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 | 道德与疾病
1989年，我四十二岁。
这年的7月26日，我因胆总管结石，出现了全身黄疸，皮肤瘙痒小便深红，在医院里从内科转到传染科，从传染科转到外科，又是B超，又是胃镜，折腾到四日，拿着一张黄疸指数31，G·P·T700的单子去住院。由于没有床位，又被送回观察室输液。观察室人声喧哗简直无回身之地，只好拿着药回家。回家后五天滴水未进人已处于半昏迷状态。8月14日，学校用救护车送我到医院，算是住了进去。
昏昏迷迷中的“虚”的感觉如同“轻”是一样的。杨柳轻飚直上重霄九，就这样飘来飘去地过了十天，8月15日进了手术室。在此期间，医院怀疑过是癌，也许在胆管，也许在胰腺，总之人不发烧，麻烦可能比单纯的胆结石大，于是找来家属和校领导谈话，让他们签字。这一切都静悄悄地进行着，我在各种各样的目光注视下，也学会了以别人的目光来怜惜自己，于是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觉得我应该向每一个走近我并稍稍看我一眼的人致谢。
这种感激之情来得很奇怪，一直到今天，我也想不通有什么可感激的，当然也谈不上抱怨。病是自己得的，除了抱怨“命”外，你还能抱怨什么了“昔谓四十二岁为男子之厄年”这句话把一切都说完了。住进医院，也不是说就没有可抱怨的地方，比如床褥的坚硬、饭菜的不可口、服务态度的冷漠等。但这些都是人未住院时就早已司空见惯的事；人在一个可抱怨的环境里一旦生活久了，到你真想抱怨一点什么时油然而生的却是感激之情，因为毕竟还有大夫、护士的照料。当然在这种感激之情后面，也不能排除想尽量给大夫护士们一个好印象，以有利于对自己的治疗这样一种很功利的动机。所以在外表的有礼和温顺后面，也隐藏着对虚弱、对自己毫无道理地用目光向每一个人求助的掩饰。看来在艰难困苦在虚弱和想求助于人的情况下人与人的关系总有特别让人怀念的一面。
也许在道德与疾病之间确有一种因果的联系：一个人自我感觉愈强壮、愈富于成果，也就愈“非道德”；那么反过来，疾病倒往往会从道德上成全一个人让人变得温和、谦恭和富有人情味。尼采说过随着美德的出现，世界最终会变成一所大医院，因为每人都有病，就是没有病的人为了有道德，也必须像有病一样地活着。所以他才歌颂强者，认为道德只是弱者（病者）的自我掩饰。谭嗣同在《仁学》中说，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炀之，目的都在“以愚贫弱死归诸民”，而“愚贫弱死者”也就信从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瞽说”。可我现在确确实实是有了病，而且病得很重，现实逼得我不能不在一种道德的想象中摆脱“愚贫弱死”的巨大阴影；这想象即别人都以怜悯的目光注视着我，而我则报以感激之情。
人并不是因为什么事情真值得庆幸才充满感激，而是因为感激本身是值得庆幸的。“文革”时我们曾高呼过整整一夜的“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并听不见听见的是我们自己；我们在为自己高呼同时也是呼给自己听。记得当时常有人登台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讲了些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是讲本身所遵从并强化的形式惯例、套路（甚至包括语气、手势、表情的高度一律）能使自己获得“与大多数人一样”或“站在大多数人一边”的自我满足。回到现实，也许对我来说，那时值得庆幸的就只有心中的感激之情了。人在受苦受难时倒更多感激、庆幸之情，这也很奇怪。由此想到人性中一定有某种特异的因素正是这种被教育培养起来的因素使你产生感激或仇恨的力量；相对于这种力量而言，利己或利他、好事或坏事则都只是某些派生的、次要的快乐或痛苦，而一个人是感激的还是仇恨的，也并不取决于他经历了什么事、遇到了什么人。
虚弱中睁开蒙胧的睡眼，看护士小姐款款而来，然后就知道了一个“疼”字。确实只是一个“疼”字，一个不再有具体感觉、不再惧怕也无可躲避的“疼”字；与“疼”字相关的，是“打针”二字——而不是比“字”更为实在的什么事情。我曾经想从感觉上把肌肉注射、静脉注射、输液、皮试、抽血、碘过敏试验时的各种“疼法”区分开来，而且在与一位刚动过手术的病友的交谈中，也知道用小刀在手背上划一个口子与用手捏捏肠子一定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疼法”；但后来，我发现这些“疼法”都是不能在记忆中保留下来的，因为没有保留各种“疼法”的词语。毛主席曾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现在来看并不这么简单：你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先得有关于梨子的各种味道的词语，比如酸、甜、酸甜、生涩微麻等等（这先假定了人的味觉能力是一样的，而且假定汉语已有了足够多的传达梨子味道的词语）再说河北鸭梨与安徽砀山梨都叫“梨”但味道一定不一样，你要是碰巧尝了一个不熟的梨子，你怎么能知道你已经知道了梨子的味道？而且谁也不可能尝遍天下所有梨子的味道就是尝遍了，你也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把各种事实上有着区别的味道告诉别人。这不是在抬杠，而是说现有的词语早已暗中限制住了我们的经验范围而我们却不知道，于是才把个别经验上升为一般结论（词语都是一般，如梨子、甜等等），并把这一般结论等同于客观现实的存在甚或某种客观规律。你知道各种各样的“疼”和梨子的各种味道都是现实的，但“现实的”并非指一种纯然客观的现象，而是指人们在主观构拟中对一种“现象”的解释。正是在这样那样的解释中，“现象”才具有了客观现实性。
不知谁说过，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千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上的问题了；如果我只面对两个人，我会竭力把他们区分开来，如果我面对的是一千万人，他们就都只是一个“人”字。
当钢针刺入后我就觉得自己被钉住了，也许同麻药有关，总之是一种从内部通过物质的力量让你固定下来的感觉。什么叫固定？就是可以动而不能动。只有在可以动的前提下，不能动才有了意义。康德给“痛苦”下的定义就是“被迫移动位置”可见位置之重要。位置是通过物质力量固定下来的空间关系。
