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navi.cnki.net/knavi/journals/NYSK/detail?uniplatform=NZKPT大户时代“农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及启示——基于安徽省郎溪县农业变迁的思考民国农地信贷与小农地权流失：理解土地兼并的一个视角乡村的试探性策略——以华北太行山区的一场祈雨仪式为例功能性嵌入：新时期乡村监督体系的组织运行机制——基于鄂东南S镇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实践考察项目难以真正“进村入户”的生成机理及治理路径——基于L乡生物质取暖项目的案例分析林业经营主体规模对林权估值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福建省X市林权抵押贷款的证据金融知识对农村家庭资产规模的影响——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男性应该得的多?——基于对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态度的考察大户时代“农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及启示——基于安徽省郎溪县农业变迁的思考摘要：创新农业治理机制、提升农业治理效能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安徽省郎溪县的农业变迁表明：本地农业经营自然分化的结果是小农消退、大户崛起，并逐步形成以大户为轴心、多元主体参与的“农业治理共同体”。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农业生产全链条中大户与其他涉农主体的互动规则揭示“农业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机理：一是市场导向下大户与服务主体间的链式治理；二是社会导向下大户与本地小农间的协商治理；三是行政导向下大户与地方政府间的有限治理。以共同体为分析视角重新审视农业治理中“国家—社会—市场”的内在联系，为重构农业治理话语体系、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摘要：21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国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城镇化进程，由乡土中国迈向了城乡中国。由于大规模流动人口长期“候鸟式”地在城乡之间徘徊，他们只是在就业和经济收入上挣脱了土地和农业，却未能真正在城市中落地扎根，因此中国城镇化仍然只基本走完了上半程。未来的很长时期，中国将经历城镇化的下半程：大规模农民工将逐步回归家乡，在家乡的城乡社会空间体系中重新扎根下来，这将重构一个以县域为中心的新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形态。中国城镇化的上半程是挣脱乡土的过程，下半程的主题则是回归乡土，这一历史进程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一次巨变。民国农地信贷与小农地权流失：理解土地兼并的一个视角摘要：民国时期我国农地信贷市场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民间与官方并存的市场，其对农村土地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农地信贷与地权关系角度的研究发现，民国时期的农地信贷市场高利贷盛行，农地信贷的初衷是辅助生产，但是高息效应下挤压了小农获利空间，造成了土地兼并集中的现象。“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兼于一身，最终通过此方式大量攫取了小农的土地，而小农从自身角度来看，从每年偿付利息转变为每年交付租金，并没有很大差别。以农地为抵押品的传统农地信贷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农地具有金融“蓄水池”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农的经济困境。银行等官办农地信贷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小农回购土地，降低小农租佃比例，扶持农业生产经营，但由于民国时期通货膨胀等因素，其实际作用有限。乡村的试探性策略——以华北太行山区的一场祈雨仪式为例1. 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摘要：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祈雨作为一项重要的仪典广泛实践于国家与民间社会之中。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以及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祈雨被贴上“迷信”的标签之后便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因此，早已失去既往意识形态支撑的祈雨仪式即便被组织起来，其目的也绝不是祈雨，而是夹杂着其他的利益诉求与考量。基于太行山区桃园村复原的祈雨仪式的田野调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为了顺利将这项中断了五十多年的仪式重新启动，构建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进行策略试探以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可以说，仪式的复原既是社会记忆的再现与重构，更是乡村政治的仪式表达。功能性嵌入：新时期乡村监督体系的组织运行机制——基于鄂东南S镇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实践考察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国家试图通过推动监督体制改革来强化行政权力的合规性运行，进而降低基层治理场域中可能产生的治理风险。本文基于鄂东南S镇纪检监察机构的改革实践，分析了乡村监督体系进行自我重构的组织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依靠重点同步、过程同步、目标同步的方式完成了对乡村治理体系的再嵌入。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乡村监督体系的运行逻辑经历了从依附性嵌入到功能性嵌入的总体性变化。借助条块关系的重新调整，乡镇纪检监察机构得以通过具有总领性的问责权介入乡村治理事务的全过程，形成了制度纠偏和提升治理效能的绩效增量，最终改变了以往组织悬浮的合法性困境。项目难以真正“进村入户”的生成机理及治理路径——基于L乡生物质取暖项目的案例分析摘要：项目进村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乡镇政府与村庄社区不协同现象，主要表现为乡镇政府的单向运作和村庄社区的被动接受。山东省L乡生物质取暖项目的案例事实表明，项目进村实施主体单一，乡镇政府的项目决策过度“唯上”而忽视村庄实际需求，重视检查而忽视反馈和再修正。项目进村单方运作浪费资源、弱化乡村自治能力并引致乡村关系紧张。村庄社区对项目的被动接应表现为项目落地前“插不上话”和项目实施后“反馈无果”,这既与压力型的基层治理体制相关，又与基层政府行为、村庄自主性、乡政与村治的关系以及市场技术等相关。在项目进村实施中，变革压力型体制、培育提升村庄社区自主性、搭建乡镇政府与村庄社区合作平台、构建双向互动机制、破解项目进村技术难题是确保项目真正“进村入户”的关键。摘要：“共谋俘获”是乡镇政府针对项目调整的政策变通，意味着通过政策执行的灵活应对实现了目标替代。本文切入项目执行过程，从目标考核体制、项目实施环境与基层共谋三个方面，考察了村庄间项目调整中的政府行为逻辑与策略。在2020年县级政府实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试点方案中，贫困村安置点的产业项目申报与实施情况，被纳入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与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的“双线考评”目标任务。在此制度环境下，目标考核体制却无法兼容项目实施环境，贫困村的项目实施遭遇了土地利益纠纷，政策执行陷入困境。为了化解困境，乡镇政府通过采取基层共谋的非正式方式，借助精英间的“权力—利益网络”,在保证项目资产与分红收益归属贫困村的前提下，促使示范村俘获并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基层政府在项目调整中的“共谋俘获”表现了组织自主性受约束条件下的“积极行政”行为特征，遵循的是完成任务的逻辑，而非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林业经营主体规模对林权估值的影响机制研究——来自福建省X市林权抵押贷款的证据摘要：林权估值是决定林业经营主体外部融资的关键。