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特稿‖琦君：八十八分（深度好文）
琦君（1917-2006），名潘希真，浙江温州人。曾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有散文集、小说集及儿童文学作品40余本，主要著作有《永是有情人》《水是故乡甜》《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其中《春酒》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八十八分
文/琦君
中学时，我本来是很不喜欢地理这门课的。可是因为教地理的房先生实在太慈爱，教得又好，又是我们班的级任导师，我也就开始喜欢听她的课了。
房先生年纪轻轻，却打扮得好老气。一年四季的旗袍，不是安安蓝，就是咖啡色或墨绿色。微黄的头发，在后颈盘一个香蕉髻。一副玳瑁边框眼镜，遮去了半张脸。不大不小的嘴，笑起来很美。本色皮肤，不施一点脂粉。
班上一位天才画家，给每位老师都画了张速写，三笔两笔勾画得惟妙惟肖。她说房先生的相貌，尽管第一眼望去不怎么好看，却是愈看愈漂亮。这样的人，一来心肠必定好，二来必定后福无穷。由她当我们的导师，我们也会被带领得后福无穷。就为这一点，我能不好好用功吗？
房先生是安徽人，头几天上课，一口的安徽话真难懂。老是听她说“自理、自理”的，不知是什么意思，待她拿起地理课本点着封面上的字，我们才恍然大悟——“自理”就是“地理”。我们很快都能听懂她的话了，而且还顽皮地卷起舌头学她的口音。她就拍拍我们的头说：“莫吵，莫吵，值肉（日）生，快快扫自（地）。”
刚开始上课时，她面对我们，伸出左手，手心向着我们说：“中国就像这只手掌，西北高，东南低，所有的河流，都从西北流向东南。”这个比喻真好，我们一个个伸出手来，对着地图愈看愈觉得像。然后她转过身去，用粉笔在黑板上只几笔就画出一幅中国地图，再在里面一省一省地划分开来，填上名称，真是熟极而流，一下子就让我们对她佩服不已。
她要我们把每个省的地图都记熟，东南西北的邻省也要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这是第一步要明晰的概念，自己的国家分多少省都不知道，那怎么行。就如同读中国历史，第一步就要会背朝代名称，要记得每一朝的开国元勋和他们成功的原因。如此，才能对历史有整体的概念，否则脑子里一定是一本糊涂账。
整个中国地图默熟之后，再逐一默各省地图，先默轮廓，次默山脉、河流，再默铁路、城市。对地理环境有了概念以后，气候、物产、民情风俗，也就比较容易记住了，因为这些是有连带关系的。她要求每个同学对自己出生地所属的省，要格外熟悉。“这叫作‘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她说。
每教完一省，她都要做一次测验，要我们画出这一省的详细地图。有一次我默江西省，只把“鄱阳湖”误写为“洞庭湖”，其他的部分都没错，她一下子扣了我二十分。我很懊丧地说只是笔误，她说：“笔误也不可以，两个湖怎么可以由着你自由搬家呢？”问得我哑口无言。又有一次，我把浙江省的钱塘江误写为“钱唐江”，她扣了我十分。我向她央求：“只掉了个‘土字边，少扣五分好不好？”她连连摇头说：“莫争，莫争。我扣你十分是要你写字时用心，不要马马虎虎。我虽不是国文老师，错别字也要管。你去地图上找找，中国有没有一条江叫‘钱唐江？这是求正确。无论读书做事，都要认真仔细，不能有差错。”我只好默然了。从那以后，每回看见自己的作文或日记里有错别字，我就会暗暗对自己说：“又得扣十分了。”
有一次测验，默的是江苏、浙江两省。我因准备充分，默得又快又详细，连老师没有要我们注明的浙东次要城市都注上去了，因为那是我家乡的邻县。正得意呢，房先生走来站在边上，却发现我桌上有本地图册没有收进抽屉里。她默默伸手拿起来翻翻，偏又发现浙江省那页还夹着一张画有地图轮廓的纸。我有点懊恼自己粗心大意没把书收好，却觉问心无愧，抬起头来说：“我并没有看。”房先生没作声，却把我画好的地图收去了，她从讲台上拿了张纸来，严肃地说：“你再画一张。”她竟然怀疑我偷看地图，我心里万分委屈，连声说：“房先生，请相信我，我并没有偷看呀。”她点点头，但仍坚持要我再画。左右前后的同学都转过头来朝我看，我眼泪扑簌簌地掉，一滴滴都落在纸上。
