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风雨中的清北毕业生
最终还是轮到了姜珊。
7月底的一天，早上起床洗漱时，姜珊接到了直系领导打来的电话。对方让她尽快赶到公司，领导和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在会议室等她。
整个通知裁员的过程二十分钟左右。谈好赔偿条件、修整合同后，姜珊在合约上签了字。出了会议室，她在工位上坐了一会儿。今年6月，加入北京这家机构之后，姜珊还没正式上过一节课，就要删除电脑里的个人资料，把工作电脑归还给公司，然后离职。
突然被要求离职，起因是姜珊所置身的教培行业风向突变。
7月7日，“双减”政策发布，受此影响，国内教培行业原本野蛮生长的势头骤然调转方向，开始走下坡路。在外部世界，这场风雨从媒体报道之中有迹可循。7月8日，媒体报道高途总部下达了裁员指标，宣布计划在8月1日前关闭全国13个地方中心，只留下郑州、武汉、成都3个辅导老师中心。这些待关闭的地方中心，每个单位平均有上千人等待被解散，有上万人会因此离职。9月，媒体报道称，俞敏洪在新东方高管会议上宣布，秋季课程结束后将停止小学和初中学科业务线下招生，各个城市逐步关闭教学点。这个秋天，整个行业攀升的势头被外力打破。
在姜珊之前，公司的裁员进程已经持续近一个月。到了公司，姜珊和其他尚在岗的同事最常做的事，就是预测下一个被约谈裁员的人会是谁。一个月来，姜珊睡眠质量急速下降，失眠的时候，她常想自己会有“怎样的结局”。这是她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踏入的第一个领域，201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她就进入了教培机构工作，先后在广州、上海工作过，线上、线下的课程都过。原本，她计划在这个行业工作20年。“双减”到来后，行业人才需求量大幅缩减，姜珊感受到强烈的悲伤感，有时晚上睡不着，还会想到“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来”。
对于行业的变故和突然失业的现实，姜珊本能涌起来的情绪不是意外、不是愤怒，她只觉得荒诞。同时她也困惑：如果老师们都被辞退了，这些孩子要到哪里去补习功课呢？
北大硕士毕业生林玲，毕业后在北京一家教培机构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在直面变故前期，她入职的教培机构曾努力稳定军心。领导每隔一天就会把新入职的清北、国外名校的毕业生召集起来开会，给大家打气，宣称不管政策会多严厉，公司做好了万全准备，并借口线上教育躲避打压的成本相对较低、当时政策日后落地情况不明朗等，鼓励毕业生们“坚定地做下去”。
林玲还是每天照常上班。但接下去，事态发展逐渐显现出和公司描述相悖的迹象。一天她见一位同事的座位空着，一问才知道对方已经接受了补偿的条件，离开了。这位同事在初中部负责教研工作，对形势保持乐观，还劝说过林玲要调整好心态。林玲发现，身旁工位的同事，陆续被裁员离开。很快，那位同事所在的初中语文教研组由30多人缩减至5、6人。
到7月下旬，政策更为明朗，明确划定了不允许开设义务教育阶段科目课程的规定。与此同时，林玲留意到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率领有关校外培训机构联合发出的倡议，倡议中提及“正确认识校外培训定位，加快转型成为有益补充”，林玲供职的机构也在其中署名。这让她意识到，整个行业或许将迎来大变样。
至于会如何变化，没有人能说清楚。最开始的变化是：公司不需要那么多教师了，裁员和劝退一点点展开。在公司里，一部分同事始终不愿意主动离职。林玲听说，公司下发了降薪、调岗通知：要求不愿主动离职的员工重新面试新的岗位，面试通过才能留下入职。
整个公司被惶恐的情绪笼罩。林玲对于能长久、稳定地从事这一行业不再充满信心。她托朋友向北京市人社局咨询：如果现在从教培行业离职，还能否保有应届生的身份？得到的回复是：只要还未缴纳社会保险，应届生身份就不算失效。
犹豫之中，林玲收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发来的提醒：“本月月底即将为新入职的同事缴纳社保，如果你明天再不提交辞呈，就晚了。”7月29日，林玲和同为应届生的同事们集体提出了离职，公司没有阻拦。
