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次禁止过春节，所有人全都不放假，过节的直接被逮捕
春节，向来都是全体国人最为看重的一个节日。
在传统文化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春节也被称为是“一年之岁首”，民间也称为“过大年”。
中华民族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在过节这件事上也有4000多年历史了。
然而，近现代的“春节”历史却非常短暂，中间还经历过不少波折。
我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禁止过春节，所有人全都不放假，过节的直接被逮捕。
不过，随着时间的更迭，如今“回家过年”已经深深融入到广大国人的血液之中了，无论旅途如何拥挤不堪，似乎也从来无法阻拦春节回家团圆的步伐。
一次极为特殊的春节
真要深究“春节”二字，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若生活在晚清时节，跟别人提到“春节”，恐怕也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听懂的。
按照从古至今演化的历法，那会的春节还被百姓们称呼为“元旦”，也就是过去比较有标志性的“阳历年”。
中国过年的具体名字，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而在这不同更换的背后，也是不同时代中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有趣的是，还有不少人觉得，现在的年其实都是在冬天过的，似乎和“春”搭不上关系。
拉开中国近代史序幕的，莫过于辛亥GM。
民国元年，很多不明就里的老百姓总能看到一些略显滑稽的对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这是在向普罗大众们传递的两条关键信息：其一是男女平等，其二便是阴阳合历。
可这么多年的传统下来，老百姓们自然不愿意买账，这件事办了很久都没有办法办成。
在国外，同样还有很多国家站出来抵制春节，可他们无一例外也全部失败了。
1912年1月1日，在万众瞩目的大总统就职仪式上，孙中山宣读了誓词，随后就宣布了《改用阳历令》。
这也就意味着，传统的“大年”从此不被官方认可，今后都是以那天作为元年元月元日。
这在当时来看，其背后的意义倒是不难理解，说白了就是通知大家，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老祖宗的规矩都要改一改了，新的政府已经和过去腐朽落寞的封建王朝彻底决裂。
12天以后，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正式把1月1日称呼为“新年”，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天还没有被称呼为元旦。
可老百姓们都有一种心理寄托，也同样有尊重传统的习惯，即使法令已经颁布了，可民间仍然按照传统过着农历的春节，这也就有了“阳历”和“阴历”两说。
按照阳历，每年的1月1日就是阳历新年，然后大家还会根据农历继续过年，那是丢不掉的传统。
以广东为例，在1912和1913这两年，广东的旧历新年都显得非常没落。
尤其是到了1913年，位高权重的警察厅长陈景华开始对旧历新年严厉干涉，禁止百姓们庆贺旧年，这种粗暴的做法，也导致了当地百姓极为不满。
不过，这种做法并没有持续太久，这也和当时的政Z环境息息相关。
1913年7月，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则接到了一份报告，上面也写得非常清楚：
按照我们国家的旧俗，每年有四时令节，这跟农业的历史有关，春节代表着一年之初，国民都应该休息，在政府办公的公务人员，也应当休息一天。
看到这样的报告，袁世凯最终也批准了春节，到了旧历大年，全国上下都能够休息一天，这也从1914年开始实行。
因此，1914年，也是中国第一个合法的“春节”，广东的反应也最为激烈。
他们已经被当地的军警头目压制了两年，心里本就有很多的不满，1914年终于能够重新过上春节了，大家都非常高兴，用了很多方式庆祝。
那年，几乎家家户户都燃放了烟花爆竹，大小商场都开始休息，亲朋好友们见了面，也纷纷互相庆祝起来，说些吉祥的的话语，希望能有一个好兆头。
而广东当地的官员，不也都是从百姓当中走出来的，他们同样希望过节。
官员们也不知道具体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表面上不庆祝，然而私下却互相贺岁。
袁世凯名义上让大家休息一天，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完全不同。
比如上海的《申报》在当年从1月22日开始休息，一直休息到了28日。
即便是在北京，什么总长、院长等位高权重的人物也都回家了，三天之内是否要去坐班也非常自游，北京的报纸行业也一直到正月初五才重新复工。
所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激进的方式和旧势力划清界线，算是暂时落空了。
在那年正月初一，高层人员们来到了北京圣人府礼堂开会，向孔子塑像三拜九叩。
这些也足以说明，1914年是传统和现代所碰撞的核心年代。
民国政府已经成立了，满清的没落贵族还是受到了优待，清朝皇室还是举行了传统贺礼，大总统袁世凯也派出自己的心腹，和清朝皇室联络感情。
这次的变革，民间也有了自己的深刻体会，有很多全新的变化让人非常困扰，可无论如何，传统的东西还是保存下来了，很多都延续至今。
抗衡，依旧继续
这些变化，看似是“传统”和“现代”的斗争，可在当时的情况下，依旧是多势力之间的对抗与平衡。
在当时，袁世凯妄图称帝的心思已被很多人洞悉，很多“反袁”人士都非常排斥他，因此也顺便排斥他的很多做法，这样看起来才算是完全划分了界限。
