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梓 | 20年来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

尽管历史的烟尘尚未完全消散，我们还有身在其中、难识其真面目的尴尬，但面对20年这么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时间刻度，有必要回顾这2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路，总结这20年来的心路历程，梳理这20年来的利弊得失。

继五四运动前后和20世纪30年代两次传统文化大讨论之后的第三次传统文化热潮，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6月和12月，复旦大学历史系组织召开了两次中国文化史的学者座谈会，并开始了《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和《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再度登场的标志。随着1984年10月中国文化书院的成立和“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的举办，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骤然升温，很快便有燎原之势。正如甘阳写于1985年9月并在1987年6月出版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中发表的《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1985年以来，所谓的‘文化’问题已经明显地一跃而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从目前的阵阵‘中国文化热’和‘中西比较风’来看，有理由推测：八十年代中后期，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很可能会蓬勃兴起。”这一预测很快得到验证，并成为现实，以至于1988年1月，吴修艺就写作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化热》一书。这样的追溯是要说明，当历史迈进新世纪的门槛时，新一轮的“传统文化热”已经持续近20年了。

新世纪的传统文化教育正是在全社会的“中国文化热”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开始的，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小学的体现，是“中国文化热”的一部分。1996年，台中教育大学的王财贵先生开始在大陆推广读经，提出及早读经、老实读经、大量读经、快乐读经等号召。1998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青少年社会文化公益项目“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其宗旨是让广大青少年尤其是农村少年儿童在接受基础教育时期，以便捷的方式接受中华古诗文的基础训练和文化熏陶。实际上，这两个不同主体背后都有同一个推手，那就是南怀瑾先生；而他们面向的对象，都是儿童少年，或者说都是中小学生。也就是说，当新世纪的大门徐徐开启之时，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已是蓄势待发并呈喷薄之势了。

20年来，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以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为分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2013年之前，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一线力量在努力，是广大校长、教师和家长在合力推动。很多富有远见的校长和教师意识到了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认为这是寻根、固本、筑基、铸魂的工作，因而利用各种资源和途径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这时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沿袭上个世纪的做法，主要受王财贵先生读经理念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做法的影响，编辑了各式各样的经典和诗文读本，让学生利用晨读、课间和其他活动时间诵读。此外，利用容易获得的教育资源、综合实践课开展诸如剪纸、民乐、民族体育等传统文化教学的做法也非常普遍，特别是书法，不少学校将此作为特色课程开设。

这里有必要说说王财贵先生的读经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可以总结为“教育的三原则”和“读经的四要领”。所谓“教育的三原则”，是说要把握教育的时机、内容和方法；“读经的四要领”则是及早、老实、大量、快乐读经。“三原则”就字面意思来说没有问题，教育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并在“四要领”中具体落实。及早读经是说读经要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刻、从胎教开始，让生命的历程从具有读经的意识开始。老实读经从方法上说是只管呆呆地读、反复地读，教师不必解释，学生不必理解；从教材上说是选择“最有价值的书”，记取那些“永恒的东西”，无论难不难，不管懂不懂，比如《十三经》。大量读经是指在读经上要花大量的时间，比如一天最好读十个小时；读尽可能多的经典，如包本背诵三十万字；对于特定的经典，读尽可能多的遍数，比如开展“《论语》一百”夏令营活动，就是在活动期间将《论语》读一百遍。最重要的快乐读经，王先生却很少阐释，有些人说“以上三点做好了，快乐之情，自然源源而来”。实际上，王先生的读经理念，最大的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没有依循教育的逻辑、规律和原则做事：及早读经，使得学习的内容与孩子的认知水平不符；老实读经，让孩子被动地接受经典，成为单纯的容器；大量读经，只是机械地死记硬背，没有入心入脑，不仅容易忘记，而且严重消减了孩子的学习兴趣。这些都与“快乐读经”相悖，过早地读经、单纯地背诵，不仅会导致学生当下学不好经典，更可怕的是可能会造成学生对经典的恐惧，使他们保持与经典的距离。

