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华侨被警察射杀后48小时:罗生门的案情,后真相的诉求 | 欧罗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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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人:
龚克: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欧罗万象”团队成员
巴黎华侨刘少尧命案发生48小时之后,发酵程度令人惊讶。素来以低调隐忍著称的旅法华人,因为一位父亲之死,连续两天走上街头,甚至同法国警方发生暴力冲突,刷新了外界的观感。随着官方的介入和民间的施压,事件有望在一个较高层级上得到重视和解决。但与此同时,其中折射出来的令人不安之处、以及被遮蔽的细微之处,也值得海内外整个华人群体的格外重视。
当地时间2017年3月28日,法国巴黎,亚裔群体在巴黎19区警察局外集会抗议。据悉,当地时间26日晚,一名旅法华侨在巴黎家中被法国便衣警察开枪射杀,事后,部分示威者前往警局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当局称35名示威者被逮捕,3名警察受伤。东方IC 图
我在法国经历过的邻里纠纷报警
在分析事件之前,我希望分享亲身经历两件小事,这些事件性质各不相同,和很多旅法华人经历比起来只是入门级,同此次枪击案的严重程度更是无法相提并论,但至少可以从中归纳出几点切身经验。而这种经验,是我们理解类似事件的心理背景,也是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件事情时看法大相径庭的重要原因。
第一件事发生在大约三四年前,当时我刚搬进巴黎郊区一套公寓没多久,左邻右舍都不认识。一个周末下午,突然有人用力捶门,从猫眼看出去,是三个膀大腰圆的光头白人挤在门口大声谈笑,自己当时心里一惊,脑子里电光石火般地过了一遍,迅速联想起到传说中“新纳粹”的形象(但事后回想,并不是刻意剃成锃亮的光头,只是头发极短而已,而且这种形式的新纳粹在法国并不多见),我自然不敢轻易开门,隔着门问是谁,对方也不好好回答,只顾嬉笑拍门;我警告说,再滋扰就报警,对方仍然哄笑,而且变本加厉地试图用钥匙开门(我当时认为是撬锁工具),情急中还用工具砸门锁。
无奈之下,我只好拨电话报警。当接线员问能否辨别族裔面貌特征时,除了猫眼中看到的“白人”、“光头”这两个特征,我没法提供更多信息。大约半小时内,有三四名警察到了楼下,和传说中的行动迟缓相比,算是快了很多。而就在等待期间,这三名不明身份人士也自行离开、不知所踪。因此对我来说颇为尴尬的是,等警察上来,现场其实一片平静。
领头的警察问怎么回事,我大概解释了前因后果。他问我此前有没有和邻居发生过纠纷,我说没有,几乎一个邻居都不认识;又问楼下大门密码、车库门等安全措施,我说一切正常;再问刚才有没有听到什么异常动静,我想想说,好像楼里有人大声放音乐,但不确定是哪一家。
警察站在门厅端详了一下房间和楼道格局,认为顶头楼上的嫌疑比较大,于是敲开楼上邻居的家门。果然,家里正在开派对,开门的赫然就是刚才猫眼里看到的三人之一,喝得醉醺醺,话也说不太利索,警察要求他们关掉音乐,告诉他们有人报警投诉,警告不许扰民。这位光头邻居(事后知道他是波兰人)大着舌头一通胡搅蛮缠,但没有什么对抗举动,警察也没有更好办法,看到事态平息,肇事者身份也已经确认,除了惊吓别无其他物质损失,于是疾言厉色地“建议”对方明天酒醒之后带瓶香槟下楼赔礼道歉,简单登记后就离开了——离开前倒是没忘核查双方的身份证件。
事后回顾全程,我发现整个逻辑其实不难理解:楼上波兰邻居开派对,三个人大概下楼买酒,回来错把二楼当三楼,借着酒劲拍门、开锁,一通胡闹之后,发现搞错了楼层,于是溜回自己家,结果还是招来了警察。香槟和道歉并没有等到,此后出入还多次和这位波兰邻居打过照面,大家简单问好,礼貌而冷淡,如此而已。
