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香港的地下通道里
10月27，香港赛马日。傍晚，一辆辆载着名贵马匹的箱式货车，陆续开往香港跑马地赛马场，准备迎接夜晚持续四个小时的赌马狂欢。
跑马地赛马场是香港第一个赛马场，位列全球最先进的赛马场之一，可容纳35000名观众同时观看比赛。它位于香港岛的中心位置，又名快活谷马场，马场包围在高楼大厦之中，夜色璀璨，景色迷人，是很多当地人夜晚观看马赛的首选。
场内骏马奔腾，英姿飒爽，场外万人喝彩，声势响彻夜空。然而，赛马场下方则上演着另一番“人生戏码”。来自全球各地的流浪者，聚集在这个大概150米长的地下道里，他们安家在此，生活被折叠在这个繁华都市的狭长空间。
无论跑马场内多么喧哗，声音都能被地下道上方厚重的水泥天花板隔绝，仿佛是互不干扰两重世界。
地下道打头的一户是娜琳家，她是泰国人，家有“开放式客厅”。一个陈旧而干净的蓝色沙发，一张白色矮方桌，一把折叠椅，它们紧贴着地道西侧墙壁依次摆放。最令人瞩目的是，白色矮方桌上有只花瓶，里面插着新鲜的玫瑰花。
“开放式客厅”对面立着一台冰箱，因为没有外接电源，一直没法用，成了装饰品。客厅隔壁，是一个用木板围成约3平方米的“小院子”，爱干净的娜琳特意安了一扇30公分高的小铁门，在门口铺一块布当作地垫，进院要脱鞋。
与地下道里的其他流浪者相比，娜琳生活最讲究，家当最为齐全，布置也最亮眼。每每有人经过，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她不像是在流浪，而是在认真生活。
初次见到娜琳，她正坐在沙发上乘凉，看上去五十岁左右，身穿咖啡色短袖上衣，白色短裤，露出又黑又细的腿。看我走进地下道，娜琳向我微笑，眼角的鱼尾纹略显沧桑，她用带口音的粤语和我打招呼。
我夸她绿植养得好，家里很干净，真会过日子。她回：“我经常打扫，不希望影响到路过这里的行人。”
八年前，娜琳带着儿子从泰国来到香港谋生。她做过按摩师和保洁员，因为收入不稳定，付不起每月四五千的超高房租，母子俩早早成了“马场地道”的住户。一年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她任职的酒店几乎没了生意，老板大裁员，娜琳失业了。
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包容性很强，但竞争压力也很大。她每天都去找工作，因为年龄大，没什么学历，广东话说得不太流利，英语也很一般，于是一次次吃闭门羹。她儿子20出头，同样没有固定工作。我见过他一次，戴副眼镜，斯斯文文的，骑着一辆山地车在地下道里穿行。
目前母子二人的生活来源，一部分要依靠慈善机构。香港有很多慈善机构，大多是宗教组织设立的，也有私人创办的，慈善机构用筹募来的资金建流浪者之家，但位置有限。所以他们经常定期到流浪者聚集点，派发食物和生活用品。
失业后的娜琳依然在地下道里积极生活。她每天会长时间待在地下道，为儿子准备一日三餐。她身后一米高的柜子里，整齐码放着果汁、咖啡和调料，还有五颜六色的干面条团。炉灶和炒锅架在长桌上，她常常用锅煮面条，再炒个青豆火腿肠。
这些食物有的是慈善机构免费派发的，有的是她儿子打零工挣钱买的。
住在娜琳旁边的邻居很神秘，我从未见过她。她用白色纸板圈了个院子，黑色蕾丝内衣晾晒在院子里，每次经过那里，我总在想，内衣会不会诱发流浪汉侵犯主人。但娜琳告诉我，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生活地下道里人，他们互不打扰，也互不关心他人。这不算冷漠，他们为了应对自己的生活，就已经花光所有力气。
“至少生活在这里很自由。”白发苍苍的印度老婆婆对我说，她走路略微弓腰驼背，说英语丝毫不带印度口音。她一边把五六个盛满水的塑料桶摆放整齐，一边告诉我，这是她从跑马地外的公共卫生间里接来的水。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来来回回好几趟，她看上去已精疲力尽。
印度婆婆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已经忘记哪年来的，也不愿透露此前的经历，又是怎么成为流浪者的。在地下道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如果对方第一次不愿说，那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印度西部是10月底过印度新年，共持续5天。白天，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地的单身男子，会到距离地下道50米的印度锡克庙吃免费的餐食。锡克庙的免费餐食所有人都可以吃。夜晚，他们到锡克庙参加庆祝活动，载歌载舞。结束后，他们回到地下道，撑开各自的旅行帐篷，钻进去睡觉。
