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吴佳健等：《中国日报》拐卖儿童新闻话语表征的历时研究

好文荐读（第二十一期）《中国日报》拐卖儿童新闻话语表征的历时研究——基于立场名词的及物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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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拐卖儿童新闻话语表征的历时研究
——基于立场名词的及物性分析

吴佳健，熊建国，郭丽琳，何 静，梁雨倩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吴佳健,熊建国,郭丽琳等.《中国日报》拐卖儿童新闻话语表征的历时研究——基于立场名词的及物性分析[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46(04):77-85.

摘要：通过自建拐卖儿童历时新闻语料库（2001—2022），本研究对立场名词的小句环境进行了及物性分析，探究了拐卖儿童“涉事者”的话语表征和表征变化。研究发现，话语表征形式体现意义选择、立场表达、社会现实和读者影响，又受其制约。如“政府话语”中，新闻作者倾向于用物质、言语过程及事件和方式名词建构“中国政府打拐”语义，体现政府保护人民的决心和作者对打拐的支持，引导读者关注拐卖儿童问题。此外，相比2001—2008年，2009—2022年作者更多地使用物质过程和事件名词建构“中国政府打拐”语义，其动因是其间拐卖儿童问题仍然严重，政府因此开展更多的行动，媒体和群众则给予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新闻话语表征；拐卖儿童问题；历时研究；及物性分析；立场名词；中国日报

基金项目: 浙江财经大学2022年研究生科研训练计划（PRTP）“从及物性系统中的外壳名词使用看拐卖儿童问题——基于历时新闻语料库的立场研究”（22XJKT080）

感谢《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0.引言

拐卖儿童问题广受社会和学界关注。通过分析国内外现有研究，我们发现国外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学、公共管理学、心理学、儿科学和社会学等视角。 国内研究主要关注法学、犯罪地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但国内尚未有研究从话语分析角度进行探究。通过拐卖儿童新闻话语表征分析，本研究将帮助理解新闻话语背后的思想、价值观念和社会现实，并为话语建构提供一定借鉴。

新闻话语表征研究是了解新闻话语如何建构现实、挖掘意识形态和立场的手段之一（刘明 2014：341）。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形式是意义的体现（Halliday&Matthiessen 1999：4），表征形式的不同会反映意义和功能的差异，不同功能选择的背后往往意味着意识形态和立场的区别（刘明 2014：341）。现有研究主要仅从及物性系统探究新闻话语表征和立场建构。

本研究将对立场名词的小句环境进行及物性分析，探究《中国日报》（China Daily）2001—2022年拐卖儿童新闻话语表征及其历时变化，分析其立场表达和话语背后的社会现实，拓展新闻话语表征的研究方法。

1.基于立场名词及物性分析的新闻话语表征研究

形式是意义的表征，话语形式受意义选择的影响，又体现话语意义。由于新闻报道反映一定的意识形态和立场表达（裴蕾 2015：14），形式和意义的选择体现新闻和作者的立场。如《卫报》在形式上较多地使用间接引语是为了加工信息后再对外报道（马伟林、崔彦杰 2020），《新海峡时报》通过建构“马来西亚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话语意义来体现其对该倡议的全力支持（史康、金山 2021：28）。此外，话语表征还反映话语建构背后的社会现实，表征变化又体现立场和社会变化，其基本假设是：不同社会现实、立场表达和意义选择会影响表征形式，表征形式又能反映意义、立场和社会现实，表征变化又体现立场和社会现实的变化（刘明 2014）。

Biberetal.（1999）认为人们说话时不仅表达话语的命题意义，同时不可避免地表达其立场，即感情、态度、价值判断和愿望等。功能视角下，立场具有三大功能：一是表达作者或言者的观点，传达个人或社团的价值体系；二是建立和维持作者与读者之间、言者与听者之间的关系；三是组织文本或话语，即组篇功能（Hunston&Thompson 2000）。上述立场功能对应语言的概念、人际和语篇纯理功能（赵晓临、卫乃兴 2010：60），因此用于表征的概念功能可体现作者或言者的态度，传递其价值观念。

立场标记语中，“立场名词＋补足语”（StN-cl）的立场表达作用显著Biberetal.（1999：647）。立场名词是可以预示作者对特定补语从句内容观点的名词词类（Jiang&Hyland 2015：4），该类名词可以建构本质（事物、事件、话语和认知）、特征（品质、方式和状态）和关系类立场功能，因此作者可以通过立场名词表达对补语的态度，进行立场标记。在Schmid（2000：15中，该类名词被称为外壳名词，具有语义“刻画”功能，即补语特征可以通过其外壳凸显。正是这种刻画功能，表明作者的词汇选择是立场选择的结果（Jaffe 2009：3），作者可以使用立场名词对补语进行评价，“更好地说服读者”（张英、雷蕾 2018：39）。