我咬着嘴唇，很快就把一张地图默得完完整整的。房先生收去后，摸摸我的头說：“不要哭，潘希真，我向你道歉，但你不应当把地图本子放在桌上。”那晚下夜课以后，房先生特地陪我回宿舍。校园中一片寂静，凉风轻拂，草木清芬。房先生用手臂围绕着我的肩问：“你不怪我吧？”我心情复杂，只想再放声大哭，但我忍住了，终究是我太疏忽所致。
这一场误会，引我想起在家中，我们母女多次所受的委屈，常使我恼恨困惑——究竟错在何人？我一直沉默着，只觉千言万语，无法对房先生说个明白。房先生把我的手捏得更紧些，我恳切地说：“没有什么，我只是好想念妈妈，她回故乡了，我就宁愿住校。我只愿老师能相信我是个诚实的女孩子，妈妈一直是这样教导我的。”说着，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
房先生没有再说什么，挽着我的手臂，回到宿舍，一直等我换好睡衣躺到床上，俯身在我耳边低声说：“你信佛，我信基督，我们都是神佛的诚实子女。大家应当彼此信任，你好好睡吧。”她跟我邻床的同学也摆摆手，踮着脚尖走出寝室。
那张地图发回来时，房先生批的是八十八分。我悄悄地问她既然都没错，为什么不给九十八分。她笑笑说，八十八分是她最喜欢的数字，她初中毕业时，平均分就是八十八分。
“八十八分是个完美的数字，”她说，“只差两分就是九十。从九十到一百，还有十分需要努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仔细想想，也对。好在八十八分以我们学校严格的标准，已经是甲等的高分了。
我们这班运气差，轮到初中毕业时，刚好举行第一届会考，由省教育厅举办。全省分若干个考区集中考试，如同今日的联考。我们心情之紧张，可想而知。因为如考不及格，即使本校毕业考通过了，仍然领不到教育厅颁发的毕业证书。这不但关乎每个学生的升学前途，也关乎学校名誉。于是校长集中火力，给我们加油。她对我们宣布：“如果会考全体甲等，就可全体免试升本校高中。但如有一人是乙等，就不行。”
她这种承诺究竟是对我们的鼓励还是惩罚呢？至少对我来说，是惩罚。因为我数理很差，如数理考不及格，即使国文、英文、史地分数高，也会被数理的低分拉下去。我考不到甲等，就会成为班上的害群之马，害他们也不能免试升高中。我自觉内心压力更大。偏偏我有个毛病，愈是心情沉重，愈想睡觉。数学或化学还没做完一道题，眼皮就耷拉下来，把同学们气得跳脚。几位数理好的同学，就轮番为我填鸭式恶补。
会考前的几天，我真是首如飞蓬，面目全非。母亲特地从故乡赶来照顾我、陪伴我，给我烧好菜进补，生怕我病倒。考试的前一天，我却发起高烧来。
七月的大热天，我烧没退，母亲硬要我穿上夹袄去考试，我闷得浑身是汗，烧反而退下去了。考国文、英文，一点儿都不觉得难。一到考数学，我就抱着必死之心，闭目凝神，虔诚地念了一遍《心经》。因为母亲告诉我，念《心经》可以增加智慧，就如同信基督的同学，考前要祷告一般。
念完经，打开卷子，忽觉浑身一阵清凉。回头一看，原来我身旁放了一大块冰。监考人员因为天气太热，考场又不能开风扇——会吹走考卷，又怕考生热得发痧，因此在走道里每隔一段距离就放一个大冰块。我顿觉头脑清醒过来，同学们为我恶补的方程式，我全想起来了，居然一道道题目都迎刃而解，那种得意兴奋真不用说了。
钟声响起，我恰好答完。把卷子折好，平平地放在桌上，起身退出考场，我有一种要飞起来的感觉。
成绩揭晓了，果然我们全班都是甲等。这种快乐非同寻常。不用说，我的数学一定考得不错，总分平均下来才会列入甲等。这下我扬眉吐气了，昂首阔步地走到学校去看成绩——我的平均分竟然是八十八分。
八十八分，我不由得跳起来，连忙奔到房先生屋子里，大喊道：“房先生，您记得吗？您那次给我临时测验默地图的分数就是八十八分，您说您最喜欢八十八分，因为您初中毕业时的平均分也是八十八分。”
房先生笑逐颜开，点点头说：“真巧，八十八分是个吉利的好分数，而且前面还有十二分给你努力。希望你高中毕业时，能考到九十八分。”
“那多不容易呀！房先生，您高中毕业时，平均分也是九十八分吗？”我问她。
“也差不多，总之是进步多了。”她笑笑，又接着说，“在学业上、知识上，总要力求进步。在对人方面，却不必样样争先，强出风头，倒是八十八分恰恰好。”
（选自《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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