫人政策、里根经济政策)转变，90年代至今不断加深。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不仅由劳动收入引起，随着资产收入比重增大，劳动收入和资产收益比不断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水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Palma指出单单根据基尼系数是不够的，他认为阶层间不对称的再分配途径(40%的底层支撑着10%的上层)是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层面的问题[12]。
金融化是指全球经济中金融交易的量、质和复杂性增加。具体是指：(1)经济活动中金融动机增强；(2)与金融利益相关的作用和权力增大；(3)偏向于通过金融投资获取短期收益，同时避免生产性资本投资。
金融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养老基金、信托投资、生命保险等机构投资者增多；(2)家庭收入中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依赖度增加；(3)国际证券投资的扩大化。
Hyman Philip Minsky的金融不安定假说(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就建立在这种认识上——信贷的供给是内生的，信贷是针对需求的反应。换句话说，经济景气时，人们对未来前景充满期待，信贷需求增大，负债资金投资增大，因此，基于对未来用利润进行偿还可能性的预期，为了获得投资机会筹集负债资金，就产生了信贷。信贷本身具有投机需求，流动资金涌入金融市场和资本资产市场后会抬高资产价格。资产通胀会增强人们对未来的积极期许，从而进一步推动信贷需求，其结果是产生超过劳动收入的过度负债状态。简单来说，就是未来现金流和对未来现金流要求金额不对等。一旦用来偿还负债的现金流被截留，或是资产价格下跌，经济就会变得非常脆弱。这就是经济金融化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脆弱和不稳定。
对于女性主义经济学来说，Hyman Philip Minsky的假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对分析金融以及企业活动很有帮助，而且对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美国普通家庭很有帮助。原本，经济学中的信贷理论以商业信贷、银行信贷、中央银行这样层级构造的理论化为基础，普通家庭特别是劳动者家庭的信贷问题一直被置于经济理论之外。即使有家庭信贷问题，也只是一种残存的非近代形式的高利贷金融，是促进商品买卖的一种手段(促销活动)。如果在以往经济学中的信贷理论中尝试寻找金融与性别的相关理论框架，就会发现它们早在设置议题阶段就已经被排除了。
因此，促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房屋抵押金融贷款问题就是美国经济中家庭部门负债过度膨胀引起的制度性脆弱。Hyman Philip Minsky的假说不仅适用于分析企业活动、资本间竞争，而且适用于分析现代全球化时代经济危机与家庭经济——家庭金融行为(不限于消费和储蓄)之间如何联动。而家庭经济组织内部的团体或个人的金融行为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
图3所示为1980-2011年美国经济家庭开支方面负债收入比和负债占家庭所有金融资产价值比。
图 3 美国家庭的工资收入与金融资产中负债比率
资料来源：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2012,in Fukuda-Parr,S.,Heintz,J.,& Seguino,S.，“Critical Perspective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Heterodox Macro-economics Meets Feminist Economics”,Feminist Economics,2013，19(3):7.
从图3可以得出以下结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美国，“相较于工资，负债在不断膨胀，脆弱性增加”。首先，家庭收支中负债占金融资产价值的比率并没有增大，金融资产价值上升导致负债上升。也就是说，资产价格上升让人们忽略了债务的不断增多。其次，负债占工资的比率在2000年初超过了80%，在2005年前后达到了100%，在2008年前后上升到110%左右。新的债务大多来自次级房贷、房屋抵押贷款等。
这意味着，在这个时间节点，家庭只能期待资产价格上升。“不断增多的负债和对金融资产、不动产价值的过多依赖”也将中间层卷入进来。Fukuda-Parr等把这样的现象称为家庭金融化。“金融资金调配的可行性经济”中，不仅包含企业组织，而且包含家庭。“经济金融化”的边界已经渗透到家庭内部。这正是Elson Diane提出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对全球化问题分析的新课题——金融领域与再生产领域的连接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房屋抵押权被整体证券化的过程和影子银行的增加极大地推动了金融技术的创新。对于追求高收益、高杠杆、高风险的投资者来说，房屋担保证券的开发以及金融技术的创新等为他们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女性主义经济学并不只关心这些结构和金融技术及其使用过程，其更为关心的是高风险金融市场与社会阶层化问题之间的关系。
四、阶层分化的经济学含义——中层分析
1.美国次贷抵押担保贷款危机的性别分析
Dymski Gary, J. Jernandez，L. Mohanty在2013年的《女性主义经济学》杂志中，从女性主义经济学立场讨论了美国次贷危机[1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涌现出很多经济学论文，将它们和其他社会科学论文进行比较和概括性讨论，能够为性别研究提供极为重要的线索。