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但在新世纪的第一个阶段，无论是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还是体制内的中小学，很多都践行王先生的这一理念。可以说，王先生的读经理念，是近二十多年对中国基础教育乃至中国社会影响较大的传统文化教育理念。尤其是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几乎完全是按照这一理念做的，至少在某个阶段曾按这一理念做过。由于堂主和院长个人的喜好，诵读的内容有的特别强调佛家经典，但熟读成诵、不求理解的做法，与这一理念并无二致。体制内的学校虽然也受这一理念的影响，但情况要好一些。一是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做法的影响，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的诵读文，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更多的是句子短小、形式整齐、押韵便读的“诗”。二是体制内学校长期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对教育的规律有更多的了解和尊重，诵读的内容只有少量的儒家经典，更多的是唐诗宋词，是诸如《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治家格言》《幼学琼林》《声律启蒙》等蒙书。

在这一阶段，山东省率先将传统文化纳入了中小学的必修课，在校本、地方和国家三级课程体系中，这是第一个将传统文化纳入中小学教育的省份。得益于孔孟之乡厚重的传统文化氛围，2008年4月，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印发山东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安全教育、环境教育、传统文化和人生规划课程实施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其中的《传统文化课程实施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对这门课的课程性质、基本理念、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实施建议作了全面规划。随后，齐鲁书社和山东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与《意见》配套的传统文化教材。《意见》的发布和教材的出版，不仅对山东省中小学开设传统文化课程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借鉴作用。

总的来看，21世纪第一个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具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尽管学术界有争议，社会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广大中小学校，大家普遍意识到了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或者是基于自己的认识，或者是因为上级、领导的号召，很多一线教师在尝试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工作。但把传统文化教育作为独立课程开设的学校不多，主要是利用晨读、课间、活动课、班会以及社团活动等开展相关教学工作。毋庸讳言，有一些学校之所以开设传统文化课程或者利用其他时间组织教学，不过是基于“别人有，我也有”的攀比，是因为“别人这么做，我也这么做”的跟风。第二，这一阶段的中后期，才有学者开始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工作。由于没有扎实的研究作基础，没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托，人们普遍对为什么教学、教学什么、怎么教学感到迷茫。就连传统文化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它与“国学”是怎样的关系等最基本的问题也无人探究。将古代历史人物、事件都纳入传统文化范畴，与历史和其他科目的内容混淆重叠，就是没有能准确把握传统文化的意蕴所致。第三，传统文化教育处在各自为阵的状态，到底是学经典，还是读蒙书、背诗歌，没有一定之规，全靠各地主事者的喜好；至于是否讲解、以怎样的方式记诵，就更是多姿多彩。大家都处在摸索之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样态，但没有章法、没有规范，也使得乱象丛生。

从2013年开始，我国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政府强势介入，积极倡导，大力扶植，系统规划；二是传统文化教育逐渐规范化。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基的地位，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和根本宗旨的地位，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4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第一次对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作了整体规划：提出了各个学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强调要全面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纲要》力求做到三个“全覆盖”，即学科课程全覆盖，教学环节全覆盖，教育人群全覆盖。这份文件被命名为“指导纲要”，注重从宏观上体现指导性，但在整个研制过程中，教育部领导特别强调要具体、要有可操作性。所以，《纲要》着力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各学段的教学目标和任务，致力于“教什么、怎么教”问题的解决，为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确定了基调、划定了准绳，具有明确对象、指示内容、指明方向的意义。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更是提出要将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始终，“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各个教育领域。尤其是要“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该文件针对全社会发声，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显然不可能像《纲要》那么具体，但它在更高的站位上，提出了要将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国民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目标，提出了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的任务，甚至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纳入考核评价体系”的要求，这就为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提供了新的动力，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正是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方面，各个学校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情势有增无减；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由各个学校的各自为阵，上升到了由地市乃至省市的整体擘画。比如，2017年3月，河南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提出“从2017年秋季开始，各中小学校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必修课列入课程计划”，其中“小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12课时，中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14课时”。此外，该通知还要求在其他学科中渗透传统文化，并通过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动和家校合作，协同助力传统文化教育，形成“1+X”的典型模式。北京、内蒙古、广西等省市、自治区，均将传统文化列入省级地方课程目录，甄选、推荐优秀教材应用于教学。至于各地市区县开设的传统文化地方课程，更是不胜枚举。还有一些省市，没有开设独立的传统文化课程，而是以活动、专题教育的形式在进行。比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于2014年5月发布了《关于印发〈上海市中小学专题教育整合实施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由其附件1可知，由一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各个学段，都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一所学校固然可以开发出契合实际的校本教材，但在传统文化教育领域，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没有成熟的模式可供借鉴或仿效的前提下，由于信息单一、资源单薄、能力有限，学校自行开发的教材难免质量不高，容易给教育教学留下隐患。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集合一个地市或省市专家学者的智慧，避免视角盲区，减少出错的可能，从而优化课程，完善教材。

