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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观点精粹 | 养老金对缓解农村居民医疗负担的作用
图片来源：https://m.baidu.com/sf/
作者:马超，李植乐，孙转兰，唐润宇
单位: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 4 期，原标题为《养老金对缓解农村居民医疗负担的作用——为何补贴收入的效果好于补贴医保》。
研究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健康水平稳步提升，三大基本医疗保险也已实现全覆盖。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成绩斐然，已是世界标杆。但近年来，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卫生费用持续快速上涨，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并没有随着医保的覆盖而得以缓解。甚至很多主流研究一致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对缓解医疗负担的作用很有限！这也成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宏伟战略的一大羁绊。
然而让人略感意外的是，我们发现一项与医疗本身无关的旨在保障农村居民老年收入的社保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却能很大程度缓解农村居民的医疗负担。那么，为何与医疗关系不大的新农保，做到了专为医疗而生的新农合所做不到的事情？这一悖论引发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研究发现
马超、李植乐、孙转兰和唐润宇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4期上的论文《养老金对缓解农村居民医疗负担的作用——为何补贴收入的效果好于补贴医保》，从对典型事实的描述、新农保政策效果的因果推断，以及通过构建个体最优化医疗支出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文章首先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数据，利用中国农村老年人超过60岁才可以领取养老金这一自然实验，使用断点回归方法进行因果推断，发现新农保可以显著缓解居民医疗负担（自负医疗费用与家庭收入的比值），并显著降低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风险。
随后，文章通过对典型事实的描述，讨论了为何在缓解医疗负担问题上，新农保做到了新农合做不到的事。因为在现阶段的待遇水平上，农村居民会因医保待遇的提高增加对医疗服务的使用（道德风险），从而并没能有效减少自负费用。而新农保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因提高了医疗负担的分母，而有效减少医疗负担（只要个体并没有因为收入的提高而加倍使用医疗服务）。更进一步地，本文通过建立个体最优化医疗支出模型，去讨论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如果政策目标是缓解居民的医疗负担，那么政府财政的每1块钱，究竟是投入到增加居民收入上更好，还是投入到提高医保待遇上更好（分别简称“补收入”和“补医保”）。数值模拟显示，给定农村居民现有收入水平和报销水平（22%），只有当报销比超过50%时，自负费用才会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当报销比超过82%时，“补医保”对于缓解医疗负担的效果才会优于“补收入”。
当然，仅通过“缓解医疗负担”这一单一政策目标去对比新农合与新农保的政策效果，对于新农合来说并不公平。因为养老金的最大功能就是补贴收入，而医疗保险除了尽可能降低个体医疗支出外，更大的功能在于共济性。因此，我们通过刻画个体最优医疗决策下的社会总福利，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理论模型显示：即便新农合在缓解医疗负担上效果不明显，但其强大的共济性，仍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的福利提升。因此本文无意否定医疗保险的重要作用，仅试图解释清“为何与医疗关系不大的新农保能做到专为医疗而生的新农合所做不到的事情”。
研究启示
本文意义重在解释性和启发性，而非指导性的。我们将现有文献结论、典型事实、实证因果推断、理论模型及相应数值模拟在一个逻辑自洽的框架下进行阐释，可以有效解释为何前人文献没能发现新农合缓解医疗负担的证据，而与医疗关系不大的新农保却可以这一悖论。
并且，本文展示了一个合理却又容易被人忽略的新视角：即跳出医疗保险的框架，提示从收入保障角度思考医疗负担问题的重要性，也许可以绕开道德风险带来的医疗资源浪费，在缓解医疗负担问题上更有效率。这启示了社会保障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政策制定者在制度设计方面需有全局统筹思维。但这些含义本身仅是启发性的，具体如何有针对性地设计医保制度和养老制度，以及如何在两大保险之间统筹分配资源，超出了本研究范围，需要一般均衡的推演以及严格核算后才能下定论。
此外，本研究还强调了对“医疗负担”这一话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此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医疗费用上，但医疗费用的上涨本身并一定代表着坏事，它同样可以反映技术进步或居民对医疗资源享用的提升。只有当医疗费用相对于收入水平的比值不断上涨时，才意味着困境。因此，对于医疗负担这一话题进行深入研究，具有更明确的政策含义，而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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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洪银兴，桂 林.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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