这里，我们将讨论Dymski等提出的问题、研究方法以及他们如何用性别视角切入金融排斥和金融包容议题。
Dymski等认为，“美国次贷抵押担保贷款和冻结房屋危机是关于种族和性别的阶层分化如何通过权力得以推进并影响经济运行的典型研究”[13]，并提出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历史上原本人人应当平等享有住宅金融使用权，但是少数族裔和女性的该种权利向来被剥夺。为何次贷房屋抵押担保信贷中会过度包容(super include)他们呢？
第二个问题：21世纪初的购房热中，泛滥的抵押贷款——意味着过度竞争借贷的泛滥——为何不能降低那些还贷能力弱、背负高额抵押贷款重担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比例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Dymski等认为有必要引入Elson Diane称之为“中层分析”的理论。“我们需要关注次贷被创造、被扩散机制中存在的社会构造。长久以来，少数族裔被剥夺了购买住房、获取抵押贷款的平等权利。运用中层分析可以在历史中验证市场权力如何被获取以及如何被利用。”信贷市场对于性别、民族、种族、国籍等社会性特征而言并不是中立的。信贷市场分析中导入中层分析方法意味着，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将市场参与者的市场交易行为当成一种具有社会性特征的实践活动：(1)(市场参与者)拥有多少资源和替代方法；(2)这些资源和替代方法在市场中能发挥多大作用(该作用是有利还是有弊)。市场交易在这种被构建的社会关系中形成。对市场交易中权力关系的分析称为中层性别分析。通过中层性别分析可以得知，“经济”领域和社会关系并不是可以切割、相互独立的领域，而是相互关联、互相参照、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中层性别分析不提前预设宏观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市场中立，而认为市场的具体形态是一种“可以行使市场权力的具有社会性特征的实践场域”。基于中层性别分析的这种认识，可以在对信贷市场进行经济分析时加入歧视这一分析范畴，这样一来，也就可以对被认为是最没有性别问题的信贷问题进行性别分析了。
换句话说，可以根据Elson Diane提出的金融领域中层分析方法，论证“复合型市场中种族歧视渗透带来的影响与力量微弱的规范共同作用下，银行或各相关金融机构、组织是如何对少数族裔兜售次贷，把他们当作一个借贷复合体的攻坚难点进行操作，让这些人拥有想要短期内获得利益最大化动机的”[1]。“通过宏观和微观角度观察不到金融机构对市场权力的滥用。20世纪中叶，种族这种历史遗物分割了都市空间，而后又推波助澜了这几十年来的金融排斥。”[1]
2.美国次贷的出现和结果——概况
接下来对有关美国次贷的出现及其扩散路径的主要论点进行整理和介绍。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美国出现伴随利率下降的经济衰退。这推动了银行业务的制度变化，银行和储蓄银行(thrift)掀起了合并浪潮。银行业务活动范围不断扩展，新金融产品被开发出来，贷款契约缔结时的个人信息被置于标准化评价体系中进行衡量。由此，房屋抵押贷款市场得以重新调整。房屋金融不再通过储蓄银行的储蓄而是通过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运行。
房利美(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和房地美(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将满足保守的贷款/收入比和首付(分别为30%和20%)的基准，允许做普通期权抵押，并将其证券化后作为新的金融产品进行出售。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涌入由于储蓄银行衰落而腾空的市场中。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在20世纪80年代末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市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抵押担保证券化急速成长起来，这大大改变了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地区的金融服务情况。
少数族裔聚集区的金融服务都是通过边缘银行(fringe banking)(译者注：小银行、周边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进行的。边缘银行的金融服务行业推动了支票兑现商店(check cashing store)和金融企业的增多，并且推广了连锁加盟店信用卡结算业务。期待发薪水和返还税金的贷款大量增加。大银行通过收购支票兑现商店和金融机构加入进来，为作为出借方的边缘银行提供资金。高利息、高手续费、严厉的不偿还惩罚规则以及短期的偿还期限等金融手段导致这种复合型信用分配链构具有“掠夺性”(predatory)。这实质上是代价高违约概率也很高的贷款。这类“掠夺性”金融产品以女户主家庭、失业者家庭、服刑者家庭、未加入医疗保险家庭等无望享受贷款的人群为主要目标人群。
20世纪90年代中期，次贷作为一种最具掠夺性的贷款(predatory lending)已经出现。最初，“掠夺性”金融产品在少数族裔聚集区售卖。比如，向没有现金却持有房产的家庭兜售二次抵押贷款，向少数族裔、女性兜售房贷。1993-1999年，美国次贷在少数族裔聚集区达到破纪录的增长率——900%。Bradford运用2000年HMDA(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的数据对美国全国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与白人相比，非裔美籍人接受次贷的比例高出2倍，拉美裔美籍人略低于2倍[14]。