StN-cl句式包括StN+that-caluse/to-infinitive/of+-ing clause（缩写为：StN+that/to-inf./of+-ing）和以wh-疑问句做补语的StN+wh-cl/of+wh-cl/结构Biberetal.（1999：645-646），但该句式的典型补语是that-caluse/to-infinitive/of+-ing clauseJiang&Hyland（2015：4），且wh-疑问句及其变体数量在所有语域中都很稀少Biberetal.（1999：647），因此本研究选取StN+that/to-inf./of+-ing等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如：

（1）In 2007, the family moved to Shenzhen to run a steamed bun shop in the hope of giving the boy a healthy environment.（2021-12-07）

例（1）中，hope与possibility有相似之处，都体现可能性（参考它们在LDOCE中的语义），但作者使用hope刻画补语的态度立场（张英、雷蕾 2018），即父母希望孩子能更好地生活的愿望，使读者先接触立场名词，在受其语义和立场表达影响后获取补语信息，这就建立了作者立场态度的语用预设（程晓堂 2003），使读者融入其中。

结合前人研究，相似的StN-cl句式结构与不同的过程或过程动词搭配时，话语可能表达不同立场态度。如：

（2）A weak implementation of many laws has diluted efforts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traffic-king, domestic violence, sexual abuse and other problems.（2001-05-17）

（3）The police will keep on implementing the “zero tolerance” policy to the crime，and beef up efforts to crack down on chil trafficking，he said.（2012-03-01）

例（2）、例（3）中的事件名词efforts与to-inf.补语从句都体现了保护儿童的努力，标示了作者的“事件立场”。但通过基于立场名词的及物性分析，两者虽充当物质过程的目标，却呈现不同立场——前者has diluted谴责法律的执行不力，后者beef up则体现警方的打拐决心，这种立场差异是由不同过程动词的语义差异导致的，而表征差异产生的动因是拐卖儿童现象的存在和警方打拐执行力度的差异”等价值观念。以例（3）为例，本研究语料的话语表征包括语篇内的表征形式、意义和立场表达，以及语境中的社会现实/动因、社会文化和对读者的潜在影响，如下页图1所示（语境影响语篇建构，其中“影响读者”是目的和结果）。

本研究将《中国日报》2001-2022的拐卖儿童新闻语料分为3个时间段，对立场名词的小句环境进行及物性分析，探讨部分拐卖儿童“涉事者”（政府、家长和群众）的话语表征和表征变化，扩展新闻话语表征和立场名词研究的模式。

2.研究方法

1）语料搜集与处理。研究利用自制China Daily搜索工具，通过关键词检索选取所有相关语料（时间：从2001年到2022年5月），共得到263篇报道（总语料库约120000形符）。

2）历时划分。依据全国拐卖妇女儿童立案数量和重大事件，研究将语料分为3个时间段：2001—2008（34篇）、2009—2014（157篇）和2015—2022（72篇），进行整体和历时研究。

3）词性标注和立场名词检索、分类。使用TreeTagger2.0对语料词性赋码，通过正则表达式，采用Antconc3.5.9检索结构。人工筛除后，依照名词语义及其体现的功能对结果进行分类。本研究采用Jiang&Hyland（2015：11－14）中的做法，把指明补语本质的名词归为本质类名词，其中事物名词指明具体事物，通常是元文本的语言，事件名词指明具有时空间位置的动作、过程和事态等，话语名词标示言语行为和内容，认知名词则标明观点、态度和心理过程；特征类名词描述补语属性，其中品质名词评估补语被赞扬或批评（或是好是坏）的属性———其标准落于“加减范围”之内，方式名词描述事件形成的情景，状态名词则判定认识、道义和动态情态；关系类名词表达命题信息间的联系。

4）立场名词和及物性标注。利用UAM Corpus Tool设置立场名词分类的标注层次，加入所需语句（子语料库），标注名词。同时设置及物性系统标注层次，在立场名词上标注，方便统计其所处的过程、充当的角色。

5）统计分析立场名词分布及其功能角色。词频比较使用梁茂成等（2010：93）开发的Loglikelihood and Chisquare Calcuulator1.0，可比较频次为0的词。

