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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经济》观点精粹 | 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公司创新：“有位”更“有为”
图片来源：https://m.baidu.com/sf/
作者：张栋，胡文龙，毛新述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4期，原标题为《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公司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并且“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虽然已有大量文献提供了高管特征能够影响组织产出的证据，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高管在团队中的角色和地位各不相同，即使拥有相同特征的高管，也会因为在高管团队中地位的不同而影响不同。因此，想要更为全面的衡量企业家对公司创新的重要作用，不仅需要考察其个人特征，还必须在对高管团队权力分布状况做出描述的基础上，了解其在高管团队中的位置。
张栋、胡文龙和毛新述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4期的论文《研发背景高管权力与公司创新》指出，正如企业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所认为的观点，企业是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系统，决策者个人要通过组织程序等方式与组织环境进行交互活动，才能形成最终的组织决策。权力作为高管团队结构的核心要素，是能够打开高管团队组成到企业组织绩效之间“黑箱”的“钥匙”。公司的投资决策是在面临资源约束条件下寻求收益最大化的过程，而权力则是决定资源分配的关键因素。对具有高投入、高产出和高风险性特征的公司创新活动而言，公司管理层在做出相关决策时往往更为谨慎，高管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可能更大。拥有一定权力的研发背景高管，不仅可以更为有效地影响甚至主导其他高管接受自身意志，促进公司创新投入，还可以凭借权力掌握更多信息，降低决策风险，凭借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更多的支配权，为公司创新活动提供更加丰富的要素投入，从而推动公司创新产出。同时，权力作为高管社会地位的一部分内容，是对高管个人的精神激励，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缓解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增强高管在创新活动决策时的积极性。
因此，为更好发挥高管在促进公司创新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需要引入和培养研发背景高管，还要求建立能够使研发背景高管充分发挥其才能的相应机制，实现人才与技术和制度之间的适宜性质量匹配。为研发背景高管配置相应的权力，提供适当广阔的活动平台和“施展拳脚”的空间，既是实现人尽其才的必要条件，也是从精神层面对其进行激励，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的有效手段。通过加强制度建设，重视高管团队结构对组织产出的影响，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在配置研发背景高管来发挥其专长优势的同时，不仅从物质层面来对其进行激励，如在薪酬方案设计时结合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特征，以满足一定创新绩效目标的期权奖励作为合约内容之一，还应从精神层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保障其在高管团队中享有必要的话语权，支持其才能的实现，避免“怀才不遇”对高管工作积极性的挫伤，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晋升机制激励研发背景高管，缓解公司创新活动中的道德风险。
此外，由于特定高管在团队中的角色和相对地位将对组织产出造成影响，因此为满足公司战略目标需要和适应公司内外部环境变化，对高管团队权力分布的设置也应采取权变策略，建立随公司战略目标和环境动态调整的公司管理层结构，优化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从公司战略目标来看，高管团队的权力分布状况从宏观角度可以简单描述为集中和分散，而从微观角度则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情形，理想状态下，管理层的人员组成及权力配置应随公司环境和战略目标调整而调整，在公司战略层次实现人力资源与组织内部一致和外部契合，为应和公司的创新战略，公司高管团队不仅应该引入具有研发背景的高管，扩大研发背景高管的占比，同时还要给予其必要的权力侧重。从公司环境来看，不同类型的企业，其研发背景高管的权力配置效果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受“限薪令”的影响，其高管薪酬与岗位职级存在“倒挂”现象，在此情境下，提高研发背景高管权力对公司创新的影响也有可能存在增量递减的效果。
上述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治理融合”的难题。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已不再是形式上的“股权相混”，而是如何实现不同性质股权在混合后的“治理融合”，其关键在于优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为核心的大股东公司治理。对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非国有企业而言，通过安排特定人员进入公司管理层、董事会等手段在公司管理中发挥一定作用是普遍诉求，单纯的提供资源而不参与管理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并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效果，管理层权力的配置如果未能充分体现各股东提供给企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则会累积公司治理失败的风险，诱发各股东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终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对于某些拥有专用性较高的资产或进入门槛较高的资源的股东而言，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如果未能在控制权安排上达成一致，其很有可能通过“待价而沽”影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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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银兴，桂 林.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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