本文以福建省X市林权抵押贷款数据为基础，对林权估值的实现机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在抵押林权经济价值相同的情况下，林业经营主体林权估值乃至外部融资受到其经营规模的影响，且这一影响在森林资源禀赋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建议在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加强对小、微林业经营主体外部融资的精准帮扶；在森林资源禀赋较低地区更应重视对林业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在此基础上，推动第三方森林资产评估机构将林权资产保险状况纳入林权估值评价体系。1.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究院 2.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摘要：照养人的性别社会化态度在儿童性别社会化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尚待研究。基于2019年云南省某县农村1 024个5～25月龄儿童及其家庭的一手调查数据，分析照养人的性别社会化态度对0～3岁儿童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样本儿童的认知、语言、运动和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至少有一种滞后的比例为86%;(2)照养人的性别社会化态度因儿童的性别而异，对女孩表现出更加传统的性别社会化态度；(3)照养人的性别社会化态度越传统，儿童社会情感发展滞后的可能性越大；(4)照养人的性别社会化态度主要通过改变养育环境(如家庭养育环境、养育行为、管教方式)影响儿童早期发展。1.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3.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摘要：基于2012—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探讨农村流动人口自雇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结果显示：(1)女性自雇者的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男性，在初中、高中阶段同样如此，大专及以上阶段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2)女性机会型创业者的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男性，但在各教育阶段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生存型创业者的教育回报率显著高于男性，在各教育阶段都如此。(3)东部地区女性自雇者的教育回报率显著低于男性，西部地区相反，中部地区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4)自雇者、生存型创业者、机会型创业者的教育回报率均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且女性机会型创业者教育回报率的增速高于男性。(5)随着时间的变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自雇者可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会得到缓解。1.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摘要：女性劳动力创业是提高女性就业参与率，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五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识别性别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具备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会显著提高其创业的概率；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对低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劳动力生存型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机会型创业影响更为明显。同时，研究结果显示，丈夫具备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也会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创业。进一步探讨可能的机制发现，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会减少女性的家务量，增加男性的家务量，这可能会保障女性创业的时间投入，进而促进其创业概率的提升。本研究丰富了女性创业形成机制的研究，建议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农村地区性别角色观念转型，缩小创业领域的性别差距，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金融知识对农村家庭资产规模的影响——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1. 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研究中心 2. 北方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摘要：城乡财富差距不利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引导农村家庭作出正确的资产选择，提高农村家庭财富水平是缩小城乡财富差距的有效手段，而户主金融知识水平决定了家庭能否作出合理的资产配置决策，增加家庭的总资产。本文选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户主金融知识的性别差异视角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农村家庭资产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1)户主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家庭人均资产；(2)增加的资产类型主要集中在生产经营性资产、车辆资产、现金及银行存款方面，在风险资产方面，户主金融知识的水平与家庭风险资产持有量不是简单的正相关关系；(3)男性和女性户主金融知识的差异扩大了家庭资产规模上的差异，男性户主金融知识水平提高会增加家庭人均资产，而女性户主金融知识水平下降会减少家庭人均资产；(4)户主的风险厌恶水平会平抑金融知识对家庭资产规模的影响，并且对女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男性应该得的多?——基于对农村居民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态度的考察1.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2.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3. 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摘要：性别平等观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本文利用涵盖7个省的样本数据，采用情境方案设置和心理学实验方法，测量农村居民对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方案的偏好及选择。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受访者个体差异后，性别因素显著影响个体对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方案的选择。具体来看，农村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通过收入再分配手段调节性别收入差距的分配方案，但随着初始性别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以及男性转出额度的增加，农村男性赞成调整的可能性下降。同时，农村男性和女性对彻底改变初始收入分配结构方案的偏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秉承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农村居民更认同性别收入差距存在的分配方案，而不是绝对的性别收入平等。——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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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代安澜
审核：龙文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