6）分析语料中拐卖儿童涉事者新闻话语表征和表征变化，涉事者是概念意义上的”动作者“。

3. 研究结果

3.1立场名词数量和分布

如下页表1所示，研究共发现454例StN-cl结构（每万字37.83次）。新闻作者主要使用本质名词（约66%）界定补语内容，指明发生的事件、阐述的言语表达或认知观点，其中事件名词使用频次最高（44.49%）。

历时比较中，立场名词频次和分布无显著差异，但部分名词使用有所不同，我们可通过其使用和使用差异来探究话语表征和表征变化。如：

（4）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aid that since January it had been carrying out an operation to solve child abduction and trafficking canses that had occurred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2021-03-29）

例（4）投射小句的构型（形式）是“时段（since January）+动作者（it）+物质过程（had been carrying out）+范围（StN+to-inf.）”，其意义是“自1月起，公安部一直开展活动以解决过去40年发生的儿童绑架和贩运案件……”，作者用事件名词标明补语立场，认为补语本质上是事件，而非其他本质或特征。此外，作者使用operation巧妙地实现了双关效果——既指计划的行动，又暗示“解决国家顽疾的手术”，读者由此得知公安部（行为主体）的打拐决心。同时，两个时段operation的使用差异体现了我国政府2015-2022更强的打拐决心，但也说明拐卖儿童问题仍然严重。行为主体可与StN-cl结构共同建构话语，我们将在3.3小节讨论涉事者话语表征。

3.2立场名词的功能角色

除部分定性语（17次）外，立场名词主要充当参与者和环境。研究共发现447例及物性过程，包括物质（243例）、心理（16例）、关系（130例）、行为（2例）、言语（38例）和存在过程（18例），立场名词主要帮助建构物质和关系过程（83.45%）。此外，立场名词336次充当参与者，94次构成环境。

立场名词主要建构物质和关系过程的参与者。物质过程中，其主要作为目标和范围（过程的广度）；关系过程中，其主要用于归属式，充当载体的属性/Attribute，描述载体的特征。作为环境的立场名词主要描述物质（58次）、言语（16次）、关系（12次）和心理过程（6次），主要充当原因/Cause、处所/Locationg（过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角色/Role（环境式的“是”和“成为”）和方式/Manner（过程达成的手段和过程特点）。

3.3拐卖儿童新闻话语表征分析

本节探讨部分拐卖儿童涉事者（政府、家长和群众）的话语表征。涉事者选取的依据是：家长是问题预防的主体（高晓莹 2010），政府是问题解决的主要力量（李春雷等 2013），群众是问题缓解的重要力量（陈虹、朱啸天 2011）。

3.3.1政府话语表征

国际政府机关是打拐主力。本研究将政府机关分为政府、警方和政府部门（包括公安部），分别以government、police、department（s）/ministry（总库词元频次：167+809+122/348）为检索关键词探究政府话语表征，并统计分析了其表征形式、意义和立场功能，即“主体所处过程（与StN可能不在同一过程),名词例词、其功能角色和小句命题（或意义总结）”，如“take（物质过程）/measures（范围/事件名词），更严格打拐（命题）”。

研究共发现56例政府话语。形式上，作者主要使用物质（40次）、言语过程（11次）以及事件（42次）和方式名词（8次）描述政府言行和打拐方式。意义上，新闻建构出“中国努力打拐，保护儿童权益”的话语意义，包括：发起打拐战役、打击买方、建立福利机制、阻止边界交易、破坏犯罪渠道、解决行乞问题、敦促公共支持、与科技公司合作打拐等意义——作者49次描述各种打拐行动（物质过程、事件名词）、打拐方式（方式名词、言语名词）或打拐认识（认知名词），且打拐意义由形式充分体现。此外，话语形式、意义还体现作者的事件立场（主要使用事件名词）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意义体现的主体立场），其反映的现实是：尽管拐卖儿童问题仍然严重，但我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会尽全力地打拐，维护社会和谐。作者这样建构话语的目的是让读者感受到我国政府打拐的决心，进而支持打拐事业。

研究还发现了话语表征变化，如第一阶段和第二、三阶段相比，中国打拐话语的表征形式和意义差异显著（第二、三阶段无显著区别）。形式上，第二、三阶段多使用物质过程和事件名词。意义上，第二、 三阶段更多地建构中国政府打拐的话语意义。2009-2022表征的动因是2009年后拐卖儿童问题愈加严重，政府因此开展更多专项活动以应对集团化的犯罪行为（李钢等 2018：27），媒体和群众则更关注该问题。

