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小儿科”的小儿科
两年多前写过一篇关于小儿科的文章，主要说的是民国时期上海滩著名的小儿科一生徐小圃。今天旧文修订后重发非为别事，只因前两天和一位老同事聊天，说起现在小孩子看病，实是一言难尽。老同事的小孩看的是中医，中医没有抽血化验透视这么多说法，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全靠医生的感官和经验。不料那家医院的中医别出心裁，初诊是医生A，复诊换成医生B，专家门诊费却一分不能少。病家和医生讨论几句，态度还很差。这还是人们心目中“着手成春”、“悬壶济世”的中医吗？
（图片来自网络）
上海有句俗语叫“小儿科”，用来形容人，是小家子气的意思，比如：“侬哪能噶小儿科呃啦”；用来形容事，则有微不足道的意思：“格桩事体太小儿科了”。这句话的由来殊不可考，猜想因为带个“小”字，所以格局大不起来。拜我国“计划生育”的国策所赐，如今的小孩大多是独生子女，开放二胎是近两年的事。小孩子个个是“小皇帝小公主”，稍有不慎，医患矛盾容易激化。给小孩看病是件难事，一来小孩不会说话，只知道哭，究竟哪里不舒服？不像大人自己会说。二来给小孩用药，剂量掌控要妙到颠毫才行，一不留神要过量，会出大事。所以医学院分科，小儿科是别有一科，一般医生是应付不了的。
徐小圃
民国时代上海有位著名的小儿科医生徐小圃，他有这样的名言：“儿科古称哑科，审证察色不可粗心大意。”徐小圃治病从来不坐，他是一直站着的，因为小孩不能和医生合作，坐着是难以精确诊断的。仅此一点，如今的小儿科医生就很难做到。其实民国时代，老百姓看病是很困难的，当时上海人口激增，医疗设施并未跟进。看得起西医的都是有钱人，一般人家一日三餐尚且难求温饱，生病落痛能找个中医抓几副药已算小康之家，穷苦的或求神拜佛，或吃点口口相传的“偏方”，其实是靠身体底子硬挺了。徐小圃出身宝山医科世家，其父徐杏圃先生已是名医。因为医术高明，诊所门庭若市，每天看足十小时。医生在当时属于高危职业，绑匪常有光顾。有医生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给人看病，以策万全。徐小圃从来不担心绑架，一则绑匪也有小孩，他们的小孩病了也要找徐小圃。二则徐小圃诊疗费只收二元二角，几十年不变，他的心很平。
收费虽不高，徐小圃行医多年还是积累了很多财富。他同时也是闻名中外的文物收藏家、鉴赏家。民国三十八年鼎革之际，徐小圃把自己的书画收藏运去台湾，不幸买的是太平轮的船票。他太太不幸罹难，书画收藏也大多沉入海底。徐小圃幸而没有上那条船，他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乘日轮“大西洋丸”去到台湾。关于他去世的年份，有说1959年，也有说1961年，差不多就是那几年吧。
“上海徐氏五云双星砚斋所藏至宝”
徐小圃的收藏一部分到了台湾，其中著名的有唐代女诗人薛涛所书《美女篇》真迹手卷、宋代姜白石书《报母志跋》真迹、宋代文天祥书“慈幼堂”匾额真迹、明代周茂兰为其父周顺昌死于厂狱而刺血上疏的原迹，以及怀素《小草千字文》。新中国成立前他曾自费影印馈赠亲友，1984年上海书店再度影印出版。
说到医患关系，网上有一张热传的老照片，是晚清民国时代一位病孩和医生相互作揖的场景。不少朋友感叹：为什么当年能彼此尊重，如今却视若寇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太大我也无从说起，不过这张老照片倒是可以说一说。图中这位向病孩拱手作揖的医生，是位苏格兰人，杭州浙医二院的前身广济医院的创始人，中文名梅藤更，英文叫David Duncan Main。
梅藤更和长大后的病孩合影
梅藤更1856年出生于苏格兰，他的夫人是位护士，中文名梅福孙，英文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史密斯（Florence Nightingale Smith），因为弗洛伦斯的母亲崇拜“白衣天使”南丁格尔，所以给女儿起了一模一样的名字。梅藤更在杭州生活了45年，一生遵循的座右铭是“Live and Work”，他说：“生活里的乐趣和欢笑，比药更能让生病的人觉得活着之振奋”。梅藤更1926年回国，死于1934年。离开中国前，他宴请杭州地方人士，用汉语说了一段话：“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聊了徐小圃和梅藤更，似乎是痴人说梦般的“望野眼”，和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一点关系。徐小圃所藏怀素《千字文》中有一句：“仁慈隐恻，造次弗离”，不要说是医生，哪怕是个普通人，对人对事能否保有一点仁慈隐恻之心呢？恐怕起徐小圃、梅藤更于地下，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徐小圃曾有一句名言：“医乃仁人之术，既要有菩萨的心肠，又要有英雄的肝胆。”现在看来，英雄肝胆人人有，非独医者为然，而“菩萨心肠”要到哪里找，实在天晓得了……
妈妈我爱你
友十后我会笑
有时候我会哭
今天我们一起看星星吗
这几个字如果让小朋友的老师看到，可能会向她怒吼：“有时候三个字怎么写的？”是啊，英雄肝胆啊，向小孩子怒吼的英雄肝胆。我这样的感叹在他们眼里，大概纯属“小儿科”吧。
最近我还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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