另一件小事则发生在去年搬家之后,同样和楼上邻居打过一次交道,不过这次倒不是纠纷,而是某天听到楼上邻居连续几个小时大声说话,起初以为是电话聊天,后来发现情况不对,好像是在求助,但上去敲门又不开,所以打了急救热线。
消防员(同时承担急救任务)很快到场,兵分两路,一路敲门了解情况,另一路从我家窗户外打探环境,打算挂梯子爬上去。看样子这架势不是破门而入,便是破窗而入。幸好楼上那一路不知怎么撬开了门,把摔倒在地、爬不起来的老先生送到医院,算是圆满解决。
显而易见,这两件都只是生活琐事(邻里纠纷导致枪击,无疑是极为罕见的例外),但至少对笔者而言,可以略略列出几种心得。
第一,在法国,各种纠纷冲突中叫警察介入是平常事,除了邻里纠纷和街头斗殴,我还见过母亲在超市大声叱骂追打孩子,店员劝阻无效直接报警;母女在路上激烈争吵,母亲主动电话报警等各种状况。尤其是上岁数的法国人,更倾向于直接向警察求助。因此以中国式的“睦邻友好”心态,指责邻居“报假警”、“告恶状”,因为报警而导致人命案,其实是附加了它所不能承受之重。
第二,在同一场事件中,各方可能抱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对于醉汉来说,强撬别人家门压根不算件事(相反他的观感是“这钥匙今天怎么不好使?”),而对于受惊吓的邻居来说,要准确辨别出这些膀大腰圆的白人究竟是哪个族裔,并初步判断情势决定开不开门,并不那么容易,而通过猫眼,看到的就是近乎新纳粹的恶棍;而对于警察来说,这不过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邻里纠纷,凭借经验很容易解决,出动三四个人都是小题大做。
第三,当有警察敲门、并且明确知道家里有人时,拒不开门肯定不是好主意,因为越是拒绝开门,警察眼中的危险程度越高。无论是警察还是消防员,当他们执行任务、并且主观上判断室内存在危急情况时,一定会破门而入,这和司法进程中申请搜查令完全是两回事,以“没有搜查令擅闯民宅”指责警察和现实语境离题万里。
充满疑点的罗生门事件
在命案发生48小时后,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疑点。这些疑点中,有的是事实要素曝光不充分所致,但也有一部分是当事人之间立场偏差所致。在这种状况下,要形成一个坚实可靠的看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事发当晚到如今,各种相互矛盾的说法层出不穷,例如,当天出警的警察究竟是着制服还是便装?是“两男一女共3人”还是“四五十人”?刘少尧本人当天喝了多少酒?是否喝到醉酒的程度?事发当天曾有消息称,他因为嫌楼上邻居声响扰民,所以带着剪刀上楼理论,导致邻居报警,第二天说法又变成楼上邻居听到小孩哭声而报警,那么死者和邻居究竟是否曾经发生冲突?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醉酒”和“持械”足以影响邻居的判断,很容易声称受到暴力恐吓,且认定对方处于不清醒状态;而警方也会倾向把当事人视为高风险人士。
此外,死者生前是否存在精神问题?法国媒体所报道的当事人此前曾经被邻居投诉报警,并有精神科医护人员介入治疗,这一情节是否确实?还有报道称他曾经携带铁器在附近游荡,是媒体蓄意误导,还是有据可查?目前都亟待确认。
而整场事件的核心疑点或许在于:警察破门而入之后的一分钟、甚至是30秒、10秒之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在这个最关键问题上,警察和亲属双方各执一词,法国媒体引述警方消息说,开门后刘少尧有攻击行为,导致警员被刺伤腋下部位,如果这一情节属实(伤者的身份、伤情都有待确认),那么警方所谓“正当防卫”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如果查无此事,那么双方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过对峙?亲属坚称死者此前既没有行刺、也没有冲上去,并声称警察破门而入、不分青红皂白举枪就射,2秒钟置人于死地,这在情理上是否可能?死者此前是否始终手持剪刀,还是如某些华文媒体所称又变成晾衣杆?
