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经济》观点精粹 | 从溢出效应看脱贫攻坚对农村整体改造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763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蔡宇涵，黄滢，郑新业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1期，原标题为《脱贫攻坚政策的溢出效应：基于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研究背景

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为世界减贫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中国经验。对于农村地区而言，脱贫攻坚不仅是贫困人口收入大幅增加、精神风貌焕然一新的过程，更是农村生产要素全面升级、人居环境有效改善的过程，是乡村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的过程。可以说，脱贫攻坚实现了对中国农村地区的整体改造。

许多研究以贫困人口或贫困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多角度对脱贫攻坚的政策影响进行评估，并得出十分有价值的研究结论。然而，从政策效果来看，脱贫攻坚不仅实现了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也对农村广大非贫困人口通过多种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在政策评估中，有必要对这种溢出效应加以关注。一方面，从脱贫攻坚的政策实践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出台和实施了大量同样惠及非贫困人口的普惠性政策，如村级基础设施改善和美丽乡村建设，因而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农村居民都亲历了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从中长期发展目标看，中国目前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阶段，朝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继续前进。这一过程不仅聚焦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更强调通过普惠性政策支持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也意味着政策重心由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向所有农村、全体农民逐步拓展。因此，考虑政策实施对非贫困人口的溢出效应，不仅是系统地评估脱贫攻坚影响的重要前提，也能够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提供参考。

此外，从政策影响角度看，脱贫攻坚不仅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对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对于“幸福感”的分析和探讨，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个体效用水平是度量社会福利、构造综合社会福利评价体系的基础；从政策实践看，增进人民福祉、增强人民“幸福感”是重要的政策着眼点。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尽管收入或财富能够影响幸福水平，但是其绝非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而直接使用收入水平作为“幸福感”的度量指标是不准确的。因此，评估政策效果时，有必要使用更综合的指标来衡量人们的幸福水平。

研究发现

蔡宇涵、黄滢和郑新业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1期的论文《脱贫攻坚政策的溢出效应：基于对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聚焦脱贫攻坚的溢出效应，利用中国贫困人口微观追踪数据库，探讨脱贫攻坚对非贫困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分解了不同机制的贡献。研究发现，在中国脱贫攻坚政策实施框架下，贫困村实施的村层面减贫政策显著提高了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而建档立卡户收入水平的提高将降低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机制分析表明：村层面减贫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贫困村效应”，通过改善生活环境和促进农村居民增收，直接或间接地提升了非贫困户的效用水平。家庭和个人层面提高了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水平，这一方面提升了其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对非贫困户产生正向“邻善效应”；与此同时，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导致非贫困户相对位置下降并产生“位置效应”，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因此下降。进一步对上述影响机制进行分解，结果显示，“贫困村效应”和“邻善效应”分别能够使非贫困户的生活满意度提高13.21%和10.66%。但是，“位置效应”造成的效用损失不容忽视。这会导致非贫困户生活满意度降低12.99%。

文章研究结论表明，脱贫攻坚不仅显著改善了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和精神面貌，也提升了非贫困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在实现农村居民个人效用水平和幸福感普遍提升的同时，也意味着实现了中国农村的整体改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可以说，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文章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一定的参考。

研究启示

首先，从政策影响看，相比低收入非贫困户，高收入居民有更多机会充分利用村内公共资源，并从中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贫困人口收入增加对高收入居民产生的位置效应很小，从而在更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一效应造成的效用损失。这表明，脱贫攻坚相关政策的实施可能会使得高收入居民更多享受减贫政策红利。在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基层政府需要对“幸福不平等”现象予以足够重视，避免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

其次，脱贫攻坚在有力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同时，可能导致收入略高于贫困线的“边缘户”陷入相对贫困处境，但无法享受个人或家庭层面的帮扶政策。其后果是，可能加剧建档立卡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之间的矛盾，构成农村发展过程中新的不稳定因素。针对这一潜在问题，在统筹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需要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充分利用脱贫攻坚期间的产业基础和公共资源，为收入相对较低的“边缘户”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对已经脱贫的建档立卡户，可以制定减贫政策的动态退出机制，实现扶贫资源的动态化管理和充分、有效率利用，避免资源浪费。

最后，收入水平关乎人民福祉，但并非唯一决定因素。在缓解相对贫困、缩小农村地区收入差距的同时，应注重通过促进村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居民都能够充分利用公共资源、享受公共服务；坚持共建、共享、共治，乡村建设过程中尊重群众意愿、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群众利益；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组织农村居民亲身参与、推动乡村振兴，在长期内提升农村居民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和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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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洪银兴，桂 林.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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