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唱出《诗经》之美

原载《风雅弦歌》微信公众号

唱出《诗经》之美

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

2018-07-30期10版

文/刘冬颖

《诗经》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年间的305篇诗，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而且在音乐上也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最珍贵的艺术遗产之一。《诗经》中的诗句，同时也是乐舞的唱辞。《礼记·乐记》云：“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体现了诗、乐、舞浑然一体的面貌。虽然远古的旋律和舞姿早已失传，但从《诗经》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可以想见当时诗乐一体的共生关系。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第一部歌词集

《诗经》共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所侧重外，音乐方面也有不同——十五《国风》是15个不同地域的诗篇，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其章节数较少，每一章的篇幅也较短，句子参差错落、轻灵活泼，所用词汇通俗明了；《雅》诗作为朝廷的正乐，承担着与宗庙音乐不同的艺术功能，它或述民族历史、或记国家大事、或谈政教得失、或写朝廷仪典，篇幅宏大、语言典雅、章法整齐就必然成为雅乐对于诗歌语言的基本要求；《颂》诗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配乐则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诗经》与音乐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不同上，也表现在诗歌语言的形式上：

首先，《诗经》以四言齐句为主，兼以杂言，正是与当时音乐的韵律相符合的。杨荫浏在评论《诗经》篇章结构和句式时，认为乐歌曲式大体可分为10类，而整齐与重复是其一致特点(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乐调的重复是为了强调式的情感表达，《诗经》众多诗篇中的重章叠句正是体现了这一点。这种重章叠唱的形式，意义和字面只有少量改变，会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如《周南·芣芑》：

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

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

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

全篇三章12句，只变动了6个动词，用10多个字就把全部情感表达出来，读起来只有10多个音节，节奏明快。短短一首诗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远忽近，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诗篇重章复沓、起伏扬抑，声韵和声调有机结合，自然产生节奏有序、铿锵流畅、和谐悦耳的音乐效果，使得《诗经》的语言具有高度的音乐性，便于传唱和记诵。

第二，用韵规范，节奏韵律优美。《诗经》的主体是二节拍的四言诗，带有很强的节奏韵律规范。305篇中除了7篇全不用韵，98%都用韵。这7篇都在祭祀诗里（《周颂》、《商颂》），至于《国风》《小雅》和《大雅》每篇都用韵。《诗经》最常用的押韵方式就是在偶数句中隔句押韵，使其语言具有很强的节奏感。从韵在句中的位置看，句尾韵是最普遍的形式，如《静女》全诗、《硕鼠》全诗等。我们现在读《诗经》，大多篇章仍朗朗上口，合辙押韵。有些篇章读起来并不押韵，这是因为语言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两三千年间上古语音和现代语音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用现代汉语去读两三千年前的古诗，自然有佶屈聱牙之处。

《诗经》吟唱开启了中国文化史上的“诗教”

《诗经》记录下来的这些歌，曾被列为当时上层社会教育的主要科目，是“六经”之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录了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季札生于吴国，在当时那是文化偏陋之地，但是他却能有很高的诗乐修养，对十五《国风》一一给予评点，对雅、颂之声和前代乐舞也能各陈其是，其水平之高让人吃惊。这说明，季札自小也是受过良好诗乐教育的。地处偏僻的吴国尚且如此，中原各国对于诗乐的重视就可想而知了。

正因为《诗经》是礼乐的最佳载体，我们的祖先探索出一整套通过学诗、唱诗、写诗来进行青少年启蒙教育和成年人修养身心的卓有成效的方法，这就是“诗教”。“诗教”一词，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经解》：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教”的核心就是温柔敦厚，能够恰到好处地让真挚的情感在礼仪的范围内安放。如，在表现文王与民同乐的《大雅·灵台》一诗中，写到王公贵族与民众百姓一起，在灵台、灵沼之处尽情欢乐的祥和太平景象时，着力描写了当时演奏音乐的情况：“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具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以音乐的方式娱乐人民，表达自己的治国理想，进而巩固自己的统治。

孔子更将“《诗》乐”与君子人格修养之间的关系提炼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认为君子人格的修养是从《诗》开始，以礼为依据，由音乐来完成的。诗、礼、乐在此浑然一体，凝练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风度的君子人格，中国文人的精神风貌正是在这种礼乐精神的源头活水中完满起来。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历朝历代都唱出《诗经》之美

虽然《诗经》时代的吟唱曲调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但是孔子极力推广的“诗教”的精神，却在中国文化史上流传下来，作为一种礼乐符号代代相传：

汉朝末年，曹操平定刘表，得汉朝雅乐郎杜夔，请他传授《诗经》雅乐。杜夔已年老，只记得《鹿鸣》《驺虞》《文王》《伐檀》等四篇的唱法。汉代的歌《诗》曲调，晋以后又无传者。但之后的历朝历代，都有为歌《诗》新谱之曲。唐代地方官宴请新科举人，设“鹿鸣宴”，即沿袭了前代乡饮酒礼弦歌、笙奏《诗经》的礼制。现存《诗经》传世古乐谱中，以宋代赵彦肃所传唐开元年间“乡饮酒礼”仪式中吟唱《诗经》所用的“风雅十二诗谱”最早。此谱原载宋朝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一书中，宋末元初人熊朋来的《瑟谱》亦有转录，两者大同小异，可能各有所本。熊朋来的《瑟谱》，是以瑟为伴奏乐器用于歌唱《诗经》的乐谱专书，其中的“诗旧谱”，采自赵彦肃所传唐开元“风雅十二诗谱”，收录了歌唱《诗经》的唐朝旧谱12首；其中的“诗新谱”是熊朋来自己原创的以瑟伴奏吟唱《诗经》的17篇乐谱。

明清时期的《乡饮诗乐谱》《东皋琴谱》，枯木禅、自远堂琴谱等亦传《诗》谱；清代《钦定诗经乐谱全书》更依先秦古乐重制《诗》乐三百，《律吕正义后编》载其时宫廷帝后贺宴三大节庆时“和韶乐”，更是以琴瑟、钟鼓、埙笙等器乐再现雅乐盛况，达到了礼乐集成的巅峰；近代以来如《琴学丛书》著者杨宗稷等琴家，也进行了弦歌《诗经》的弘扬和复兴工作。

在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今天，很多文艺工作者注重以古诗新唱的形式，唱出《诗经》之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古典诗词吟唱的新媒体传播”在2018年农历新年推出了“新春，用《诗经》祝福中国”系列《诗经》吟唱作品《丰年》《南有嘉鱼》《关雎》《伐檀》，项目采用历史上歌吟《诗经》的古老曲谱，以能为现代人审美接受的全新编曲配器，在新时代唱响《诗经》礼乐；歌唱家于文华的《国学唱歌集》现已唱诵《诗经》名篇60余首，她采用中国传统的腔音唱法，在音乐中融入古典的“南音”曲调，用声音展现了《诗经》的魅力与精粹；常州、扬州等中国传统吟诵盛行的地区，也有许多《诗经》吟诵的展演与教学。

我们今天提倡的“美丽中国”建设，不应仅指自然界的山川秀美，同时也应包括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诗教”，让古老的《诗经》吟唱，在今天焕发出全新的能量，让礼乐精神在中华大地生生不息。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诗经八堂课》刘冬颖著 中华书局 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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