如果警察在破门而入之前,根据接警情况,脑中营造的图景是一个中年男人因为醉酒而神志不清、有威胁邻居或者家暴嫌疑、拒不开门、持伤人凶器,而在隔门对峙期间的哭闹混乱局面又加剧了这种怀疑;而在孩子眼中,背景则完全相反,是父亲多喝了一点、声音高了一点,有人声称是警察敲门但不知真假、强行闯入后举枪就射......总之,这不仅是个事后的罗生门,很可能在惨剧发生之前,双方就已经在各自头脑中产生了罗生门般的想象。
无独有偶,在美剧《国土安全》最新季中,也出现了一个可资对比的场景:主人公凯莉把孩子托付给昔日战友奎恩临时照顾,但后者深受“创伤后压力综合症”(PTSD)困扰,情绪高度不稳定,面对窗外示威者挑衅,他拔枪还击,从而引发了“枪手劫持儿童藏匿室内”的恐慌。反恐特警破窗而入之后,凯利及时赶到,敦促奎恩放弃抵抗,否则后者极有可能死于乱枪之下。从这一虚构案例中不难发现,在对峙各方对同一事态的判断大相径庭时,武力上占有优势的一方如何理解事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的走向。
在“客观真实”之外,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是:在这个极为封闭的空间内,只存在立场极为对立的双方,如果最终无法通过证人证言或者物证达成有说服力的结论,必须诉诸于调查者的一锤定音,那么华人社群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对己不利的结论?还是说,所谓正义,必须是对我们有利的才算正义?如果调查结果认定涉事法国警员违反规程、滥用枪支,华人社群固然会满意,但如果调查认定警员没有严重过失,华人又该如何看待?正如2014年震动全美的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迈克尔-布朗案”中,枪杀布朗的白人警官被黑人社群千夫所指,却最终被陪审团宣告无罪,如果这一情节在法国上演,旅法华人是否也会走上更加激烈对抗的道路?
“后真相”时代与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在眼下阶段,本案中还有众多疑点尚待澄清。但令人忧虑的是,即便在这种混沌情况下,旅法华人群体的情绪在极短时间内就达到了燃点,尤其社交媒体上一片群情激愤,喊打喊杀,有人呼吁去19区警察局进行不间断示威,有人散布街头暴乱、殴打警察、焚烧警车视频,鼓吹“以暴制暴”,有人发动去中餐馆拿啤酒瓶向警察投掷。在这种心态背景下,3月27日晚间,大约200到300名华人聚集到巴黎19区警察局门前抗议示威,场面随后失控,示威者不仅同警察对峙并投掷石块,并且推翻路障、焚烧车辆,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对峙造成3名警察受伤,被捕人数从起先的3人暴增至35人,而华人的社交媒体上,则到处是示威者头破血流的画面,以及对法国警方的强烈谴责。而28日,示威规模扩大到500人,同样发生投掷杂物和警方以催泪瓦斯回应的剧烈冲突。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混乱中,一种声音最值得警惕。笔者在微信群中看到的这一发言,大概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反映一部分华人的心态——“真需要真相吗?需要的是中国人的团结,让法国人别小看了中国人”。这种思维推衍出去,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当事人的行为,而是他的身份。无论刘少尧做了什么——哪怕真有袭警举动——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作为中国侨民被法国警察击杀,法国就应该为此付出代价。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充满争议的胜利,使得“后真相政治”进入公众视野。根据这一概念,“事实胜于雄辩”已成过去时,情绪与话术才是制胜因素。某种意义上说,“后真相”并不是英美专属的更高级(或者更低级)玩意,它深植于人性当中,也正因此,中国人并不天然地对“后真相”有免疫力,一旦和固有的族群身份挂钩,很容易血气上涌,成燎原之势,从反日、反美、反法到反韩,这在历史上已经反复多次证明。
