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上观｜许河：黄建新的“新主流”电影思维观

作|者|简|介

许  河

艺术学硕士研究生，广播电视编导系影视剧编导教研室主任，国家讲师，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员，河北省影视家协会会员。

多篇论文发表于《电影文学》《新闻界》等核心期刊；主持参与省级、校级课题多项；获省级、校级教师教学竞赛奖多次；主持校级教学团队建设、特色课程建设。2022年被授予河北美术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摘   要

第五代导演黄建新曾作为中国都市电影的拓新者，用“先锋三部曲”开创了反类型与反主流的都市电影新局面，并通过“城市三部曲”进一步完善了现实主义与商业电影的整合。在中国电影步入全新发展时期的当下，黄建新完成了其商业电影创作与政治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接，实现了政治电影与商业电影形态的整合，以多部票房与口碑双赢的主旋律佳作印证了顺应时代与市场发展的创作理念优势，同时也彰显了其多年强本拓新形成的与时俱进的“新主流”电影思维观。

关键词

黄建新；新主流；中国电影；思维观

黄建新的电影创作呈阶段性特征，在我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影像探索，1980年代初执导筒的反类型、反主流的“先锋三部曲”，1990年代批判现实的“城市三部曲”，还有2000年前后创作的一系列进一步关注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城市电影，直至近几年陆续创作的主旋律献礼片，黄建新每一个阶段的创作都与时俱进，尤其是2000年以后的创作在保持现实主义风格与艺术创新的同时，更加遵循电影市场发展规律、尊重观众审美取向，使其作品更好地融入了主流商业电影市场，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2009年的《建国大业》是黄建新导演生涯的分水岭式作品，标志着黄建新的电影创作正式转向主旋律献礼片领域，即投身全新的主流电影的创制工作，此后的《建党伟业》《我和我的祖国》和《1921》次第表现了黄建新的主旋律电影风格的转变轨迹，以及艺术创作的日趋成熟。

从导演处女作《黑炮事件》到最新的《1921》，黄建新入行36年创作了众多不同类型风格的作品，在深耕城市电影领域之后，他深刻认识到了政治电影的商业属性及审美价值，革新了政治电影的艺术形态，改变了政治电影在观众认知中的刻板印象，而推动黄建新创作转型的根本，正是其从影近40年的丰富经验浸润形成的新主流电影思维观，他的这种全新的审视、改造、创新政治电影，使其与商业电影相融合的思维方式，正在缓缓推动着当下中国新主流电影类型的发展并走向成熟。

