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秩如歌·兰台叙|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

人大信管网络新闻中心出品

| 编者按

尖山星海，梦里常相见；

恩师同窗，心中犹感念。

同舟共济，初心如一；

相会母校，拳拳深情。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档案学院）70周年院庆，特别推出“兰台叙”校友访谈栏目，对话各界校友，一同聆听他们的成长故事，一同感受他们的赤子情怀。

校友介绍

梁衡，1946 年出生，1968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获学士学位。中国著名散文家、学者、新闻理论家、政论家和科普作家。曾任《内蒙古日报》《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记者协会全委会常务理事、人教版中小学教材总顾问。

代表作品有新闻三部曲《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散文集《只求新去处》《人杰鬼雄》《名山大川》《觅渡》，科学史章回小说《数理化通俗演义》，政论集《继承与超越》，散文《晋祠》《夏感》《觅渡，觅渡，渡何处》《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有《梁衡文集》九卷出版。作品入选中学课本和师范教材。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

童年种下文人的种子

我觉得一个作家，他小时候生活当中形成的那种基因，会在一生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小的时候，八岁以前都是住在山西霍州下马洼村那个小山沟的窑洞里面。传说唐太宗当年路过的时候，因为路不好走只好下马。虽然它是一个山沟，但是风景非常秀丽。

我住的那个院子后面有一道河，前面有一道河，再往下面又有一道河，一个村里面有三道清泉水和一片树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泉水特别凉，特别清。到了夏天打麦子的时候，也是 6 月天最热的时候，老乡不像现在的城里人去买一个冰淇淋，当时也并没有那个条件，最简单的就是拿着小瓷罐子，去提一罐水，到了打麦场上，热得汗流浃背的时候，喝一碗瓷罐里的水，这就下火了，很解渴。

还有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农民的勤劳。因为那是一个小山沟，是凹着的，一抬头看见的就是一个山坡。每天到晚上收工的时候，农民从山坡上下来，背上会背着一捆很重的庄稼或者稻草，后背压得很弯很弯，很有画面感。看到中国农民那种勤劳、吃苦、忍耐的形象，印象特别深，这就是后来选入课本的《夏感》的灵感来源，《夏感》完全是我童年生活的写照。你可以想象，打麦子时候的麦场，小男孩跟着碌碡翻跟头，钻到麦垛里面捉迷藏，那个麦香味沁人心脾，久久挥之不去。半夜起来听见外面有声响，大人就赶紧把窗户纸扒一扒，看看外面下雨了没有，因为麦子还晾在场里呢。

八岁之后，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随父母亲迁到了太原。如果说霍州留下了我儿时的天真烂漫，那么太原记录的则是我的成长历程。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注意对孩子的教育，很注意传统文化修养的培养，《千家诗》《古文观止》，都让我开始学、开始背，包括《滕王阁序》那么深的东西，那时候就开始学。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李光英，是一个老先生。他家的藏书是用檀木箱子装的，摞了一面墙那么高。老先生字写得非常好，也很多才多艺。他教书的时候，比如在黑板上写杜甫的“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可以不拿课本，写完之后还会在诗句的后面画一幅画——画一个长袍大褂的杜甫、篱笆墙和一堆麻雀，这种有意思的授课方式让学生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文学艺术是一种形象思维，它能给你一种形象。所以我感觉到，我在中学时的教育里面就懂得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后来我长大了，才懂了有一句名言叫“兴趣是学生的第一老师”，首先你得让他有兴趣。

我喜欢历史课，后来有一次上历史课，讲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书上印了一张照片，我就仔细看那个字。那个字很小很小，所谓“蝇头小楷”，比蝇头还小，但是我看到毛泽东的那个开头，写得非常好，“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一个中学生其实与政治是离得很远的，但我却很喜欢研究这种文字——原来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呀，这么好玩又很好读。所以我就回到家里面翻看父亲的《毛泽东选集》，看完以后居然就开始喜欢上了政治，应该说我读“毛选”，读政治，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后来我在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叫《走近政治》，意思就是让大家要走近政治，不要认为政治很可怕、很遥远、很陌生，事实上政治是很美丽的，就是看你怎么阐述它。