1988年花旗银行开发了结构性投资工具(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IV)。随后，其他银行开始运用商业票据作为账外资产，通过高收益的证券来筹集资金。
信用评级机构对掠夺性贷款等证券的评级降低了证券风险。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AIG)等公司对包括次贷在内的证券发行了信用违约交换(CDS)，保证了证券持有方的利益。比如，没有直接借贷关系的企业在即时预见今后风险的情况下成为CDS购买方，从而减少了该企业破产的风险。在这种意义上，CDS成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但是，实际上CDS的交易与上述的风险原则上是没有关系的。风险保护本身形成了市场，吸引第三者进入自由交易的“金钱游戏”中，而该“游戏”中存在商品的本质。
不同于保险业，CDS并不用确立准备金制度来做支付担保。次贷问题面对的美国国际集团是数十亿美元CDS的卖家。美国国际集团一旦破产，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美国政府通过公共资金对它进行融资和经营再建。
这样一连串次贷的扩散路径和结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通过征收高利息和高手续费等手段，将原先被拒绝在信贷门外的贷款人(也就是被金融排斥在外的少数族裔和女性)变成华尔街获得高额现金流和风险再分配工具的核心人群。如果女性、少数族裔以及少数族裔聚集区不符合房贷标准，那么为何他们会出现在次贷洪流中，系统性卷入其中而没有减少呢？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起因于房产泡沫。但是，这一解释并不能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如前所述，次贷在房产泡沫出现很久以前就已经出现，次贷只是扩大了房产泡沫而已。
第二，被认为灵活运用“高度发达的金融技术”的各种金融商品以及所谓“保持中立”的信用评级机构等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历史性社会关系中，并以此为前提成长起来的。这说明，次贷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出借方需要规避风险。
20世纪90年代中期，次贷已明显地表现出掠夺性的一面。随后，在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等高风险信贷突破性成长的带领下，掠夺性贷款进一步扩张。这样的制度性工作包括许多种类的负债和贷款，如信用卡负债、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组合住房贷款等。90年代末，资产担保证券市场已经膨胀到约一万亿美元[15]。
值得关注的是，在次贷的扩散途径中，“高风险定义”本身发生了变化。原本，次贷的出借方是以贷款方的住房作为抵押担保的。事实上，这种抵押住房是为了改善低收入和生活不稳定的手段。在多数地域住房价格上涨中，高风险定义转换成：在预测住房价格上涨情况下，进行不可持续的“相当于收入同等数目”的贷款。2006年住宅价格上涨时，次贷占据美国住宅市场的23.5%，成为新用户的首选。这不仅对信用评级较差、无法从正常渠道贷款者的住房贷款而且对信用评级较高者的住房贷款产生了影响。这是因为，原本基于收入、就业状况的社会阶层划分标准转换成了以住宅价格上涨为前提的每个家庭的负债承受程度。
女户主家庭和少数族裔家庭成为次贷的主要目标人群(见图4、图5、图6)。单身女性购房热出现的时间与次贷增多、房地产泡沫的时间节点是一致的。根据全美不动产业者协会的统计数据，住房购买者中单身女性的比率在1981-2005年从11%提高到21%；相比而言，单身男性的比率一直维持在9%[16]。大部分单身男性家庭将收入的约1/10用于住房开支，而1/4的单身女性家庭会将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住房开支。
图 4 资产和收入资产比——少数人群和非少数人群家庭收支的中间值(1989-2007)
资料来源：FFIEC,2005,in Dymski,G.,Hernandes,J.,& Mohanty,L.,“Race,Gender,Power,and the US Subprimemortgage and Foreclosure Crisis:A Meso Analysis”，Feminist Economics,2013，19(3).
图 5 白人、非白人女性居民高额抵押贷款比率
资料来源：FFIEC,2005,in Dymski,G.,Hernandes,J.,& Mohanty,L.,“Race,Gender,Power,and the US Subprimemortgage and Foreclosure Crisis:A Meso Analysis”，Feminist Economics,2013，19(3).
综上所述，美国的金融排斥是指类似银行开户排除等无法享受通常金融服务的情况，但更为重要的是：日常货币不足；边缘银行、支票兑现商店、金融企业对于信贷服务的依赖；期待发薪水和返还税金的贷款变得日常化。实际上，这种金融排斥中最大的特质是被全面拒绝而无法获得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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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白人、非白人男性居民高额抵押贷款比率
资料来源：FFIEC,2005,in Dymski,G.,Hernandes,J.,& Mohanty,L.,“Race,Gender,Power,and the US Subprimemortgage and Foreclosure Crisis:A Meso Analysis”，Feminist Economics,2013，19(3).