一、从先锋艺术与现实主义跨入新主流：文化立场的转变与电影思维观的形成

在第五代导演群落中，黄建新是颇为先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导演，与张艺谋等同时期导演创作轨迹大相径庭。黄建新于1986年推出了自己的首部导演作品《黑炮事件》，标志着他对中国电影的影像探索从城市空间开始。此后，黄建新始终扎根于城市电影的创作，从荒诞主义到现实主义，从黑色幽默到现实批判，艺术性的描绘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人们精神世界的变迁。从《建国大业》到《1921》，黄建新近年来的作品已经脱离了先锋艺术和现实主义电影的范畴，鲜明的政治话语赋予其作品以主旋律色彩，同时在政治电影与商业电影深度融合的当下，可以说黄建新的电影创作已经完全跨入新主流电影领域，而其背后则是创作思想与文化立场的转变使然。（一）城市电影与现实主义批判性思维黄建新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风格多变，颇为高产，当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在着力探索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与精神之根时，黄建新已经在1986年的导演处女作《黑炮事件》中开始将视野投向城市空间，关注现时的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精神世界，践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时至今日《黑炮事件》依旧是一部先锋性十足的作品，黑色幽默的讽刺力量刺穿了叙述空间与现实空间，在荒诞不经的叙述中深刻的表现了当时种种的社会发展问题。《黑炮事件》是黄建新对于影像语言的实验性探索的开端，其中的黑色幽默和荒诞主义都在“先锋三部曲”的后两部《错位》和《轮回》中有所体现，尤其是改编自王朔小说《浮出海面》的《轮回》，推动黄建新探索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与同时期米家山创作的富有鲜明“王朔精神”的《顽主》异曲同工，丰富了其城市电影的叙事话语维度。黄建新的镜头紧紧跟随着“现实中的人”与“社会性的人”，关注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深层次关系。[1]1990年代的“城市三部曲”进一步呈现了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人的生存状态，无论是《站直啰别趴下》表现的改革大潮对人们价值观、世界观等精神世界的冲击，《背靠背脸对脸》对人在权力面前的异化，还是《红灯停绿灯行》借“学车”牵扯出的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众多乱象，都继续深入百姓生活各个角落，进一步完善其城市电影的叙事体系。到了2000年的世纪交替之际，受到来自文学界的新写实派的叙事风格影响，黄建新的城市电影叙事进一步生活化，突出表现人们社会生活的琐碎日常。《说出你的秘密》《谁说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扬我》都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当代人的城市生活的窘迫与无奈。黄建新后期的城市电影都承袭了《黑炮事件》的黑色幽默与现实主义批判思维。黄建新城市电影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对城市电影“塑型”，没有类型化或特型化其城市电影，镜头内表现的都是观众司空见惯的周遭日常和社会热点，这是一种极度贴合观众现实生活和思想认知的现实主义表达。（二）“政治电影是最大的商业电影”：新主流电影思维进阶在其他第五代导演重塑民族精神根系、探索作者电影与艺术创新时，黄建新是最早萌发商业电影意识的导演之一，在1980年代的“先锋三部曲”之后，都有意提高电影的可看性，而非一味的追求艺术性，于是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城市电影都有切合市场需求的商业考量。黄建新在一次采访中曾提到，“把电影拍得人们很爱看，同时还能有比较高的艺术品位，做到比较深刻地传达意象”[2]，这实际上已经是他创作早期主流电影思维观的体现。黄建新认为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的本体空间是转型中的城市，或者说是农村转型城市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其本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形态，因此他的城市电影创作在本质上也是在变相探索民族心理与民族文化的根系，与同时期第五代导演别无二致。黄建新之所以选择城市空间作为主要的叙事场域，其原因是如此创作可以保持一种“现实性”，是一种专注当下的人文意识，这也使他的电影更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具有“现在性”的城市电影无疑会与观众具有更大的认知共识与情感共鸣，这也是黄建新口中的“可看性”，是潜在的商业价值。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不仅是中国电影腾飞的新时代，更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十几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需要电影艺术的意识形态巩固。200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而拍摄的献礼片《建国大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和革命性意义的，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了政治电影与商业电影的结合，最终以4.3亿元票房成为现象级电影，也充分证明了黄建新对于“政治电影是最大的商业电影”[3]的观点论述。如果说《建国大业》是一次“命题作业”，那么《建党伟业》开始是黄建新将政治电影与商业电影进一步融合的真正意义上的主观创作，也令主旋律电影真正成为“新主流电影”。而黄建新对政治电影、商业电影以及主流电影的概念认知，是其长期以来形成的电影思维观决定的，对于政治电影的选择更多的是出于主流话语形态、主流大众审美以及商业价值考量，再经过艺术的创新加工，进一步赋予政治电影以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因此，在陆续创作《我和我的祖国》和《1921》之后，黄建新镜头下的政治电影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将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类型片发展阶段，同时也实现了黄建新的新主流电影思维观的进阶。

二、新主流电影的开放性思维与类型化叙事的创新

纵览黄建新2009年至今的主旋律电影，即新主流电影，不仅是对政治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继承，他对政治电影商业性的发掘与艺术性的创新更令人瞩目，充分说明这次创作转型是一次艺术上的选择。《建国大业》颠覆了观众对主旋律电影和献礼片的既定银幕印象，突破了政治电影的艺术性与传播性，从这部电影开始政治电影才真正意义上被纳入商业电影范畴。因此，黄建新在处理政治电影素材时表现出的商业意识与主流电影思维方式值得深入研究，尤其是在叙事体系上的创新需要被纳入研究视野。