打点行囊，走上人大求学之路

1964 年我 17 岁，终于打点起行装，开始了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习岁月。进了人民大学后，感受的都是政治氛围，学的是政治和党的历史，勤劳与俭朴的革命精神。我觉得中国人民大学给我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一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

当时学校的校长是吴玉章，我们的革命老前辈，吴老的作风是很朴素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吴老和学生照相，坐一排，他坐在中间，后面站着的学生低头一看，居然发现吴老的肩膀上补了一块补丁。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领导的衣服上会有一块补丁，但吴老就是这样的作风。在人民大学处处能够看到这种非常小但是很普遍的事情。还有后来的党委书记郭影秋，才华横溢，写诗、写词，写历史著作、研究明史和《李定国纪年》，写政治理论著作。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遇到国家大事，人民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从宿舍出来，在操场上游行庆祝，这个时候郭影秋出来给大家即兴讲话，讲国际形势，讲它的意义，讲我们同学应该发奋图强，为国家不懈奋斗之类的话语。“报国之心不可无有，治学之志不可稍怠”是我在人大学习后形成的一句座右铭，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我日后在挫折和困顿面前仍能保持一种淡泊、一种平静。

内蒙古生活，“从来豪气看西北”

1968 年 12 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内蒙古只有四万人口的临河县。内蒙古的冬天很冷，冰天雪地。最有意思的是让我给大家看房子，踩点。县里派了一辆破吉普车，领我上去的那个司机说到了，我说这个地方没有房子呀！他让我仔细看，因为内蒙古的房子全是泥房子，就在沙窝子里头的那种小房子，冬天一片黄沙，土房子和黄沙根本分不清，房子很矮，没有院墙，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因为是在河套平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担土，拿一根棍子挑两个筐子，把土铲起来把地垫平，因为排水灌溉要求地必须平。冬天没事就挑土，漫天灰尘，妇女们就拿一块纱把头裹住，然后穿一个大羊皮袄，就干这些工作。那个时候要说痛快也痛快了一年，骑马、放马的时候跟野小子们一块儿，豆子熟了之后采点回来煮着吃。我们和农民兄弟关系很好，房东老大爷病了我们会帮他到医院，他很高兴，最后杀了一只羊感谢我们。那时候懂得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大自然会给你好多的熏陶，比如内蒙古的那种风沙之苦，同样会有一种豪气，我后来讲“从来豪气看西北”就是“大漠孤烟直”那种感觉，这种东西在江南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时间我一直都没有间断过读书。在农村的一家土灶台上拉风箱的时候，灶台上有一本撕掉了几页的书，就是陈望道先生写的《修辞学发凡》，这是我最得益的一本书。陈望道很不得了，《修辞学发凡》我看了以后真是如醉如痴，我觉得文字弄了半天还有这么多规律。应该说我现在给学生讲东西的时候，经常用到这本书里面的东西，我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读过这个东西。有一次一个搞写作的杂志采访我，我说如果有一点点成绩的话，比如新闻和文学这两方面的起点和分水岭，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打个比喻，就像长江、黄河都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一样，我的新闻和文学写作都可以追溯到陈望道这一本书。

山西九年，在“没有新闻的角落”奋力奔跑

1971 年，我进入内蒙古日报社，开始了我的记者生涯。1974 年，我调回山西，成为《光明日报》驻山西记者站的记者。基层记者 4年，中层记者 9 年，高层管理 13 年，再回归到高层采编队伍，我与新闻始终葆有一种牵系。我现在这种工作的态度，这种事业心，我觉得就得益于我在山西当记者那 9 年，它养成了我对人民、对国家的那份感情。我经常会想，我们这些在上面的人、这些城里人、这些拿笔杆子搞宣传的人，要对得起那些默默无闻的，在乡下、在基层、在人们不知道的岗位上工作的人。所以在我的《记者札记：没有新闻的角落》里有一篇写到“为隐者传名，为无名者立传”。

我担任光明日报社驻山西记者站记者期间，由于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山西并不是一个能出新闻的地方，但我还是另辟蹊径，逼着自己去研究发现那些在平凡又平静的生活中读者爱看的和想知道的东西。后来的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杜导正这样评价我说：“能在不大出新闻的地方写出好新闻，就像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打胜仗，这考验着记者的本事。”