这里曾是沃土
其实，教培行业一开始并非林玲就业首选。想法之所以慢慢转变，和毕业求职过程中，其他可能性被一点点排除有关。
在进入北大校园攻读新闻系硕士之初，林玲计划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继续攻读博士。为此，她每个假期积极参与导师的项目。不过这个过程中，她发现自己的学术热情其实没有比其他同学多几分。临毕业开始找工作之前，林玲的导师找到她，建议她不要考虑走读博的路，导师对林玲分析：如果不享受做学问的过程，读博将会很辛苦。回想起过往假期参加项目的感受，林玲接受了导师的建议。
从2020年的秋招到2021年的春招，林玲朝银行、金融机构、房地产以及国企、央企和事业单位投递了近300简历，收到十几份面试邀约。一开始，清北硕士毕业生的身份给了她自信。但参加数十次无领导小组面试后，她发现一同面试的组员中，常常有近一半人是从常青藤联盟的名校毕业后回国的留学生。小组面试的中选率常常是10进1，在这样的压力下，面试者总是抢着发言。林玲插不上话，觉得自己“就像个傻子一样”。那时她想，自己或许不擅长竞争。
跑秋招时，朋友跟她说，自己应聘一家教培机构时，在试讲环节被淘汰。竞争激烈。
林玲也往这家公司投了一则15分钟的试讲视频。结果，这家公司的HR没过几天就给自己打来了电话，开出底薪每年60万元的待遇。一开始，林玲担心工作强度太大，委婉拒绝。但拒绝之后，每个月对方都会给林玲打一个电话，保持联系，有时也劝说她参加当月的面试和试讲。
去年4月，林玲答应了对方的建议，应聘并入职了这家热情邀请、等待她的机构。教培行业接住了林玲，也接住了许多和她一样临时改变就业方向的年轻人。
到教培机构上班的第一天，公司董事长召集新教师们开早会。会上，领导对新来的教师们说：全国只有3%的人能够读清华北大或者更好的学校，你们是高考选出来的少数人。但光环也束缚人，很多人出了校园，依然普通。林玲坐在演讲台下，听到领导讲：“我希望你们一生勇敢，不负聪明。”这句话激起了林玲的勇气，也在毕业季末尾驱散了她的挫败感。
同一场早会、同一句话，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系的硕士方宇有不同感受。他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像“纳斯达克敲钟时的语音播报”，无法激起他的认同感。此前，方宇从近40位求职者中脱颖而出，拿到进入这家教培机构精英团队的入场券。
当时迅速扩张的教培行业，拥有足够的财富和机会吸引年轻人。公司在吸纳方宇这批新教师时，“底薪一年60万”的承诺，写进了许多高学历毕业生的合同里。这是个资源和机会野蛮生长的行业，此前，方宇对此有所耳闻。他听说过有同校师姐加入教培行业之后，每周工作两天，月工资能达到5万元。他感到羡慕，主修新闻的他知道，对于和他一样文科生来说，鲜少有人能在毕业时拿到这一薪酬。
北京师范大学发布的《2020年在线学习服务师(辅导老师)新职业群体调研报告》显示，2020年，仅K12头部十余家在线教育机构辅导老师的数量已接近10万。野蛮生长的教培行业，被众多应届毕业生纳入就业去向考虑范围。
人才的涌入，意味着行业里生出了激烈的就业竞争。面试时，方宇发现同组的竞争对手有约半数毕业于牛津、剑桥、哥伦比亚等国际名校。许多清北毕业生也加入竞聘，他们的学校成为他们通过简历筛选的有利条件，一部分北师大与北外的毕业生也能凭借语言学科的优势通过初筛。在这种情况下，竞聘者谁也不能保证单纯的高学历可以成为一劳永逸的敲门砖。
入职前，方宇参加了一场直播面试。一个业界很有名气的语文老师直接告诉方宇：“我觉得你特别有潜力，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行业。”方宇反思，这句话像一朵小学老师发给孩子的小红花，让他无限愉悦。他羡慕业内一位叫马一鸣的明星教师，在这位老师的微博上，总有粉丝学员给他刷评论、点赞，俗称“应援”。当时，他生出了有关从事这个职业的具体理想：成为学生心中的“网红”，享受那种即时的成就感。
在方宇和林玲所在的公司，一堂试听课时长70-90分钟。主讲老师首先需要在10分钟之内吸引到学生的注意力；讲完正课后，老师还要花30分钟推销课程。机构评定一堂试听课的优劣，主要依据的是课后的报课人数。