从2006年开始，我国逐步开始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具有公益性、统一性、强制性的特点，让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是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义务。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间前后，一些家长因为不满现行的学校教育，不满单纯的应试教育，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便另觅蹊径，让孩子离开体制内的学校，到私塾和书院读经，或在家自行教授。这样，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诸如北京的“国学馆”“日日新学堂”、上海的“孟母堂”、武汉的“今日学堂”、沈阳的“九雯学堂”、广州的“六艺私塾”、苏州的“菊斋私塾”、深圳的“童学馆”以及遍及全国的“一耽学堂”等私塾和书院。对于这类私塾，有的地方积极引导，协调转制；有的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一再打压。但这些私塾今天在这里被取缔了，明天又在那里开办，这样旋生旋灭，而又旋灭旋生；更多的地方，则是考虑到特定私塾和书院办学的历史和实情，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这样，私塾和书院在各种挑战中艰难前行，并成为新世纪前十年传统文化教育的主体。无论是从教学科目、学习时数还是社会影响来说，都在体制内的学校之上。

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阶段之后，体制内外的传统文化教育有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具体地说，私塾和书院的传统文化教育每况愈下，而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则蒸蒸日上。从体制外的私塾和书院而言，经过20多年的读经实践，教育教学效果与倡导者的期许相去甚远，与广大家长的希望更是不能以道里计。读经的学生普遍学习能力弱，应变能力差，能背而不能理解，时间稍长即忘。更可怕的是，很多学生因为长时间机械地背诵，因此视经典为仇寇，以学习为畏途，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再加上读经的孩子知识结构不完善，现代社会所必需的英语、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缺乏，与体制内的学校无法有效对接，毕业之后的出路大有问题。这使得人们直面这些现实的问题，开始了对读经理念和实践的反省。2016年8月28日，《新京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了记者罗婷的文章《读经少年圣贤梦碎：反体制教育的残酷试验》，其中沉痛地说道：“较早的一批读经孩子已经成人。从狂热、受挫、困惑到反思，他们不得不推翻了自己曾真诚信仰并奉献了全部生活的东西。”并借用读经界一位人士的话总结说：“现在回过头去看，对孩子来说，这真是一场残酷的实验。”在这种情势下，只有那些实在无法走回头路的家长和孩子，还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

体制内的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则是另一番风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了传统文化课程，学生和家长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不用再送孩子到校外去学习。另一方面，学校的做法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现实可行，不像私塾和书院那么极端。比如，有人就极端地认为：“现行的学校体制是西方的产物，完全站在外在的、客观的角度，引导学生分析事物，而不是教授为人之道，完全没有能力处理人安身立命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改变现代教育‘西体中用’的模式，从学校整体建制到各项制度安排，从教学内容到教学形式，全面刷新，全局更张，另起炉灶，回到古代，以传统的私塾和书院代替现在的学校，用传统教育取代现代教育。”中小学的做法则是将传统文化纳入现代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有益补充，成为现代教育的一部分，而不是试图“用传统教育取代现代教育”，这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毋庸讳言，而且必须正视的是，我们现今的传统文化教育中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我们一再指出的，在教育目的上存在着功利化、狭隘化的问题，在教学内容上存在着碎片化、庸俗化的问题，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仪式化和复古化的问题，还有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非教育化的问题。然而，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学术研究越来越深入，教学实践越来越丰富，这些问题的症结已被找出，解决的方案也在酝酿之中。为响应十八大“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贯彻落实教育部《纲要》精神，完善中国教育学会在传统文化教育领域的职能，2014年5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了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并于2018年7月17日更名为“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分会”。分会除了组织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以交流研究成果和教学经验之外，还研制并于2019年12月发布了对全国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指导标准》。教育部也即将发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指导各个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下一个十年会再上一层楼，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作者徐梓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来源：《今日教育》2020年7/8期“21世纪教育20年”专辑往期推荐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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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今日教育传媒公众号

本号主编：刘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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