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781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铁瑛，刘逸群
单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国际经贸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12期，原标题为《贸易中介、信息不对称与不稳定出口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与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随着近年来部分国家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盛行，中国外贸受到外部诸多负面冲击的影响，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也逐步从促进增长转向平抑波动。外部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出口的“稳中求进”成为对外贸易领域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经典的贸易理论普遍认为，出口关系一经建立便会长期维持，然而大量的经验研究结论显示，微观企业层面的出口关系表现出强烈的“不稳定”性和突出的两点分布特征，一方面大量的出口关系在较短时间内崩溃，产生“出口关系崩溃之谜”；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出口关系却可以存续非常长的时间。显然，在理论上解释不稳定出口关系的发生动因就成为了解释出口关系崩溃之谜的关键。同时，这种不连续的出口关系持续时间分布显示出口关系一经诞生就表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出口关系会依照持续时间的巨大差异而表现为两类似乎完全不同的出口，这就要求我们需要从“事前”角度着手，内生化不稳定出口关系的选择。
现有出口关系持续时间的相关研究虽然从多个角度对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加以分析，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囿于出口关系持续时间的分布特征，仅仅针对出口持续时间进行研究对于解释出口关系崩溃可能是不充分的，右断尾问题导致所获得的结论实质等同于解释不稳定出口关系的持续时间，而长期持续的出口为何存在，又如何被选择等问题就受到了忽视。也有文献基于出口关系持续时间构造了“事前”指标并在理论上内生地解释了不稳定出口关系发生的原因。但遗憾的是，现有对不稳定出口关系的理论诠释都很难得到具体测度，不稳定出口关系何以被建立和选择仍然没有得到事实上很好的解答，而文章尝试将既有理论向上回溯，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引入贸易中介进行拓展分析，尝试为不稳定出口关系的发生寻找一个可观测的动因。
铁瑛、刘逸群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12期的论文《贸易中介、信息不对称与不稳定出口关系》关注了信息不对称背景下，贸易中介与不稳定出口关系建立概率之间的关系，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在长观察窗口下识别和分析了中国的不稳定出口关系。基础性事实显示，包括一次性出口在内的不稳定出口关系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一般性贸易现象，而且是潜在的出口增长新动能，值得引起重视。文章引入贸易中介拓展已有理论框架，发现贸易中介通过“出口固定成本分摊”与“信息溢出”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基准研究表明，贸易中介带来了更多的出口试探，提升了不稳定出口关系发生的概率，同时保护了出口稳定性，降低了其中一次性出口发生的概率。基于异质性贸易中介的研究发现，普通中间商代理固定成本分摊效应，其影响与基准结论一致，专业中间商提升了一次性出口发生的概率，刻画了信息溢出所带来的“被动出口”，上述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或不稳定性程度不同的目的地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拓展性研究回归经典理论框架，并发现贸易中介通过固定成本分摊机制会使得原有的“出口关系稳定度—生产率”排序趋于无序化，企业混同进行不稳定出口和稳定出口。
文章研究结论表明，不稳定出口关系是中国出口广泛存在且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推进出口“稳中求进”有赖于引导和规范贸易中介行为，降低企业出口固定成本。
首先，需要正确认识并高度重视不稳定出口关系。一方面，不稳定出口关系始终是中国出口关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应首先承认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没有必要因为大量一次性出口的出现而过度担忧；另一方面，推进出口试探性质的不稳定出口关系转向稳定是发掘出口新的增长点，促进广延边际扩张，实现中国出口“稳中求进”的重要策略。这就意味着需要加大对出口关系萌芽的培养和重视，对于新进的出口企业，地方政府可以考虑通过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例如“一站式”业务办理等降低其交易成本，同时考虑通过租金减免等措施切实降低其运营成本，通过融资便利化支持缓解其资金链压力，帮助它们将出口关系萌芽发展壮大；对于在位企业的出口试探，地方政府需要通过实地调查了解企业在新业务开辟中所面临的主要诉求；针对地方的“明星企业”，建议地方政府要制定具有企业差异化的公共服务提供计划，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发挥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消除企业业务拓展的后顾之忧。
其次，正确理解贸易中介的作用并做好引导发展工作。本文证实贸易中介对企业出口持续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对贸易中介发展所可能带来的出口波动有所预期，避免贸易中介在出口目的国层面的过度集中，发挥贸易中介在分摊出口固定成本和信息溢出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带动中小企业克服“搜寻与匹配”难题，拓展出口广延边际；另一方面通过分摊成本降低企业试探性出口的失败风险，促进出口关系延长并趋于稳定。这要求中国政府应提升对贸易中介的重视，加强贸易中介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事业中的地位，在重点支持部分龙头贸易企业的同时，实现分级有针对性的引导、管理和布局，使得较小规模的专业中间商同样可以发挥出比较优势，在其熟悉的领域和行业中成为“信息中心”，发挥出贸易中介的“灯塔”作用，引导出口流向。
再次，应鼓励高效率企业进行国际市场开拓和探索，并从削减出口固定成本的思路入手尝试拓展和延长出口关系。文章研究显示，出口固定成本仍然是困扰大多数企业出口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一方面可以与贸易中介或常年从事出口业务的大企业加强信息合作，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发布目的国市场动态，平抑信息冲击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可尝试在诸如开发区等同行业企业集聚的区域尝试引领包括订单共享、产能共享等“打包出口”试点，由政府和行业协会负责质量监管，实现片区内产品高度相似的企业共同接单，进一步扩大规模经济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出口固定成本均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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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洪银兴，桂 林.公平竞争背景下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路径——马克思资本和市场理论的应用[J].中国工业经济.202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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