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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强化竞争政策和优化产业政策协同促进市场效率提升

叶光亮等 中国工业经济 2023-10-24
本文是《中国工业经济》第789篇观点精粹。查阅论文原文和数据等附件,请访问《中国工业经济》网站或登陆中国知网下载。


作者:叶光亮,程龙,张晖
单位:海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海南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1期,原标题为《竞争政策强化及产业政策转型影响市场效率的机理研究——兼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



研究背景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聚焦于特定产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产业政策曾扮演重要角色,但也因其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被学术界所质疑,这与产业政策的不同类型相关。根据政策实施手段的特点,产业政策可分为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因给予特定市场主体以政策优惠和扶持,使之具有与技术水平或管理水平无关的政策性竞争优势,影响了企业间的公平竞争秩序,进而可能引起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与经济效率的下降。但功能性产业政策却通过优化关键行业的基础设施,改良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环境,集中资源于市场难以自发研究的重要技术,对新兴产业的培育与成长具有积极意义。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产业政策的作用依然重要,但所实施的产业政策应该符合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符合高标准市场体系要求。因此,产业政策真正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推动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机制的高效运行依赖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求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构建有效市场,同时也要求积极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打造有为政府。竞争政策侧重于建立市场运行的规则,是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基本保障;功能性产业政策侧重于弥补市场失灵,让市场主体普惠化的享受政府提供的生产要素和服务。二者相互配合能共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已有研究多单独分析竞争政策或产业政策的影响效应,较少关注二者的内在关联。通过将竞争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市场整体运行机制的高度探讨不同经济政策间的有机联系,可以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提供了理论支撑,并通过竞争政策强化与产业政策转型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供政策指导。

研究发现


叶光亮、程龙、张晖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1期的论文《竞争政策强化及产业政策转型影响市场效率的机理研究——兼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基于竞争成功函数和共容利益假设构建了政企互动理论模型,探讨了竞争政策、选择性产业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对市场效率的影响,发现在对称企业市场化努力成本下,产业政策的选择性不利于市场总努力水平的提高,而竞争政策强度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市场总努力水平,而且当功能性产业政策达到一定强度时也能有效提升均衡市场总努力水平,一定程度上起到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进一步考虑市场中存在差异化技术的情形,发现在差异化的企业市场化努力成本下,采用选择性产业政策在提高市场竞争效率和分配效率这两个目标上需要权衡;而在竞争政策强度较弱时,强化竞争政策可以兼顾市场竞争效率和分配效率,而且企业市场化努力成本差异越大,功能性产业政策发挥的作用越明显。

选择性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市场竞争效率和分配效率上的区别,本质上也反映了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区别。与其花费大量公共资源用以厘清市场中企业的成本技术前景,制定最优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不如专注于提高整个市场的竞争性和提高市场营商环境,发挥竞争政策的市场竞争润滑剂作用,提高市场效率。政府则可以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在服务市场、保障和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监管和纠正市场失灵等方面积极作为。此外,研究发现,放宽市场准入也有助于提高均衡市场总努力水平。

研究启示


(1)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同时要注重与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联动和协调。政府应使产业政策和政府行为对市场化努力的影响作用与竞争政策保持一致,着力于制定并逐步加强面向整个市场层面的普惠化政策,不断提升普惠化、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强度与科学化水平,尽快让功能性产业政策起到支撑和巩固竞争政策的效果。

(2)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升市场的统一性和开放性。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型的基础上,政府应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主动权,让更多的企业在市场中进行公平竞争,减少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和竞争秩序的干扰,充分释放竞争政策和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制度红利。

(3)继续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不是要政府“无所为”,而是要将政府行为方式从“挑选胜者”转变为“建立规则”。这就要求持续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对功能性产业政策的重视和实施力度,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出台政策的公平竞争意识,为有效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性基础设施。

(4)健全和完善中国竞争政策体系,推进市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为政府应坚持制度集成创新,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监管体制机制创新,在大力推动竞争政策落实的同时,以面向国际和面向未来的思维,及时研究国际经贸新规则以及平台经济、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监管问题,不断创新市场监管方式,构建政府利益与市场发展激励相容的新型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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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守英,熊雪锋,章永辉,郭贯成.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模式[J].中国工业经济.2022,(1):3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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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主编:覃毅

推文编辑:杨涵淇



《中国工业经济》是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类综合性权威理论刊物,重点覆盖国民经济、产业经济、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等学科领域,专门刊发以重大前沿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引领性、规范性最优秀研究成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第一批重点资助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首批试点学术期刊;曾荣获第三届国家期刊奖(最高层次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期刊特别奖(2020)、第二至四届优秀期刊奖连续3届一等奖,第三届全国百强报刊;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工业经济类第一名(历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权威期刊(2014、2018),连续10年荣获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2—2021)称号,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类重要学术期刊(历年),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核心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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