（一）历史的命题转向人的命题：从编年体历史叙事到以人为中心的叙事

政治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主流电影是依靠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一方面时至2009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8周年，同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节点，需要有献礼片性质的文艺作品回顾党和国家发展的风雨历程，这对于政治电影起到宏观的支撑性；另一方面，2008年的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43亿元大关，商业电影与产业化建设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国电影导演已经具备用商业电影思维与形式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此外，我国在新时期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大国崛起与民族复兴成为新时期中国人的共同愿景，国家自信与民族自豪感成为大众的共同情感，大众对以党和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电影和主旋律电影是具有审美倾向和精神需求的。因此，《建国大业》才能在如此特殊的历史节点突出重围，令政治电影重新掌控商业电影的主流话语权。

如果说《建国大业》编年体叙事下的超级明星阵容是该片的制胜法宝，那么《建党伟业》在叙事与美学上的创新进一步深化了政治话语与商业电影类型的融合，颠覆了传统政治电影中规中矩的编年体叙事模式，从历史的命题转向人的命题，才使以政治电影为中心的新主流电影被大众广泛接受。从历史命题切换到人的命题，则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为了从历史故事中提取戏剧冲突，增强叙事张力和艺术感染力，相对于以编年体的形式生硬地复原历史而言，切换到人的视角、对人给予更多的关注反而会更具有戏剧性；另一方面，历史视阈下的人的命题，其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在刻画人物形象、塑造人物生活、还原私人历史的过程，也是变相建构大历史的过程，而私历史的建构更能显示人的主体性，更容易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拉近观众与历史的审美距离。于是，黄建新在《1921》当中不断发现人物的精神空间与所处历史空间的连接与共鸣，从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重读历史，通过人物走入历史纵深处，完成了私历史对大历史的反哺。

（二）新主流电影的情感对接、审美共识与价值传递

黄建新对政治电影的历史命题转向人本命题，究其根本是他长期形成的电影思维观使然，无论是早期的“先锋三部曲”还是“城市三部曲”，从被体制规则压抑的人到改革开放浪潮下的迷失的人，黄建新的镜头从来都没离开“人”，他擅长塑造人、发掘人的精神世界，让观众能够透过银幕空间中人的精神世界看到自己的影子、得到共鸣，这赋予其作品现实性，即便是在重构历史文本的过程中，依旧能够透过历史中的生动的人感受到黄建新构建叙事文本的内在逻辑。

无论是进行时的城市电影还是过去时的历史电影，人的精神世界是可以超越时空存在的，这也是观众对不同类型电影获得情感与精神共鸣的关键所在。政治电影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主流电影，很大程度上是放下了刻板的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严肃宣讲，去历史中心化，开始以人为中心叙事，在还原历史人物的个人生活与精神世界时，提供观众情感对接的触发点，从人物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读取其思想，而不是从严肃的历史中读取。正如《1921》带领观众真正走近了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群体，在新史料的参与叙事之下，一个崭新的党史故事呈现在大银幕之上，观众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些年轻人为了党和国家，为了同一个梦想和愿景聚集到一起的革命感情，感受到了这些年轻人的满腔热忱和崇高精神，唯有观众真正走进历史人物的生活中去，感受生命与精神的力量，才能最终实现审美共识与价值传递，《1921》作为建党献礼片超出了一般政治电影的意识形态宣讲范畴，“这种生命的力量超过了任何理论的力量”，通过人的命题与观众实现精神对接和价值传递是对政治电影叙事的创新。[4]

（三）政治电影叙事体系的结构性重塑：截面结构视角、同时性叙事

政治电影的历史叙事通常以编年体叙事为主，通过将时间线拉长，依照时间发展的纵向历史时空内完成宏大叙事，历史为主，人物为辅。然而，传统的编年体历史叙事往往会在梳理历史脉络的过程中，很难专注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多数人物都呈扁平化存在于历史叙事当中，编年体历史叙事方式有利于观众对历史有一个宏观的了解，却无法轻易与人物实现情感连接和情感共鸣，很难真正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同时，传统政治电影往往采取相似的结构体系和叙事方式，叙事冲突具有了可预见性，人物塑造也难免被固化、类型化，观众难免产生审美疲劳。