次贷打开了以往金融排斥中对借款人审查最为严厉的抵押金融大门。并且，被开发出来的次贷从一开始就给住房贷款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味。Dymski Gary等人认为21世纪的次贷半数以上是为了满足维持日常生活运转的现金需要，而非为了购买新的住房[13]。因此，采用金融技术的各种证券开发、具有目的性的信用评级机制导致的空前房地产泡沫的背后，明显存在这样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不得不选择接受房屋抵押贷款中的不利条件，利用次贷来应对日常生活中资金不足。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背景的社会条件才导致房地产泡沫等问题。
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为何次贷房屋抵押担保信贷中会过度包容少数族裔和女性——的答案。与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金融服务的社会包容相反，建立在以往金融排斥历史基础之上的市场权力在这背后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21世纪初的购房热中，泛滥的抵押贷款为何不能降低那些还贷能力弱、背负高额抵押贷款重担的少数族裔和女性比例呢？答案是：在历史进程中，这些人是事实上的“中心”目标，这个回路的扩张和增幅是将从前社会阶层方面的区分转变成新标准负债耐久程度，同时转变了“高风险”的概念。这个回路是信贷市场中借款方行使结构性权力过程中统治集团追求短期利益的一种手段，给借款方带来了许多利益和机会。
Dymski等认为“美国次贷和冻结危机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完美回答了如何通过金融权力扩大种族内性别非对称、种族和性别的阶层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经济末端”[13]。其社会结果就是，通过金融化诞生了与以前不同的对社会阶级的划分和规范。比如，女性主义经济学对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女性化”现象的讨论。当初，劳动力女性化是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世界性增长的分析，但是之后“女性化”可以理解为全球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生产外包等，以往以发达国家男性标准劳动力(家庭酬金、领取公共社会保障、雇佣关系中的交涉能力)为代表的正规雇佣模式解体。当时，女性的非正规劳动被认为是少数的、非正规的。但是，如果用如今的思考方式来理解，那么“少数的、非正规的雇佣形态”转变成为“新的劳动基准”，不能抵抗劳动市场放宽政策下资本、企业不断增强的攻势。女性化一方面改变了从前的社会阶层划分，另一方面对重新改变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阶层构造起到了反作用。女性主义经济学最近开始讨论金融的女性化。它是指通过金融化和性别分析探析究竟发生了什么、爆发了什么，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这种现象需要同时具备发生金融包容、金融排斥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真实场所(place)以及行使金融权利的空间(space)。另外，这种现象并不能在生产领域连接金融、再生产两个领域时被发现，只能在对金融领域和再生产领域单独连接或脱离连接形态进行现状分析时才能被发现。
五、结论
种族、性别隔离会让人们的处境更加脆弱。这种脆弱性通过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势地位呈现出来。处于这种弱势地位的人群很容易被贴上有风险的标签，因此，他们只有在不利环境下才能进入市场，这就为次贷和掠夺性贷款的滋生创造了可乘之机。
对于只有在不利环境下才能进入市场的人群，贷款经理人常常成为劝诱他们贷款的中间人。这时，贷款经理人人数会出现增长。贷款经理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呢？鉴于在有关次贷问题的论文中并没有太关注贷款经理人，本文将在此讨论贷款经理人的问题。
银行首先和坐拥高收益的证券公司进行斡旋并收取手续费，然后向房贷中介公司支付手续费。贷款经理人供职于房贷中介公司，其收入来源于贷款合同中规定的手续费。那么，什么是贷款经理人？贷款经理人是会直接见到贷款申请人，向其解释贷款条件并劝说其贷款的人。贷款经理人常常具有和借款人的文化亲密性，如和借款人出生地相同，或是借款人的朋友，或是借款人的远方亲戚，等等。他们经常行走于历来被金融排斥的红线标示地区(redlining)，动用自己的情报网，找出合适的借款人。由此，他们帮助贷款方缩减了固定成本。如果是这样，那么贷款经理人究竟在想什么，又是如何想的？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作为“中间人”的身份呢？下面来自笔者2012年在美国洛杉矶对贷款经理人采访的一个片段。
提问者：我想了解一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中产阶层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回答者：我的工作内容与房贷方面有关，所以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我可以谈一下对市场动向的看法。我的顾客中中产阶层约占65%，其余是低收入者、中上层阶层、富人。但是，我的主要目标客户来自中产阶层。他们的家庭收入总和中间值为6.5万美元到8万美元。
