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特戴克：我们活在过度反应的时代 | 欧罗万象·新冠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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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 杜卿

“新冠专题”是欧罗万象为帮助中文受众全面、深入地理解欧洲疫情而新推出的译介项目。

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斯鲁厄设计高等学校哲学和美学系教授。当今欧洲哲学领域最有争议的的思想家之一，著有《犬儒理性批判》、《愤怒与时间》、《空间》等。

原文标题：Sloterdijk : « Le système occidental va se révéler aussi autoritaire que celui de la Chine »

https://www.lepoint.fr/politique/sloterdijk-le-systeme-occidental-va-se-reveler-aussi-autoritaire-que-celui-de-la-chine-18-03-2020-2367624_20.php

法国《观点》(Le Point)网站，3月18日

记者：Christophe Ono-dit-Biot

原文版权归法国《观点》杂志所有

这次，人类活动被迫中止，城市死寂，飞机、体育场和学校一片空荡，中世纪的莫大恐惧和末世论思想以这样的方式复返，您对此作何感想？

首先，我们观察到，我们生活在过度反应（surréaction）的时代。牛顿曾建立作用力/反作用力（action/réaction）间的对称，斯塔罗宾斯基（Starobinski）曾把它应用到文化与政治分析中，但至少一个世纪以来，上述对称被以作用力占优的不对称所超越。何为现代，即是相信行动才是我们的无上准则。因此，此刻，当我们只此一次被迫变得有些被动时，我们选择躲避进一种夸张的能动主义（activisme）中。与各因子（agents）可能带来的灾祸相较，我们处于一种超敏感状态（hyper-allergologie）。因为宏观生物宇宙中我们所知甚少的一位新成员，病毒感染突如其来，我们于是关闭了所有学校，虽然我们知道，小孩子并无太大危险，因为他们有一种惊人的自然免疫力（译者注：这句话毫无科学依据，且法国政府再三强调，小孩子也会感染病毒传染给家里的长辈）。此后，所有人，真的所有人都感到了威胁。人本就容易幻想危险，以至于许多欧洲人开始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正在消失的种族了！

我们做得太多了吗？但法国人因为做得不够多而被责备……

当代人的压力应激系统时常过于忙碌。现在，面对人类的新敌人，它又被唤醒了。集体超我似乎迫使当权者不错过任何一个“母性”（maternants）义务。尤其是，政府必须信守“预期生命必须在80岁或以上”的承诺，否则，他们治下的人民会觉得深受背叛。因此，向前方逃离成了消除负罪感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于那些医学-政治情结者。这也是他们推卸责任的方法。如果我们做了十倍的事，就没人会指责我们玩忽职守。

您在指责当权者的行动没有足够的依据嘛？

病毒的优势——只要它是自然变异的结果，而不是生化战争中像足球一样滚圆的实验室产物——，在于它可以被划归到我们称为“自然”的维度中。抵抗自然侵略者的防卫权力，在政治中甚少被质疑……新冠危机显示出了“安全统治”（sécurocratie）的全部症状，它隐藏在了“医学统治”（médicocratie）好意的外表下。每天，政府都公布死亡数字——3月16日，巴伐利亚有3例死亡——，但我们继续忽略的是，德国在正常时期每天也有3000人死亡。2017年，联邦统计署（Office de statistique fédérale）统计出了932272例死亡，多数死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灾难，我们都没必要报出那些医学名词。法国也是同样的情况：每天都有2000人死亡。没人谈到他们——除了贴在村子杂货店门上的死亡通报。从中国传来的新病毒只是人类日常死亡的诸多化名之一。我们不愿看到，死神总在专注地、悄无声息的完成它的工作，只是大部分时间没有媒体和政府首脑的参与。

您想说的是，在如今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一般性死亡不过找到了一个额外的原因？

然而，马克龙讲到了“战争”……有时，我们会挑起虚假的战争。抵抗未知病毒的防护措施，与战争动员毫无关系。一再使用好战主义词汇，反而让人泄气。作为法国总统的仰慕者，我希望他用和平的修辞来给出建议。

我们本以为中东或亚洲会因为政治抗议或地缘政治地震而出现混乱，怎知一场流行病带来了混乱……

这次疫情带来的不是混乱，而是重现的秩序之幽灵，它以一种反自由的方式出现了。有趣的是，它与一个世纪前——1920和30年代——的一些政治思想家所梦想的例外状态（l’état d’exception）相似。比如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对他而言，主权者（souverain），既能决断例外状态（l’état d’exception）之人。决断（décision）的效力不由其内容决定，而是基于一个事实：它是由一个被认为具有合法性的政权做出的。我自忖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疯狂的年代。尽管所有人都知道病毒旅行时不带护照，但我们还是关闭了边界。这些决断造成的后果有些滑稽，仿佛17世纪的戏剧里，小丑（histrion）与身着黑套服、有着长鼻子的名医相遇。看看意大利发生了什么吧，被禁足的人们在阳台上唱歌剧，被全球转播！人们在阳台奏乐歌唱，以此来嘲讽自身对医学-集体主义独裁的屈服。