而正是这种长期的基层采访，使我总是对那些在穷乡僻壤埋头工作、如黄牛拉犁一般的普通人寄予更多的同情和关注。我曾写过的人物有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的普通教师，有不求名利默默工作的普通工程师，有不顾生命危险植树治沙不止的长辈，还有孤身一人愤然抗争的老者。通过这些采访，我深切地体会到了基层百姓的疾苦，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情绪，这对我以后的为官为文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山西驻站的 9 年，我始终以奔跑的姿态迎接每一天的工作。每到年初，我都会自制一张大工作历贴于墙上，并题这样几个字：“时不待我，我何饶你；孜孜以求，锱铢以计。”我还曾在一则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决不会让我的整块时间，一刀一刀地被人碎割。我倒要用一张网，一张很细的网，将时间之鱼一一捕捉。”

专注基层人物的采写与刻画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正是国家改革的关键时期，全国上下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物，特别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物。从那时到现在，我处理稿子的时候仍然有这种感觉，如果是基层的一篇稿子，我一定非常认真，觉得一定要把它处理好。我写的几篇人物通讯中，现在还有印象，感到很感动的，比如说有《一个养猪专家的故事》。主人公岳安林当时是农村队里一个养猪场的，他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悲剧，本来学习很好，考上了清华大学，就因为他出身不好，富农子弟，他都去报到了又把他退回去，这对人打击非常大。他回去后就发奋读书，学了很多农科方面的知识，还自修了一点外语。他承包了队里一个养猪场之后，一年就翻身了。第二次我又去采访他，写报告文学，在养猪场里跟他一块儿养猪，一起住了七天七夜。很有意思的是，我第二次采访完以后，回来的时候在忻州等火车。那个时候火车不正点，一延误就是几个小时，这段时间就感觉有点浪费，我想索性改改这个稿子。当时正好身上没有笔，那时候的记者口袋里就装一支圆珠笔，经常一不小心就丢了。我又到候车室找了一圈，发现只有窗口卖票的人有一支笔，但是是用线拴住的。我就跑到那个地方，在人家的窗台上，用人家带线的那支笔一直写到火车来了，这么起草的那个稿子。

虽然当时我只是刚调入报社不久的普通记者，但后来我写岳安林的报告文学先后获得了青年文学奖和赵树理文学奖，通讯获得了好新闻奖。岳安林也由一名普通农民破格转为干部。 

在众多的采访对象中，我至今始终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敬重之情，因为我觉得最对不起的一个行当就是教师。比如你去采访一个科技人员，他会有属于自己的科研成果在那里；采访一个工程师，他设计了什么工程也能清晰地看见；采访一个干部，他做出的所有政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教师这个行业，一年四季平平稳稳，敲钟上课，打铃下课，很难出成绩，记者都很难抓到一个点去写。所以直到离开记者岗位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说我最对不起的是教师，想写却写不出来。

有一个城里的教师，在太原五中教书，太原五中是很有名的，现在也仍然是好中学，这个人在我当记者的时候一直没有写出来，后来我把她写成一篇散文了。我到现在仍然记得这个老师姓白，她授课的教案全部是用蓝色钢笔写出来的，到她讲完以后，她会用红笔再写一份，今天讲的体会是什么，学生提了什么问题，几十年如一日。区里面搞展览，大家看了以后很感动，因为这么认真的人真的很少。“文革”的时候她挨批斗腰部受了伤，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快五十岁了，也没有成家，很多孩子都把她当母亲看待。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去采访她的大概前一年，她是数学老师兼班主任，送走了班里面的两个女孩子。这两个女孩都考到北京了，跟她处了三年，感情都特别深，就像母女一样。她们说：“白老师，我们已经毕业了，我们跟家长也商量好了，她们让我们一定认您做母亲。”她想了半天说：“可以吧，既然你们跟你们家长商量了。”这两个孩子特别高兴，回家之后就准备一些小礼品，第二天来看她。这时候她变卦了，说：我觉得没必要，还是不要这样。那两个孩子大哭，问为什么，她说：我想了半天，还是师生感情是最纯洁的，用不着再掺一点什么东西进去。

1987 年 3 月，我正在黄河壶口瀑布现场采访，调我回京的电话由北京打到地区、县里，那时候我就知道自己的记者生涯可能就要结束了。面对滚滚东流的黄河，我感慨道：“我留恋这一段风华岁月，我得感谢历史，感谢机遇，我也满意自己的创造，终于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回忆。”