那天我碰见印度婆婆，祝她新年快乐。她笑着说，有钱天天是新年，没钱新年和自己也无关。那几天锡克庙举办活动，印度婆婆一次也没参加。
几年前，我从内地来香港工作，赛马场地下道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不赛马的时候，跑马场是个运动场，可以跑步，踢足球场，打曲棍球。下了班，我常途径地下道，到跑马场上跑步，因此经常会与住在这里的流浪者们交流。
“马场地道”的设计初心，是为了在喧闹的赛马日分流观众，并不是为了行人通行。除了每周三的赛马日，平时少有行人路过。这恰好为流浪者提供了在此安营扎寨的有利条件，此地常年居住着不同国籍的流浪者，是香港露宿圈中小有名气的“联合国村”。
这里并非是个无人监管的安乐窝。香港警察会不定时到访此地，抽查流浪者的身份证明，证件合法且没有窝藏违禁品，就可以继续居住。前提是，要自觉靠西侧安家，面积大约占据地道的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约有一米二宽，足够行人通过。
每逢酷暑、冬天或是台风天，特区政府都会开放社区中心，让流浪者留宿。但一年中这样的日子为数不多，他们去过几次便不愿再去，仿佛地下道才是他们长久的归宿。而且一旦离开，他们的领地很可能会被其他流浪者占领。
“公园地道”紧邻“马场地道”，与其平行。比起“马场地道”，它行人太多，而且长度相对较短，很少有流浪汉在这住。越南仔是唯一常年盘踞在此的流浪汉。
10月13日，台风“圆规”逼近广东沿海一带，香港天文台挂出代表风力第二大的8号风球，全港停工停学。户外狂风暴雨，地道内也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雨水滴落在越南仔的床垫旁，他毫不在意，依旧坐在床垫上，目视过往行人。
因为他是地道的老住户，很多人都关注他。我拿出苹果和八宝粥递给他，他极不耐烦地摆摆手：“不要打扰我，把你的东西拿走。”我试图了解他的意愿就这么被拒绝，之后再也没能走进他。
2020年以前，越南仔“物料丰厚”，家当有沙发、床垫、锅碗瓢盆和鞋架，他喜欢用衣架把十来件衣服和毛巾挂起来。去年年初，越南仔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他的衣服和家当依然在。不明所以的行人和志愿者，在他床铺上摆了口罩，送他崭新的棉被，甚至还有盒饭。
然而越南仔迟迟未现身。时间久了，他的家当每天都在减少，鞋架和衣服不翼而飞，炊具和餐具也不见了踪影。有一天他突然出现，脑袋上包扎着绷带，而他的家当只剩沙发和床垫。
没人知道他消失的这段时间经历了什么，除了陈老伯。“他是被印度人揍了”，年过七旬的陈老伯神秘兮兮地告诉我。陈老伯是缅甸人，生活以规律和节俭著称。一年多以前，陈老伯从位于上水的北区公园，搬到25公里外的马场地道生活，每天早晨5起床，晚上8点睡觉。
跑马地一带物价偏高，剪发、自助洗衣房等都相对较贵。于是，陈伯每天用八达通老年卡花两块钱坐公交车，到25公里外的上水北区公园。他在那里洗漱、做饭、洗衣服，做好饭再带回马场地道吃。
上水北区公园属于新界地区，靠近深圳，但无他容身之地。他骨子里认为，马场地道才是他的家，“因为这里白天可以睡觉，没人管”。不睡觉时，他常捧着书看，从佛经到禅学，吸引过往行人的目光。这些书大部分是宗教团体免费送的，有时他也看免费派发的报纸。
陈伯生于缅甸，儿时父亲离家出走，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青年时他辗转于昆明和瑞丽，曾在昆明蹲过监牢，1974年他回到缅甸寻找父亲，又因偷渡被关进仰光的监狱。1988年被释放后，他回到昆明短暂工作了几年，1991年来到香港，靠打零工生活，直到无法做任何体力工作。
老人家强调，他谈过两个女朋友，都是原来在超市工作时候的同事。“为啥分手？”“她们嫌弃我流浪街头。”他从不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目前他的生活并不算特别贫困，每月能领3800块生果金过活，花销大概在1500块，还能存点钱。
“地道里会有人偷钱吗？”“钱在银行，偷不走，我前两天新买的鞋子倒是被人偷走了。”
有时，陈伯的话天马行空。我问他是否担心新冠疫情，有没有打疫苗？他说：“没打，我对病毒有自己的认识，那是一种来自外太空的病毒。”最后一次聊天，他偷偷告诉我，香港一直有人盯着他。他说自己是军事奇才，过几年要申请去俄罗斯，在那才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保障流浪汉的生活空间，前提是不能牺牲行人的利益，不能影响通行，还要搞好卫生。地下道也有卫生保障，每周二和周五夜晚，都会有清洁工冲刷地下道的各个入口，另外还有每半年一次的大清洗。