1924年，国民党当局再次提出了废除春节。
老舍还曾在文章中记录过，除夕的当天，自己要去学校上课，家中的老母亲还等待着儿子回来一起过年。
1928年底，东北易帜，那会的中国也算在名义上得到了统一，国家开始渐渐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国民政府也表示自己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衣钵，终于作出了“最后决定”。
国民党决定从1929年开始，坚决要废除由来已久的阴历新年，废除掉春节，他们给出的理由也非常激进：
阴历春年是封建迷信时期的产物，只有推动起阳历春年，才算是能够和国际接轨。
那年1月1日，湖南的《国民日报》报社决定，他们要在全国的报纸行业中率先删除报眉上的阴历，从此只标注阳历。
而且，《国民日报》还决定员工在春节的时候坚决不休刊，并刊登了《打倒正月初一专号》的内容。
习惯了过阴历春节的百姓一下又充满了茫然，可习惯也驱使着他们坚决反对，很多人都自己偷偷在家过着传统的春节。
还有很多报纸上也有了文章，上面表示：
如果再发现有人贩卖神纸花等物品，便直接给他撕掉；如果还有人玩龙灯狮子，那就直接让他感受一下“铁窗泪”，有些人若仍要坚持拜年、互相道贺发财，一律就是和当局政府过不去。
往年的春节，赌博的行为大为增加，国民党的警察也开始到处抓赌，遇到玩骰子、扑克牌的全部驱赶。
1929年，街头的赌博行为竟然全部被肃清，这也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
春节节日的矛盾就此激化，国民政府当局也在1930年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手段。
国民党考虑到，这些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过传统的春节，所以肯定不会乖乖听从政府的安排，他们必然要想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偷偷过年。
当局也有了规定：只要是春节贩卖年货以及财神像、灶神像的，将会被全部没收，买卖双方也要被逮捕；公然违背政府政令，偷偷放假躲在家里过节的，也要被全部逮捕。
法令下去了，也有些地方更为激进，他们甚至还会前往百姓家中调查，看看谁家偷偷吃了饺子，如果被发现是在过节，也全给抓起来。
以前，“春节”虽然遇到过几次危险，还算是挺过来了，可1929年，想过春节，实在是太难了，这也是被唯一一次彻底禁止的春节，连偷偷过节的机会都没给。
国民政府的军警来到关门停业的商店，逼迫他们重新开门营业，还有些供果和元宝茶的贩卖点直接被捣毁，特别是往年里年味充足的乡下，那些小商小贩直接被拘役。
可是，这样的做法，归根结底还是和百姓们的思想感情相违背。
到了第二年开始，当局政府的管控渐渐变松，老百姓们又开始偷偷过起了春节。
按照《大公报》的记载，乡间比城市还要热闹，家家户户也都贴上了大红春联。
因为，这种“一根筋”的做法，所面对的阻碍，远远不只是一个节日。
除了广大民众的思想感情寄托和传统习惯外，在工商业，旧历的新年、端午、中秋都是“结帐日”，如果这么冷不丁的用了新历，那么整个工商系统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民间对这种行为自然不会买账，只能在压迫下假意迎合，不让过年，那就心里面偷偷过。
所以，这项荒唐的法令并没有持续太久，也实在没有办法贴合于本国的国情，造成了极大的司法资源浪费，监狱都不够用了。
而且，高层也渐渐发现，基层的执法者利用起政府的法令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不得不让国民党当局重新重视起来。
到了1933年，一些地方推行的“国历运动”渐渐松弛了下来，第二年，政府便不再干涉民间自己去过阴历年。
长沙在前两年经过了“废止春节”的折磨，也是最先“反弹”的。
那一年，他们家家户都重新过起了春节，把那几年没搞的旧习全部搬了出来。
有些大户人家还大肆铺张，处处都能看到花鼓龙灯，“财神”和“赌鬼”到处都是。
从一些文人墨客的笔下，也能洞察到当时百姓心中的激动之情。
1934年的春节，著名文学家鲁迅先生是在上海过得春节，他描述了当时自己的心情：
不过旧历年，已经有二三十年了，这次，放了三夜的烟花爆竹，使得隔壁的外国人都“嘘”了起来，这成为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人们常说：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对于“春节”来说，也确实如此，它经历了几次禁锢，还有一次彻底被打压的经历。
大家以前都习惯了，并没有感觉到什么特殊的情感，经过这么几次折腾，反而让“春节”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深厚了，也没人觉得它是封建余孽。
在大家的心目中，这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东西，它是有意义的，也没有必要去太过于激进的对待它，人本来就要对祖上有敬意，毕竟，做人不能忘本。
又过了两年，到了1936年，旧历的春节已经让国人达成了一种共识，没有人愿意再次丢掉这种重要的传统节日了，所以大家都大大方方开始过节。
这也同样影响到了国民党高层的一些官员，比如陈立夫就提出，应该对中国固有的风俗加以研究，这里面，“阴历年”就是一个需要保留的重点。
国民政府随着解放战争而彻底倒下了，中国再次进入了一段全新的历史。
1949年的人民政协会议通过了“公历纪元”，把1月1日确定为元旦，农历的正月初一确定为春节，这也使得两个节日的矛盾被彻底化解。
后来，国家还出台规定了新年和春节的法定节假日，除夕夜也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难以忘却的家庭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