只求新去处，理性著文章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前期文章主要是为美而写，后期主要是为思想而写。1996 年《觅渡，觅渡，渡何处》的发表，是我在政治散文方面创作的开始，而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也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题材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我在《觅渡》一文中，通过对瞿秋白内在人格、外在功业的剖析，还有才未尽、功未成的悲剧阐释，把他描绘成了一个永远议论不完的话题和一幅永远看不完的名画。之后创作的《大无大有周恩来》、写辛弃疾的《把栏杆拍遍》、写林则徐的《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写李清照的《乱世中的美神》等文章，更是将挖掘人格美，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体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我是文学界出名的“苦吟派”，一直主张“语不惊人死不休，篇无新意不出手”。我有一本散文集就叫《只求新去处》。正是因了这种反复锤炼的“苦”，才带来了其文耐人回味的“甜”。《觅渡》写了 6 年，而写《大无大有周恩来》竟用了 20 年，除了要耐得住这份寂寞，更多的则是我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深切思索与把握。我个人认为，文学与政治，本质上需要的都是社会责任感。

做官为民，忧心为政

说起我为官，曾有这样一件趣事。一次在清华大学演讲，有学生问我：“如果有来生，您选择做什么？”我直接答道：“做官。”台下哄堂大笑。当时我跟学生们讲，我敢于说这个话，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不会有人觉得我是有野心了，我还想要什么官呢？我们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现在人民说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老百姓把他们的公共权利出让出来，推举一些人，让他们去执行这个权力，这样就产生一个政府，一个机构，机构里的工作人员，这个叫官。官的本意，是代为行使老百姓的权利。我们十几亿人，不能你也说，他也说，否则事情就乱了，干不成。一定要有个代表出来，我们现在叫这个代表为公务员，这是很确切的。所以孙中山讲，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你替众人管事。毛泽东讲是为人民服务的，从这个本意上讲，当官是很好的事情，而且当官以后，你才有一个平台，你才有一个权力。在管理者这个平台，应该这么看，它给你提供了文学创作的一个特殊的素质，一个基地。比如我所创作的东西，都是和政治有关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新开始的话，我会选政治，因为政治对社会的改造作用最大、最直接。一个人能够手里有权为老百姓办事，有机会为老百姓服务，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更直截了当。

1993—2000 年，恰逢中国报业改革的关键阶段，我开始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虽然这不是我理想意义上的“官”，却也在风口浪尖上亲历了中国报海的波澜起伏，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范仲淹有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则总结为“忧心为政，真情为文”八字。“欲做官，首先要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官和权从来都是为了给民办事的，要做一个心忧天下，有贡献，有成就，经得起百姓评说的官。忧心从哪里来？一是读圣贤书，包括读共产党的圣贤，读毛选、读邓选、读马恩文选，了解社会规律，以天下为己任；第二是当记者，整天在基层，采访老百姓，发现社会问题，发现社会规律。忧心多了，写文章才能有责任感。”

文人为官，有人评价说我“是那种靠思想靠才气工作的高层官员”。而我却坚持认为，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有“学者的眼”，还要有“将军的胆”，因为按照规律制定出的政策，如果不能扎实实行，那就是书生论道。我把自己的为官风格概括为：微笑服务、铁面管理。“微笑服务，那就是一定要体谅人家的苦处；铁面管理就是依法管理，该处罚一定要处罚。”即使碰到有人说情，我也一律照章办事，“六亲不认”。在报业管理中难免遇到很多是非，作为一个领导者，我在任时和离任后都听到了很多意见甚至指责。对此，我或者耐心解释，或者一笑置之。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过程，要历史地唯物地看问题；作为领导者，从理论上应该有一种把握，要清醒，另外还要有肚量。

结语

我能有今天的些许成就，都离不开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培育和恩师的教诲，正是在人大的这几年，奠定了我一生的基础。未来的人生之路，我仍旧会用赤诚的心，用手中的笔，以报效祖国的不二忠诚，为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皇冠再缀添几分光彩。

梁衡自述，文章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整理汇编

采写 / 孟繁颖

编辑 / 许泽来

设计 / 凯丽麦

排版 / 冉雨洁 张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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