早在两天前，食物环境署和民政事务处贴出清洗地下道的通告：“清洗会沾湿隧道内的所有杂物，请立即清理属于你的物品。”
一条几十米长的水管，由地面伸进地下道，水流开始在墙壁和地面铺展开来，肆意流淌。旁边的政府工作人员，继续劝说常年盘踞在此的流浪者们：拆掉包裹窝棚的帆布、门板和床单等物品，以防沾湿。
陈老伯正仔细折叠刚刚收起的帆布。不远处，阿诚护着自己用纱帐篷、单人床和纸板组成的“安乐窝”。
阿诚45岁，是香港本地人，有正经工作，也有稳定的收入。他是拣货员，每天步行1公里，到湾仔的一家仓库上班。一周开工五天，每天工作约十个小时，月入一万三千港元。
像阿诚这样有工作和收入的香港本地流浪汉，在地下道里比较罕见。他并非是租不起房，而是为了省钱，暂住在这里。
大约一年前，他租住在油麻地约5平方米的劏房，劏房住户密集，他担心病毒传播，索性搬离。搬到“马场地道”生活，他觉得自己拣到了便宜，原先月租3500港元的劏房，不如免费的地下道住着宽敞。除此之外，他每个月还能省下400港元的通勤费。
不久后他将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是他眼前能看到的最大希望。“我排了六年公屋（类似内地的廉租房），还有两年就能轮到了。”他还没谈过女朋友，计划分到18平方米的公屋后（公屋面积大小根据居住人数来定），再谈恋爱，娶妻生子。
阿诚老家在广东罗定，爸妈早年来香港打拼。爸爸是西饼师傅，妈妈是全职家庭主妇，弟弟在香港出生。15岁那年，阿诚从罗定来到香港与爸妈团聚，在香港念书。因为英语跟不上，他从曾经连跳两级的尖子生，落到与大学无缘的下场，早早步入社会。
而他弟弟却很成器，考大学，当老师，结婚生子，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其实也没那么顺利，香港年轻人结婚生子的压力不比内地人小。弟弟有了小孩，生活不堪重负，便带着老婆孩子搬回父母家，住在一套50平方米不到的公屋里。阿诚不愿继续挤在这个七口之家，选择自立门户。
从住公屋到租房，再到住地下道，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沦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每天晚上10点，阿诚总会坐在一把带滚轮的绿色靠背椅上，专心致志地玩手机游戏，直到深夜才睡。次日早晨8点起床后，他会溜达到跑马地浴室洗漱，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去上班。
“你住地下道会担心被同事瞧不起吗？”“不会，同事们的经济状况和居住条件都差不多。”
阿诚透露，当了50年西饼师傅的父亲，有一笔不菲的退休金。“你爸爸这么有钱，还让你睡地下道？”“爸爸的养老钱和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在这里轮候公屋，又不是一辈子待在这。”阿诚强调，他的未来绝不会在地下道，语气十分坚定。
每逢周三赛马日，跑马地热闹沸腾，马场里的赛道上，骑士策马扬鞭。投注站里人头攒动，不同肤色的人群抢着下注，阿诚偶尔充当其中的一员。赌博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对生活还有更多希冀，仅仅是一种社交方式。
“不赌马、不买六合彩，就缺少和同事的共同语言，会被人瞧不起。”今年中秋节，六合彩推出的头奖高达8000万奖金，阿诚兴高采烈地选了幸运数字，像往常一样没能中奖。“头奖真有人中，可惜不是我，就当做慈善咯。”
大清洗过后，除了工作人员带走无人认领的杂物，地下道又恢复了我初见时的模样。每一次大清洗，地下道的“家当”都会消失一些，主人也不知去向，没人会过问。很快，又会搬来其他流浪汉，家当沿着地下道西侧依次排开。
无论地下道住了多少人，始终没有过热闹非凡的氛围，互不打扰是他们共同默认的生活方式。
台风来的那几天，他们一般都不会选择外出，是地下道里人数最多的时候。有手机的流浪汉抱着手机玩，没手机的则睡觉，地下道里会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声音连成一片，撞到头顶上方厚实的水泥天花板，在空旷的地下道里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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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林晓宁
编辑 | 吴 寻