提问者：收入多少可以在这附近购买房子呢？
回答者：不，在这附近地区是不可能买房子的。
提问者：听说你的母亲也在2008年买了房子。
回答者：是的，2008年。她为买房子已经犹豫很久了。2007年银行倒闭、业绩下滑、市场混乱。但是某种意义上这样的逆境对于人们来说是一次绝佳的机会。我也购买了房产，那是一套可以任意买卖的房产。
提问者：什么是任意买卖的房产？
回答者：任意买卖的房产是指以比卖方贷款额低的价格购入的房产。原房主的贷款还剩65万美元，我是以32万美元购入的，远远低于当初成交价格。
提问者：那剩余的贷款怎么办呢？
回答者：这就是我们行业的工作内容，和银行就降低价格进行交涉。
提问者：像你的房产这种情况，银行要损失约30万美元对吗？
回答者：的确，银行要承受部分损失，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冻结抵押财产都要比拍卖房产好。拍卖的话，房主有可能会尽量长期占用房子；逼退的话，房主有可能会在愤怒下对房子进行破坏，比如把铜管卸掉。
提问者：但是卸掉的铜管也卖不掉啊。
回答者：的确卖不掉。但是，银行为了拍卖房产必须花钱进行维修。
提问者：这样看来你做了一笔很好的生意。
问题回答者是贷款经理人W，其母亲出生于拉美，一边在洛杉矶市内的高级住宅区做保姆，一边拉扯孩子们长大。W出生于美国，毕业于加州州立大学，是一名贷款经理人。目前为止，W已经经手过许多房产。W为母亲斡旋的房产是其母亲原本居住地区价位相对较高的。瞅准次贷危机房产价格下滑，他力劝母亲购买。我们调查的时候，W的母亲说如果价格崩盘，亲友们都会帮助她的，所以会继续支付房贷等待价格回暖。在另一次采访W的母亲时，她依然表示不会放手，和儿子意见一致。对W的采访中，他坚持自己的主张：购买住房才不会任由房子荒废掉，这就是美国梦。
从采访中可以发现，W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中介”作用。他将社会上的不利环境看作“机会”。的确，对W母亲这样的女性家政工移民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如果没有W这样的中介，即使女性移民希望借贷，也缺少接触到住房贷款的途径。起到联结和抽出作用的“中介”在再生产领域全球化过程中极为常见。女性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与给自己祖国寄钱的资金流动方向正好相反。移动的女性化是指通过从周边向中心的女性移动，促使资金由中心向周边回流。中心的周边储蓄资金再次回流到中心，这就是金融和再生产领域连接部分中“信用”所发挥的作用。保障这个连接，堵住金融和再生产领域分开部分缺口的正是W这样的中介。
金融排斥、金融包容实际上是伴随着金融排斥和金融过度包容的。从性别角度对金融领域的研究认为，信贷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及其结构性效果从宏观上讲是受以往经济学的市场中立观点影响，把金融过度包容产生的危机理解为制度设计过程中的动机构成失败，或是由金融技术创新导致，或是由异常强烈的欲望、无知导致；微观层次的个人合理选择理论认为这只是金融知识储备不足的问题，它们是被制度化的，是通过风险计算可以被处理的，是不证自明的以及能够被合理化的。
Elson Diane,Dymski Gary等积极引入中层分析法，可以解释金融权力形成过程和实际市场交易中当事人力量发挥的情况和产生的不均衡问题。Elson Diane,Dymski Gary等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采取准储备金制度，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货币只是一种流通手段。他们认识到了独立货币机能的重要性，对货币拥有的权力进行理论性解读。Elson Diane,Dymski Gary等的观点，令女性主义经济学中层层面不容易用肉眼观测到的权力产生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分层化力学变得可见，并可以被分析，也让我们认识到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性别敏感的事。
Elson Diane提出的三个领域连接关系理论框架，第一轮分析主要围绕金融和生产部门的力学和影响，以及金融领域对再生产领域的力学和影响展开；第二轮分析主要围绕经济危机通过金融化家庭的行为影响其他领域，包括对再生产领域的作用与反作用展开；第三轮分析主要围绕经济危机诱发的财政金融状况、经济危机对政策的影响，以及再生产领域显著调整对于经济成长产生的长期性影响展开。
本文讨论了女性主义经济学中最新课题“金融化和性别”研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方面的摸索，特别是涉及对金融领域和再生产领域连接构造的方法论运用，但还需要进一步对女性主义经济学关心的现状进行分析。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本文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4期第77-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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