讲课是老师们一次无法NG的展示。在培训末尾，终极面试前，林玲制作了一份150页的PPT，从早上做到晚上11点。随后，她在家中对着镜子讲PPT到凌晨两点，早上8点提前到公司继续练习。上台前，她练习了约50次。
林玲摸到一个思路——或许在教培行业里，教师本身也是产品，卖点就是以学生喜欢的方式授课。为此，在成为名师之前，每位老师要打造“人设”来吸引学生。
林玲把从小到大的照片集拿出来翻看，一张古装写真照给了她灵感——古装风的人设既显得时尚，也能体现自己洒脱豪迈的性格。她给自己ps出一张图，又结合“北大学霸”、“女军人”、“新手妈妈”的标签，给自己取名为“百变小红”。
屏幕里，她一身红衣，头发被高高束起，是位女侠。借此，她把讲课的内容包装为“教大家新的武功秘诀”，包括“童子功”（字词等基础知识）、“降龙十八掌”（十八种题型的解题要义）等。
图 | 林玲的PPT页面
树立人设之后，新手老师们正式进入市场等待拣选。
为了快速理解高考语文的出题思路以便教给学生，方宇每天刷一套《天利38套》中的高考真题，得分在120分上下浮动。
他高考时语文得了130分，眼下，他愁的是能否让学生达到自己十年前的高考分数。
入行初期，姜珊也怀疑过自己是否能得到市场的认可。面对推销课程的任务，她显得退缩，拉不下脸来推销。
在线下任教的第一年，一个听过姜珊10节课的小学生没等她给家长打电话推销课程，主动跟父母讲：这个老师的课非常好，我还要上她的课。姜珊听说后，感受到久违的认可。
风停之后
7月份，方宇还是决定放弃在教培机构入职语文教师岗位的机会。这和方宇入职培训前的一次考试有关。
那场考试是他入职培训的最后一关，用一道分值为60的作文题收尾：以“如何为自己画好像”为主题，给即将入学的高一新生写一封信。要求写出：“我是怎样的人”、“我想过怎样的生活”、“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
这几个问题让方宇不由得走神。
他放下笔，发呆了将近十分钟。坐在北京这家知名线上教培机构的办公大楼里，完成这篇作文，方宇就可以结束为期三个月的实习期，成为这家机构里一名正式的语文辅导教师，也正式成为教培机构对外标榜的“清北背景名师”。
“我是怎样的人？” 他开始读内容提示。
紧接着。
“在这里教书，是我想要的生活吗？”他的思绪跑远了。
考试结束后，“双减”政策发布前几天，他收到一家媒体的入职邀请，因此改了主意，到那家媒体就职。方宇前脚刚走，行业的变故就悄然而至。
图 | 方宇在下班路上拍摄的风景
从7月中旬到8月底，一个半月间，和方宇同期加入公司、参加培训的20名同事陆续离开。培训伙伴的微信群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发起吃散伙饭的邀请。
方宇参加了几次散伙饭。这些身不由己离开教培行业的年轻人中，不乏有人原本对教育事业有抱负的，遭裁员后失意不已。有一次，方宇听着一个被裁员的前同事在席间说起未竟的教育理想，说着说着，对方情绪崩溃大哭起来。
与在公办学校任教不同，选择进入教培机构任教的清北毕业生们，不得不面对用教育换取金钱是否适当适量的质疑。原本，教育和通过教育获取酬劳这件事是一个复杂话题。在教培行业野蛮生长之初，这个话题被暂且搁置。势头戛然而止之后，他们正面遭遇了一些外界质疑。
八月，林玲去北京城区一家公立学校面试小学老师。一位主任模样的老员工用质问的语气，问这些从教培行业转行而来的年轻人：“我看有的媒体说本科生毕业拿到60万年薪，你们真的觉得自己值60万啊？教育，怎么能谈钱？”林玲不知道如何辩解，她跟着对方到办公室谈薪资，对方开出一个月一万元的待遇。
事后林玲了解到，许多和她一同参加面试的前同事，在面试结束后选择离开北京，到江浙沪地区做公立学校老师。和自己的丈夫商量后，林玲决定把家安在北京，便找了份行政人员的工作，在一所高校入了职。
每次谈起教培行业的话题，林玲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甘。
离职那天，她走出大楼，哭了一场，发了条朋友圈：“告别像失恋一样难过，好不容易找到了喜欢又契合的对象，但被强行拆散，任你再喜欢也是徒劳。”那三个多月，她好像刚找到理想的职业生涯，但又很快失去了它。
编辑 | 温丽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