3.3.2家长话语表征

研究以parent(s)、father/mother、he/she/they（代词指代家长）为关键词探究家长话语表征，共发现20例家长话语（无显著历时差异）。形式上，新闻作者主要使用物质（9次）、心理过程（5次）以及认知、状态和事件名词（各5次）建构话语——除报道行为外，作者还通过心理过程和认知名词表征家长的“内心世界”。表征意义可分为3类：（家长）以各种形式打拐寻子、亲生父母买卖子女和触犯法律，且意义反映不同的社会现实，即受害家长打拐寻子经历、亲生父母买卖子女现象和家长过激犯罪行为。

家长话语还呈现以获利为目的的“亲生亲卖”。此外，谣言的传播因集体创伤记忆和不确定的危险情景成为了可能（杨慧琼等 2018），因此存在这样的话语：A mob of angry parents lynched a book salesman and badly injured four of his colleagues after rumors spread that the men were part of a human smuggling ring（2009-10-28）。通过例句，我们可以察觉作者的批评态度，作者在该句中使用a mob of暗示家长是“暴徒”， 用lynched指明其行为的非法性，用rumors质疑补语的真实性，让读者反对、批判、避免这种过激行为。

3.3.3群众话语表征

研究以public、people、citizen/individual/netizen(s)为关键词探究群众话语表征及其变化，共发现14例群众话语。形式上，作者主要使用关系（6次）、物质过程（5次）和状态名词（6次）建构话语，与主要由物质过程和事件名词建构的政府话语有所区别，即作者更关注群众的特征（归属式、状态名词）和身份（识别式）。意义上，新闻建构出复杂的话语意义，包括“协助打拐、刑罚讨论”等——通常群众会积极参与打拐。群众话语还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和文化，如贫困地区买卖子女现象及其成因：People，especially in improverished areas，have a stronger desire to buy children beacuse they need laborers（2015-03-07）。

话语表征反映话语背后的社会现实，又受社会现实影响。除上述呈现的社会现象外，研究发现群众话语表征还受2011年微博打拐和2015年刑罚讨论影响。如：

（6）It is good that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human trafficking...， but they should not slide into the bad habit of trying to  influence justice to act outside the law.（2015-06-19）

例（6）并列句的形式为“动作者（they）+物质过程（should not slide）+成品（StN+of+-ing）”，StN+of+-ing充当成品（Product），表示环境意义的“成为”。作者使用由“极性评价”（bad）修饰的方式名词（habit）对补语（尝试影响司法）进行特征判定，认为其是“坏习惯”，体现作者反对民众影响司法行为的态度立场。作者又用了动词slide（to gradually become worse）表明该行为的危害性，读者可能会有意识地避免类似行为。

历时比较中，第一和第二、三阶段群众话语表征频次有所差异（0/8次，p=0.05/6次，p＜0.001）。不仅如此，第二、三阶段public/people的频次都比第一阶段的要显著地高，如public。第一和第二、三阶段的频次对比是40/220次（p＜0.05）和40/132次（p＜0.001），与历时比较结果相近。2001-2008和2009-2022年群众话语表征的差异可能是由新兴社交媒体的推广和公民精神的崛起导致（陈虹、朱啸天 2011：72）。

4.结语

本研究扩展了新闻话语表征和立场名词研究的方法。基于《中国日报》拐卖儿童历时语料库，本研究对立场名词的小句环境进行了及物性分析，探究了政府、家长和群众等涉事者的话语表征和表征变化，包括语篇内的表征形式、意义、立场表达，以及语境中的社会动因、社会文化和话语的潜在影响。本研究因此验证了这样的假设：不同社会现实、立场表达和意义选择会影响表征形式，表征形式又能反映意义、立场和社会现实，表征变化又体现立场和社会现实的变化。此外，话语表征研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常用手段之一，立场名词小句的及物性分析有助于扩展批评话语分析的工具库。

拐卖儿童问题仍是我国建成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也是新闻工作者面临的难题。新闻叙事能够“塑造和影响受众的意识形态、塑造社会规范”（李飞 2021：35），但新闻作者在话语建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表达立场，因此拐卖儿童新闻话语表征研究有助于新闻作者利用话语形式设立引人向上的语用立场预设，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简介

熊建国

    个人简介：熊建国，浙江财经大学副教授，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MTI专业硕士生导师，商务英语系主任。主要学术兴趣为英汉对比、语料库与话语分析、自然语言处理和翻译技术。迄今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语言科学》、《现代外语》、《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学刊》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和军队重大专项子课题各1项，参研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10余项，参编教材2部、词典1部。本科毕业于原四川外国语学院，硕士博士均毕业于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多年部队工作经历，2019赴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访学一年。联系方式：[e-mail]。

吴佳健，男，浙江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郭丽琳，女，浙江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何静，女，浙江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梁雨倩，女，浙江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本文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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