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报 | 闫建飞：方镇为国与五代宋初历史的展开

4月28日上午，高研院学术报告会第210讲在浙江大学之江校区钟楼报告厅举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闫建飞作报告，题为“方镇为国与五代宋初历史的展开”。报告会由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冯培红教授主持。

闫建飞首先介绍了什么是方镇（藩镇）。他指出，藩镇与诸侯类似，对辖境军政、民政、财政等有较强控制力。藩镇虽主要指唐后期至宋初的高层政区，但类似问题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魏晋南北朝的都督制也常被视为藩镇。

藩镇问题源于唐开元天宝年间边防十节度，安史之乱后在内地铺展开来。藩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两种趋势：假如朝廷强力削藩，有可能导致藩镇从统辖区域、行政层级、官员设置、权力结构等方面逐渐趋同于州郡，是为藩镇州郡化；与此同时，假如朝弱藩强，藩镇亦可能坐大，由方镇建国。中唐至宋初的藩镇时代可以黄巢之乱为界，前一阶段藩镇主要作为地方政区存在；黄巢之乱后，五代十国诸政权多由方镇建国，同时凭藉建国过程中形成的中央军事财政优势，沿着唐后期削藩的道路继续前进，不断使藩镇州郡化。因此，方镇为国是后一阶段藩镇发展的独特之处，对五代宋初历史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首先是对五代十国建国道路的影响。闫建飞指出，五代十国诸政权中，后梁、后唐的建立可以相对完整地呈现从唐末藩镇到新王朝的演变过程，是方镇为国的典型代表，因此他主要对这两个政权的建国道路展开了分析。后梁、后唐建立前的朱温、李存勖集团是由直辖镇、属镇、附镇构成的圈层结构，二人对藩镇的控制力由内向外递减。附镇可转变为属镇或直辖镇，属镇亦可转变为直辖镇，其中直辖镇是朱温、李存勖集团核心，朱温在直辖四镇基础上建立起集权模式，最终代唐建国。这种主帅直辖多镇和直辖镇、属镇、附镇的区分在唐末五代并不罕见。方镇为国的建国模式和直辖镇、属镇、附镇圈层结构的出现，与唐后期藩镇格局和唐末群雄混战的形势密切相关。唐末五代方镇为国的过程，既是再造统一、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也是解决唐后期藩镇问题的过程。

其次是对人事的影响，方镇为国使得很多藩镇的幕府僚佐成为朝廷重臣。一方面，五代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导致了新旧官僚间的冲突摩擦；另一方面，前朝有大批文官在新朝继续任职，政治具有高度的承袭力，但文官群体稳定的表象下，政权核心层一直处于变动中。

第三是藩镇体制对中央政治体制的影响。方镇为国使五代十国诸政权的中央体制有浓重的藩镇色彩，对藩镇体制的消化吸收也是藩镇问题得以解决的重要条件。闫建飞主要以军事体制为例。他指出，五代的禁军统辖机构侍卫亲军司源于藩镇马步军都指挥使。禁军士兵多源自藩镇军，也把藩镇的骄兵习气带到禁军，导致禁军骄兵化，频繁军乱，甚至改朝换代。军队编制也呈现为诸州军混合的扁平化结构，与唐代的十六卫——折冲府体制的等级分明判然有别。

最后是对都城功能景观的影响。随着五代十国诸政权方镇为国，汴州、扬州、成都等城市也由藩而京。唐后期藩镇军事力量多集中于治州，以保证对支郡的武力优势。方镇为国过程中，由治州发展而来的都城，往往成为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重要屯驻地，军人及其家属的大量增加导致都城的城市布局、居民结构、粮食供给、都市景观等呈现出与汉唐都城明显不同的特点。这种从普通城市升格为都城，或由都城降格为陪都乃至普通城市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京藩交错也可以成为观察中国古代都城史的有益视角。

报告会交流环节，冯培红对讲座进行了点评，袁一丹、张锦枝、陈志远、许明杰、田晓忠、于溯、何兆泉等学者，就五代十国的政治伦理及“忠”的观念变化、唐后期的方镇类型及特点、定都开封的原因、五代至宋文武关系的变化等话题，与主讲人进行了交流探讨。

文字：夏春璐

摄影：陈彧婷

编辑：陈彧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