多年之前,人们曾经讨论过“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聚焦于对信息的扭曲和操控;而如今,似乎“后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俨然成为迭代产品,信息的扭曲和操控依然存在,但重要性已经让位于身份认同本身。无论是英国式的“拿回我们的控制权”,还是美国式的“让美国再度伟大”,“后真相政治”的核心策略,都是直接诉诸于身份。而中国的海外移民,恰恰在身份认同这一点上尤其强固。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崛起带来的海外华人“与有荣焉”,同法国的一个独特历史背景相扞格。相比美国,法国的融入与同化政策有其独特之处,就是不承认马赛克式的“社群抱团”(communautarisme),而期望每一个人都成为单一、均质的法兰西公民。旅法华人的抱团取暖,却恰恰触到了这个痛点。经历了多年抗争之后,非裔和阿拉伯裔移民无论内心如何认同母国,但行动策略却是诉诸于“共和”“平等”“博爱”“公民权”,罕有人声称“我来自前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所以需要特别对待”,但华人却往往本能地诉诸身份独特性,认为自己勤奋努力,是模范少数族裔,所以值得另眼对待(例如要求对城区北部Aubervilliers中国工厂仓库区增派巡逻警力);更有甚者,此次风潮中还有声音提出,中国购买了法国多少国债、为法国带来多少亿商业合同、买了老佛爷百货商场多少东西,而法国警方非但保护不力,反而另加戕害,可谓恩将仇报。而无论诉诸内部还是外部因素,这种“社群抱团”做法,或者说一种变相的民族主义策略(当然在不同代际之间做法有差异),在法国都将面临着额外阻力。
与这种“社群抱团”相伴生的,还有社群间的割裂。和旅美华人对墨西哥裔移民的歧视一样,旅法华人对非裔和阿拉伯裔的歧视,毋庸讳言是显而易见的普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华人对非裔和阿裔移民往往持强烈的警惕和敌视态度。而当法国警方同这两大族裔关系频生事端时——最典型的是2017年初黑人青年Theo被四名警察虐待——华人社群基本要么无动于衷,要么冷嘲热讽。即便居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社群抱团”现象,但鉴于长期以来的隔绝状况,华人此次抗议活动,恐怕也很难得到横向其他族裔的理解和响应。
结语
在枪击事件刚刚发生48小时之际,本案还有太多的疑点等待澄清与破解,而在这一关头,使馆出面表示关切、侨社领袖向法国警方施压、普通民众表达愤怒,甚至考虑到总统大选背景,期待以选票作为杠杆来加速解决问题,某种程度上说这都是势所必至、无可厚非。现实一点说,诉诸身份是一种便捷的动员工具,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都将长期存在。
然而,眼下展现的危险苗头在于,如果这种社会博弈演变成“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你必须先给我个说法”,各方都很难从中解套,因为这项条件与诉求根本是自相矛盾的,尤其是当这种诉求用华人社群罕见的暴力手段表达出来,参与者可能会觉得“扬我族威”,但在恶化社会舆论观感方面,可能失分更多。而华人所习惯的“社群抱团”策略诉求,也很容易把自己锁死在这种路径依赖当中。
和多数旅法华人一样,笔者对法国行政效率低下、态度恶劣深有体会,例如居留、社保延宕日久、签证被警察局无端刁难等等,也曾因为微小过错被巡逻警察威胁带回警局羁押,凡此种种,都让人深恶痛绝。包括此次刘少尧命案,当然不排除警员滥用武力的可能性,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把自己降到那种不问事实真相就轻易站队、动辄祭出“歧视中国人”的理由,更不是“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或“以暴制暴”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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