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今天，周作人的最后一天

今天5月6日，一早起来看到网上有人纪念周作人，五十年前的今天，1967年5月6日，周作人死了。在一篇文章中我看到写周作人的一段话：“无论何时，只要他的手中有书，再有一支笔，他仿佛就能自得其乐，不在乎其他”，不免心有所感。知堂是我大学时代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和他的长兄鲁迅先生相比，各有千秋。两兄弟走上各自的人生歧路，时也命也。关于他们的人生、关于他们的文章，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自然轮不到我这个中文系老毕业生来写。凑巧，手上有几本书，写到周作人先生在1967年的境况，尤其是1967年5月6日，即五十年前今日的一些状况，读来可感，倒可以和读者诸君分享。

呼儿买烧酒 留客吃苦茶

1966年8月23日之后，周作人就不再写日记了。他的日子从1898年2月18日开始，1945年被捕后停过三年多，出狱后又开始写，差不多写了七十年。这次停，那就是又失去自由了。周作人写的最后一篇日记是：

晴，廿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

当时周作人还在等待章士钊的信，但第二天（即1966年8月24日）一早，红卫兵就进入八道湾11号他的家，对其全家用皮带、棍子殴打。对周作人，殴打的尺度是“不要打头，留下活口交代问题”，而对他54岁的儿子周丰一，就一点不留情了。周丰一一条腿当即被打坏，昏死过去。几名孙子孙女也跪在一边“陪绑”。

周作人晚年和孙辈的“亲子照”

早在这一年的6月，周作人已经被查出前列腺肿瘤，再经过这么一折腾，83岁的苦雨斋老人真的奄奄一息了。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照顾他的老保姆每月15元，周作人只有10元。粮店还打了招呼：只允许购买粗粮。周作人牙不好，每天就是玉米面糊糊过一点臭豆腐。在中学当教员的儿媳妇张菼芳，有时为他买一点维生素药片或糕点，那也得等监视的红卫兵睡熟以后。在绝望的情况下，周作人写了两封“呈文”，意思是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恩准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但就是这样的呈文，交上去以后还是泥牛入海渺无消息。

周作人录陆放翁好事近词，我爱他的书法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终于迎来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著名翻译家文洁若的《闲话周作人》中式这样写的：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他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而已，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并未发他有什么异常征候。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周作人在读书

周作人虽然死得蹊跷，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家人不可能拿遗体去医院查什么死因，匆匆销了户口，送到八宝山，苦雨斋老人就此化为烟尘。周作人的骨灰匣，家人也没敢拿回来，寄存在了八宝山。三年期满，家人插队的插队，下放的下放，没有人去领，就“按规定处理”了。处理到哪里去了？没有人知道。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代巨匠，就此销声匿迹，连灰都没有留下一蓬。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受审时的照片，陈丹青这样评论道：“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置之度外，斯文通脱”

周作人尸骨无存，连骨灰都不知哪里去了。而他的长兄鲁迅身后却是备极哀荣，至今虹口公园里的鲁迅墓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而被日本人的一颗子弹吓到，委身投敌的周作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周作人解放后曾经有一段文字写到鲁迅墓，我2015年11月写过一篇虹口系列之身前事与身后名（点击蓝色字可看），引用过这段话，今天不妨在摘抄一下，作为这篇小文的收梢：

“现在人人捧鲁迅，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我只在照相上看见，是在高高的台上，一人坐椅上，虽是尊崇他，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那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之冠是也。恐九泉有知不免要苦笑的吧，要恭维人不过火，即不至于献丑，实在是大不容易事。”

鲁迅、周作人兄弟

我最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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