有些人邀请他们的同代人改变生活方式，终结超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互相依赖的状态……这是一个世界的终结，还是仅仅是一次暂停？

在法国的高速上，我们曾在标牌中读到：“几小时的驾驶后，休息是必要的”。对极端加速的世界而言，这也是条有用的箴言。让我们看看这次全球范围内的减速会不会带来某些积极的效果。我呢，我是不相信的。14世纪的鼠疫没有阻止欧洲的兴起，而这次的病毒相较而言威力小了千倍，它也不会阻止中国的兴起。

在中国，疫情似乎平息了。这是不是专制模式向民主制度的复仇？民主制度被认为过于松弛，保护力度不够。在法国，政府决定继续选举，引发了许多争议……

别担心，西方的政权会变得和中国一样专制！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犯了最主要的错误：保护不会遭遇太多风险的绝大多数人，忽略了所受危险不断增加的群体。

上次采访中，您这么说道：“我们欧洲人，将被我们平庸的能量所拯救”。但如今，各国自力更生，欧洲还存在吗？或是只存在于法国总统的口中？

我很高兴欧洲起码还剩这么一个欧洲人！不开玩笑了：我们不能说欧洲已经终结了。今天，确实，许多欧洲国家只沿国境线制定防疫政策。但这并不一定代表它们各自封闭在国族身份中，而更多的是代表：各国与现行法律相符的行动能力，只能限制在国家权力的空间内。危机结束后，这些限制自会解除。就让某一部分人为封闭国境感到满足去吧——仿佛全球化的压力、世界格局的竞争、流动性的专政就此终止了一般。错了。以补偿损失为借口，这一切或快或慢都会恢复，且会变本加厉。

在此期间，我们该如何渡过危机？

首先，因为我们都被禁足了，或许我们可以多读一点书。读薄迦丘（Boccace），别读加缪（Camus）！让我解释一下。现在，人们经常说起加缪的《鼠疫》，我想这本书打破了法国书店里的销售纪录——在书店彻底关门之前……加缪在给巴特（Roland Barthes）的信中写道，《鼠疫》的真正题材是“欧洲对纳粹的抵抗”。我们很难把它移植到现在……在加缪那儿，并没有合适我们的鼠疫。但薄迦丘的《十日谈》为我们提供了线索……他在欧洲最大的危机时刻——即17世纪的黑死病——写出了这部杰作，当时，对一座热那亚治下的黑海沿岸商业城市卡法（Caffa）的“生物战”引发了这场大瘟疫（译者注：卡法，今称费奥多西亚，克里米亚半岛城市。1347年，蒙古金帐汗国札尼别汗一度围攻卡法，蒙古人把死亡的鼠疫病人尸体用投石机投入卡法城，后来一名热那亚商人把鼠疫带回意大利，从而引发欧洲黑死病大瘟疫）。《十日谈》讲述了一个在乡下禁足的故事。面对袭击城市的瘟疫，为了自娱，十个年轻的佛罗伦萨人到郊外的山上暂避，并订下一个规则：每个人必须在每天说一个故事给大家听。故事的主题由事先选出来的一日国王或王后决定。第一天，他们讲述“对每个人来说最愉悦的故事”。第二天：“被命运折磨、最后出乎意料地转危为安之人”的故事。总之，他们相互讲述让人想要活下去的故事。现在，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慕尼黑也有过类似的故事：16世纪的瘟疫高峰期，为了鼓舞士气，箍桶匠们在街上跳舞……另一条线索：研究一门不存在的学问：迷宫学。

迷宫学？

按本义理解，就是研究迷宫的学问。人在迷宫里必须预想到，他没法在第一次尝试时就找到出口，最终要靠的是记住岔路的好记忆。现在，在“放任”与“封禁”的岔路口，所谓“理性”的世人选择了第二个选项，但这个选项，和它导致的过度强制，就和乍听之下一样疯狂。我们装作要战胜这暗处的敌人，为它设置了最大的障碍，但同时，免疫学家告诉我们，只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都与病毒接触过后，我们才能回到新的正常状态。因此，为了尽可能延缓这位未知敌人的蔓延，我们选择了岔路中一条通往封死之门的路。很快，我们将看到政治学、免疫学、生态学和迷宫学一同来到一系列共同的挑战面前。让我们研究这个新学问吧，我们需要它！

版面编辑：杜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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