一位研究国学的朋友告诉我，无论怎么恢复传统文化，原来意义上的“国学大师”已再也不可能出现，因为现在的孩子必须在学校里接受教育，而学校是把“话”作为传授知识的工具来加以运用的，牟宗三先生所谓的那种“经验层”、“知识层”的学问，已经与人能否毕业、能否取得学位、能否找到工作密不可分。就此而言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的时间序列，而有关这一时间的观念全是西方人用他们的话语在“经验层”、“组织层”上组织起来的，你要“走向世界”，你要实现现代化，就必得先把这一套知识体系作为全人类共有的知识的目标、规约、价值观和解释框架接受下来。
如果说小时候的“听话”是让你自觉到心中有“话”而这“话＂说的是什么并不必在意的话，那么上学后的“听话＂就是“听讲”，老师的“话”取代了当下自觉的心中之“话”成了你必须接受、必须理解的知识和技能。记得上初中时，课堂上偷看小说已成习惯，除数学外其余的课我大多不听，因为“话”在书上课后一看便知。数学的“话”有些特别，如根号之类，确属“从所未闻”，且无法“直下自觉，于是只好仔细去听。所以西方哲学在“科学”外衣（洋枪洋炮的武装）下一旦输入中国，中国的传统哲学包括比较纯粹的有关真心诚意的道德指教便不堪一击。我的数学一直学不好，老师曾帮我查找过原因，最后的结论是课堂上不用心听讲。其实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只在上数学课时才用心听讲。
可见一个人并非想听什么就能听到什么，而且也并非听到了什么就能明白什么。人的听力记忆力都是被造就的。商品经济越发达，人们就会越发现我们的“需要”这样一种能力越得不到满足，因为这种能力本身就是被不断发达着的商品经济造就的。商品经济越发达，我们的需要也就越无止境。我们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就是这样被我们想改变它的努力造就的。人生的一切奋斗不过作茧自缚，想到这里，又不能不忆起东方圣人的教诲。
当然，人也不是始终在听一切声音、在记一切事情，而是只听、只记那些他能听到能记住的事。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听力、记忆力已被造就，意识到自己其实只能听到并记住某类事？当人意识到这一点时，从哲学上讲叫有了自我意识意识到自己已被造就；作为一种经验事：实说明你已然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这世界是由概念之网编织而成的，无论你听到了什么或想记住什么都只有先纳入这概念之网才可理解，也正是这概念之网，才使你完成了从“听话”到“把话听成是”的转折。这时“听话”之“听”的“善良意志”其实已大可怀疑。
当“听话”之“话”取代了“听话”之“听”，当“听话”之“话＂已被禁锢在僵化了的经验层、知识层的概念之网之中，当你发现就连“走出”的意识也受着话语的支配时，儿时的声音——那种因其无话而只能聆听的声音是否还能在岁月的尘埃中若隐若现呢？
那天当我躺在手术台上时，真想有人能放音乐。但这是太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了。其实从我住进医院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的一切必须有理性，而有理性的惟一标准是“常人”，不合乎“常人”的标准，也就等于不合乎理性。但理性是怎么“弄”出一个“常人”，而且让我们都知道什么才是“常人”的“常理”的呢？大夫有大夫们心中的“常人”，护士和勤杂人员也有他们的常人”，然后就是患者和照料他们的家人，谁都知道自己的“常人”该是什么样子；所有的“常人”合在一起，使医院有了只属于医院自己的“软件”，它比那些器械、药品、手术刀和白大褂更像“医院＂。当大夫、护士、患者走出医院，回到家中，或到机关、到商店时，在那里又有只属于那里的“常人”等着他们去效仿甚至不必效仿就已扮演着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的“常人”。这一所医院和别的医院、中医院和西医院、中国的医院和外国的医院，共同的东西是怎么成为“共同的东西”的？实践总是很具体、很现实的操作活动，问题只在于这种操作的程序与规则是何以作为知识系统而被人作为常理”接受了下来？
实践所遵从并形成的恰恰是惯例或习惯。
不是说通过实践建立起了一套习惯，而是说实践本身就有习惯；实践所遵从的习惯也就是意识自身的习惯，因为实践是有意识的活动。所谓合乎理性，也就是合乎意识自身的习惯。
意识的习惯与语言的习惯比如话语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关系？
看来哲学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要有哲学，先得把精神与自然对象区分开来；然后再把精神与思维区分开来，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做了这件工作；接下来是思维的内容与思维的形式的区分，这形式必须是先天的，康德把问题追到了这一步，后来的哲学家便在思维的先天形式上做文章，于是有了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再下来，从黑格尔概念系统中走出来，让生活世界中的日常话语成为概念系统的意义起源，这是胡塞尔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步跨过这一步也才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哲学。胡塞尔之后，涉及到的就是日常话语与存在问题，日常话语的结构问题，日常话语的逻辑本性问题，日常话语在交往中所建立起的道德统一性问题还有理解与解释问题、修辞与隐喻问题、叙事之“叙”与“事”的关系问题等等等等。
然而此刻想这些问题是否有些可笑呢？正在这时，谁匆匆进来，一言不发，拿起刀就把我切开了。
本文来源于《沉默的视野》，陈家琪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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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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