黄建新对政治电影最突出的革新是对叙事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放弃了传统的编年体叙事，采用历史横截面的方式解构历史，采用以人为主体的叙事方式。一方面，传统的政治电影需要艺术性创新和改造，适当的戏剧冲突的发掘与制造是必要的，尤其对于走商业路线的政治电影更是如此，加之新史料的辅助叙事，都需要推翻传统政治电影的结构特征；另一方面，减少纵向的编年体叙事，采用截面式结构更利于获得叙事深度，更有利于塑造人物，丰富其精神世界，并在固定的、严肃的大历史逻辑下寻找并推行关于人物之间的小逻辑，例如符合史实的人物关系和互动等，并从中获得戏剧性、艺术性和审美性。因此，影片《1921》仅截取了1921年4月至8月的几个月时间，通过6个叙事线、6个空间进行同时性叙事，完全以人为中心，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和情感，围绕着中共一大的13位年轻代表有机串联起不同空间的叙事分支，最终架设起全新的叙事话语体系，可以说这是黄建新对政治叙事的一次艺术性创新，在史料挖掘、结构尝试与视角转变下，观众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关于我党历史的故事，这份“新”并不仅仅是史料的新发现，更是对重要的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认知。

三、“大逻辑中的小逻辑”与人本叙事的电影叙事思维

如果说《建国大业》是主旋律电影嫁接消费主义与商业文化的一次全新尝试，还停留在创新起步阶段，那么黄建新在《建党伟业》和《1921》当中做出的推翻传统的艺术创新，则真正实现了政治电影与商业电影融合成为新主流电影。而黄建新从黑色幽默、荒诞主义及现实主义类型创作到主旋律、新主流电影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的，类型片场域的转换只是浅表层面，多年的城市电影创作令他养成了以人为主体的创作思维，这种“以人为本”、深入人性的人文意识使他的不同类型片创作都不离根本，他始终以人为中心聚合叙事素材，贴合大众文化心理，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创作节奏，对人们的精神世界积极地呈现，将其创作一以贯之的人性叙事与艺术创新在新主流电影中进一步推进。无论是现实主义电影，抑或是历史电影，都是在不同的时空里的人性书写。黄建新认为，“只要打开潜意识对位，电影的内在力量就会产生”，这也是他在创作这几部主旋律作品时努力的方向。寻找“大逻辑中的小逻辑”是这几部电影的共同特征，本着严肃对待史实的前提下，细致艺术地处理史料内容并发现其中的潜文本，创设人物与观众时间的思想与情感对接，着力营造符合史实大逻辑的小逻辑性的戏剧冲突，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思维观在处理叙事素材上的体现，也是黄建新口中的“潜意识对位”，激发电影内在力量的过程。真正意义上的新主流电影是符合主流文化、满足大众审美需求、具备商业价值的电影类型。政治电影的话语纬度决定了受众体量的庞大，而受众决定了市场需求，政治电影本身即具有商业价值，与商业电影的结合具有先在性。当然，新主流电影绝不仅限于商业化的革命历史电影，诸如《我和我的祖国》等展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方成果的作品也同样需要被纳入新主流电影范畴，随着这类电影的不断增加，也表现出当代主流电影导演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向心性。中国电影史上从不缺乏政治电影，而政治电影若想成为新主流电影，势必要转换创作思维模式，与时俱进地艺术创新。《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1921》等新主旋律电影真正做到了带领观众走入革命者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单纯的二次踏入历史。黄建新凭借近40年的导演创作经历，养成了敏锐的现实洞察力、出色的类型创新力、人性关照的态度，持续保持优质创作，无论是他早期对当代中国城市电影的巨大贡献，还是现阶段对于政治电影结合商业电影融入主流的里程碑式成果，都得益于他的电影思维观，尤其是进阶的新主流电影思维，推动了中国主流电影迈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因此，黄建新导演的新主流电影思维观需要被纳入当下电影理论研究当中，势必对我国新主流电影的下一阶段发展提供稳固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崔伟康,田志龙.21世纪以来新主流电影的艺术表达与精神特质[J].电影新作,2022(02):27-30.

[2]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中国电影的先行者之黄建新：独树一帜，继往开来[EB/OL].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官方网站.

[3]贾磊磊,黄建新.政治电影是最大的商业电影——贾磊磊与黄建新对话主旋律电影[J].人民论坛,2011(S1):70-71.

[4]黄建新,李道新.《1921》：献礼片的创新实践与中国电影的整体思维——黄建新访谈[J].电影艺术,2021(04):105-111.

本文发表于北大中文核心期刊《电影文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